日期：1957-8-8 作者：《江西日报》记者
《江西日报》记者5月31日，在中共江西省委召开的高等学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江西农学院副教授林道铭“慷慨激昂”地说：农学院肃反运动是“打击报复”，糟得很，“错误是主要的。”他并给农学院肃反运动“总结”了十六个字：“肉刑逼供，私设牢狱，侵犯人权，违法乱纪”，并且举出一个“最令人气愤”的“事例”来作为证据。这就是，对当时肃反对象、孕妇吕松坚的斗争，说是“用床板压她的肚子，以致发生流产”的“惨无人道”的事件。接着谌亚远、姚耑旦、罗健立等人，也都集中谈到农学院的肃反运动的“错误”，6月5日，吕松坚更在会上绘声绘色地谈了她被“压”的情况；他们异口同声地全部否定农学院肃反运动的成绩，诬蔑党的肃反政策。
林道铭等人的这一所谓“揭发”，当时确曾在不少人中间引起不满：有些人对农学院领导表示“愤慨”；特别是一些右派分子和对肃反心怀不满的人，更认为有了“口实”，用来作为向党进攻的“依据”。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为了向社会听闻负责，弄清真相，记者特地访问了在江西农学院检查肃反的省委五人小组巡视组的同志及农学院有关人员。现在，让我们把对主要问题的访问结果公诸于读者之前，以正视听。
林道铭等人说：农学院肃反运动中确定对象，是“不调查、不研究、不掌握材料”，完全出于“打击报复”。他们举出的主要事例是肃反运动中对奉德仁、吕松坚有打击报复行为。奉、吕二人说，他们过去曾给农学院办公室主任隋忠提过意见，所以被列为肃反对象；并且斗争过程中所追问的问题，95％是追问他们二人给中央的“控告信”的问题。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打击报复”的“根据”。
事实上，奉德仁只是在反胡风斗争中受到思想批判，并未列为肃反对象。吕松坚是被列为肃反对象的，当时的主要根据是：吕本人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来农学院以后，很快就和当时的反革命重大嫌疑分子××(肃反中查明是中统特务)、姚耑旦、林道铭(肃反中查明是反革命分子)等人来往密切。如当时林道铭经常在群众中散布谣言，说什么“福州被国民党飞机轰炸了，死亡一万多人！”说什么“莲塘有美国飞机丢下的老鼠、蚊子”等，妄图搞得人心惶惶；而吕松坚本人也有参与其间挑拨党群关系的行为。她的这些行动，在肃反开始时，引起了领导和群众的怀疑；加上吕松坚在大连俄专学习时，曾和伪四川省主席杨森的女儿杨学哲、伪中央广播电台广播员黄素华等人关系密切，形成小圈子，杨、黄二人对党的组织、学校领导经常表示不满，学校团的组织对吕进行了教育(吕是共青团员)，并为了帮助杨、黄二人改正错误，曾要吕了解她们的思想情况，以便及时帮助教育。吕不但不执行团组织的委托，反而把这事向杨、黄夸大，引起二人更加对组织不满。这些，就是农学院党委当时对吕怀疑并确定吕松坚为肃反对象的根据。在当时，这个根据是有力的。
奉德仁、吕松坚所“指控”的隋忠，农学院肃反时，他已去中共中央第五中级党校学习，根本没有参加农学院的肃反运动；同时，也没有任何材料证明隋忠在离开以后对农学院肃反运动提过什么意见。因此，所谓隋忠“打击报复”是毫无根据的。此外，根据原会议记录与参加会的同志证明，会上所追问的，并不是他们为什么给中央写信的问题，而是只追问过几次吕松坚所说的：“陆世英入团是因为向组织上反映了我们向中央写信的问题，才被拉进团。”这句话的动机何在。所谓95％是追问写控告信的问题，也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林道铭提出所谓“用床板压孕妇肚子以致流产”事件以后，吕松坚更渲染了当时的“情景”，说她由于被斗争，引起“先兆流产”的现象而住院，“没有病愈学校就强接她回来继续斗争”；“斗争时好几次晕倒在地上，而且呕吐了一地”。
右派分子们总想一手遮尽天下人的耳目，用“哀痛”的语言和声调骗取人们的同情。但是，他们是那么不幸，事实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百般揉搓而变质。我们在农学院亲眼看到了那个所谓被床板压了而“流产”了的孩子，现在已经一周岁零四个月了。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卡嘉”，长得很健壮，已经会走路了；而说她早已被床板压下流产了的那个林道铭，还常常买糖给她吃。
吕松坚患有习惯性流产症，不碰她都很容易流产，在肃反以前她曾经流产了两次；但是，在肃反运动中所怀的这个孩子，却并没有流产，是足月生下来的。农学院在肃反期间对她的身体的照顾，是可以想见的。那么，床板是否被用来压她的肚子呢？当时和吕松坚同房住宿的傅圣英、徐纯嘏两同志说：当时睡的是地铺，房子里根本没有床板。吕松坚在7月4日介绍情况时也说：当时她支帐子用的是床架，为了把帐子支好，她曾要了一块石头压在床架子上；而被责骂的肃反积极分子、共青团员张淑媛，也确实从吕的床架上拿走了石头，目的是防备万一。既然当时没有木板，那么所谓用床板压孕妇肚子的事实，难道会发生吗？在7月17日的座谈会上，吕松坚自己也承认这个“事实”是无中生有的。此外，这些右派分子们还硬拉出谌亚英讲师作为这一“事件”的见证人，谌亚英讲师在7月6日四所高等学校反击右派分子的大会上作了公开驳斥。她说：这是他们“苦心孤诣、精心设计的圈套”。她说：“当时都是睡地铺，房内根本没有床板，这是同房的同志们都记得很清楚的，‘把床板压到肚子上’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至于床架子倒了压着吕松坚的肚子的问题，我不晓得这件事，更没有跑去把床扶起的事了。”她还说：“5月29日，谌亚远先生要我到他房里坐坐，奉德仁先生也来了，话题转到整风快报上，奉德仁说，吕松坚先生说到张淑媛故意把床板压在吕松坚肚子一事时，提到共产党员涂序华狠狠地说，‘压到你的肚子就压到你的肚子嘛！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一句话漏掉了，是有意识地没有发表出来。这时奉德仁有意识地问我，‘谌先生，那天晚上你也参加听了，是不是有这件事？’我回答说：‘吕松坚先生那天晚上是这样说的。’奉德仁当时问的是吕松坚在座谈会上是否说了这句话，我回答说吕松坚是讲了这句话，并不等于证明她那天说的这番话是真实，也决不等于证明床板倒过，也不等于我扶过床板，更不等于证明涂序华这样骂过她。……却想不到吕松坚在后来的发言中凭空添上了我作了一个‘证人’，奉德仁先生更进一步渲染说成在工会主席谌亚远的房子里‘对证了这件事。’”(谌亚英讲师的话见7月9日本报)罗健立在揭露这一右派集团的内幕时，也说这是他们第二次秘密会议中集体捏造出来的。(见7月27日本报一、二版)既然没有这回事，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林道铭在布置时说：“只有这样说才有力量。”
妇幼保健院的主治医师孙大夫、护理邓梅芳和吕松坚在该院住院时的病历表，同时也戳穿了另一“事实”——农学院强接吕松坚回去继续斗争。
吕松坚患有惯性流产症，曾住过几次院。吕松坚所说的这一次，是1955年8月4日入院，9月4日出院的。在出院之前，医师、护士曾动员她出院，她坚决不同意，而且态度很坏。吕松坚的病历表上记载的是：9月2日医师签署：“病人毫无不舒服之处，情况正常。”9月3日、4日，医师的签署都是：“可以出院。”
那么，“斗争中几次晕倒在地，而且呕了一地”，“爬起来又斗争”的“事实”又怎样呢？在审查吕松坚的过程中，曾对地进行了几次小型斗争，有时五、六人，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十几个人；有时为了照顾她的身体，还让她躺着，听大家对她提意见；在对她的全部审查过程中，未发生过什么粗暴行为。所谓在斗争中“晕倒”、“呕吐一地”；则是根本没有的事，只有一次给她凳子坐，她不坐，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后，她说她头发晕，大家也就让她休息了。
林道铭下结论说，肃反运动“在江西农学院来说，错误是主要的。”其他右派分子对农学院党委的恶毒攻击，也是从肃反这一问题入手的。现在，请读者们看一看下列这些数字、情况，然后再同这撮右派分子论理：
农学院参加肃反运动有415人，其中讲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59人，助教37人，职员68人，学生209人，工人42人，共有肃反对象26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6．25％，其中讲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9人，占高级知识分子参加运动总人数的15％。经过甄别，定案和复查；这26名肃反对象中，有5人已调外地，其余21人经过详细复查。经过复查，确认：共查出反革命分子5名，包庇反革命的分子1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1．44％，反革命嫌疑分子2人，共8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1．92％；其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查出反革命分子3人，占高级知识分子参加运动总人数的5．08％，反革命嫌疑分子1人，共计4人，占高级知识分子参加运动总人数的6．78％。
其余13人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根据他们自己签字同意的结论来看：因平素有反动言论、历史上与反革命分子关系密切或在农学院有小集团活动，以致引起怀疑而被审查者10名；有检举材料但后来查证不实者1名；运动前已经交代并作过处理而又被审查者1名；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运动前已作交代，没有查证，运动中捕风捉影怀疑有更最大问题隐瞒者1名。前两种人都是有一定怀疑根据的，对他们进行揭发和审查，不能认为是搞错了，如吕松坚就是这样。第三种人按政策是搞错了的，第四种人则是完全搞错了。因此农学院在已复查的21名肃反对象中，真正搞错的，只是二人，占21名的9．5％。在斗争中对某些人曾有过一些粗暴行为，如吆喝、甚至骂人、推推拉拉等现象。而在运动后期，农学院党委对肃反的领导又发生较严重的松劲现象，对有些肃反对象的问题，追查得不彻底，善后工作也作得不好，这些就是农学院肃反运动的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曾陆续作了纠正，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又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进一步作了复查，对肃反对象都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结论都与本人见了面，大多数肃反对象都表示满意所作的结论；少数对结论的某些用语措词提出了意见，凡是正确的，也都接受了并作了修改。所有的肃反对象的结论，也都陆续在原斗争范围内宣布了，需要做的善后工作也认真的做了。现在，这些缺点和错误，可以说已经纠正了。
上述情况，雄辩地证明了农学院肃反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而缺点则是极其次要的。右派分子“没有查出一个反革命来”的叫嚣，在这个铁的数字面前，就象阴暗墙脚下一只小甲虫的低低的哀鸣，费尽力气只能推出一粒细砂当作“○”，而不可能看到粗壮的大树。他们的悲哀也正在这里。
林道铭等右派分子对农学院肃反运动所进行的这一系列恶毒攻击，在事实面前一一成为齏粉了。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捏造事实、恶意攻击肃反运动呢?这一问题现在也已找到了答案。原来，这是以谌亚远、林道铭、姚耑旦为首的右派集团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林道铭本身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解放前后都有过反动活动的人。他们总的目的是要攻垮学院党的领导，企图翻案。因此，他们为此曾处心积虑、阴谋策划了几个月。他们心机的卑劣，手段的毒辣，已达到惊人的地步。他们在五次秘密会议中具体策划了进攻的步骤和计划，分工合作，捏造了所谓“事实”，并安排了每天都要有一个人谈到肃反问题(见7月27日本报一、二版)。他们采取了串连的方式来发动一些肃反对象与对肃反运动心怀不满的人，谌亚远更到处点火叫罗健立三次动员吕松坚、奉德仁发言，并亲自出主意修改稿子；吕松坚向党发出的毒弹——发言稿，便经过谌亚远、林道铭等四次修改和补充；吕松坚在5月24日农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说：“肃反运动中张淑媛把床板压在我的身上”；隔了几天，单先煌就扩大为：“张淑媛将床板压在吕松坚肚子上，痛得吕大叫起来”；5月31日林道铭则渲染成：“……后来，她流产了”。为了骗取听闻，他们又无耻地制造圈套，找人作证明，造谣说什么压孕妇肚子这一“惨案”发生时，谌亚英在场目睹，并经过对证云云；当吕松坚害怕这一捏造的“惨案”被戳穿要林道铭更正时，林又威胁她叫她出面承认，否则，“我就说是听你讲的！”
现在，随着谌、林、姚右派集团的大暴露，右派分子们对农学院党的领导和对肃反运动的攻击，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了。
正如俗语所说：狐狸不管多么狡猾，它的尾巴是怎样也藏不住的。
农学院的肃反成绩是抹杀不了的；右派分子所集体“创作”的阴谋，也已被铁的事实彻底戳穿了。
——原载1957年8月8日《江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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