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11 作者：《甘肃日报》记者
《甘肃日报》记者本报记者报道 据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师生员工揭发的材料证实：右派分子、副教授黄席群是该院反党逆流的组织者与指挥者，在党的整风运动中，曾经奔走全院，到处煽动和组织反党力量，并公开发号施令，指挥一小撮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妄想在这次进攻中推翻学校党委的领导。
一向以患神经衰弱症而“深居简出”的黄席群，在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后突然活跃起来。他和受他指派的他的太太、女儿，上至院长室、各教研组，下至图书馆、教职员工家属宿舍，几乎全跑遍了。“时机到了，有啥说啥，不要顾虑”，这便是黄席群到处点火的口号，对于那些一贯对党不满的人和已经明目张胆向党放出毒箭的右派分子，黄席群更是个个都不放过。他找到这个说：“你不是在肃反中也有问题吗？为什么不多鸣些呢？”寻到那个又说：“你有苦衷全部说出来，只要同意，我替你出大字报。不要怕，群众已经起来了。”他登门拜会了汉奸、右派分子赵焕之，要赵焕之和他同声共“鸣”，并说：“你要不鸣，真是个大傻瓜，那我也再不和你交朋友了。”黄席群就这样以煽、挑、捧、诈串连了十七个右派分子、两个肃反重点分子、两个对党不满和四个有右派思想的人。此外，他还利用种种机会和其他右派分子呼应。如有些右派分子污蔑说：“党在学校只作了政治思想工作，”“但政治思想工作还是空白点”，及“学校党委只在运动中起作用，运动过了就看不到党委的作用”，黄席群便马上出大字报大力称赞说：“这是一针见血的话！”解剖教研组的人出了一张恶意攻击党的大字报，黄席群便找到他们说：“你们的大字报好，有骨、有肉、还有血，是在解剖政治，真不愧为学解剖的。”同时，黄席群为了“壮大力量，集中智囊”向党进攻，还以“领导人”的身份，带着他们把持了的外语教研组的人到解剖教研组，提出两组合并，并亲自动手，草拟了“两组合并”的声明。
黄席群把外语教研组作为组织右派向党进攻的大本营。在这里，他曾和某些右派分子互相勾结，派他们“采访”向党进攻的材料，自任“总编辑”，出了二十多张挑拨、破坏党群关系、直接煽动群众向党进攻的大字报。污蔑说盟员入党是“忘本”，“党员享乐在先，吃苦在后，是特权阶级”，煽动群众，从各方面向党“围攻”。不仅如此，黄席群还以替所谓“受屈人”撑腰的面目出现，大声嘶叫要那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有冤伸冤，有苦诉苦”。
黄席群在教职员工中猖狂进行煽动活动的同时，他的太太和女儿受命到教职工家属宿舍，挑拨家属向党员教职工家属开火。这项破坏活动受到了阻止，黄席群又在煽动教职员工对党员围攻的大字报说：不让其他家属斗争党员家属，这是“党员一人成仙，全家登天。”
在煽动群众、组织反党力量的同时，黄席群向党放射出毒箭。他施展其造谣、污蔑的伎俩，出了大字报，污蔑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并一口否定了它们的成绩。说：“每次运动之后”，“落后者仍然落后，甚至落后者越来越多”，又说：“历次运动中在思想方法上所犯的错误，我认为就是有些硬套公式，例如，在三反时的公式是‘有钱的地方就有老虎’；肃反中只记得‘大胆怀疑’，却忘了‘小心求证’。”他说思想改造运动使他“卸下了历史包袱，背上了思想包袱”。对于全国人民所全力支持的抗美援朝运动，他也以“惹火烧身”为理由表示反对。
黄席群还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大字报向党直接挑战。在这张大字报中，他恶毒地攻击了党的干部，说他们“有德无才”、“不学无术”。在“特权阶级”的大字报中，黄席群又对党中央和许多党员进行了攻击。他造谣说：在福利补助和学校经费上，共产党员都是“享有特权者”。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党员享乐在先，吃苦在后，是特权阶级。”他竟然以此来质问党委，又“向党中央呼吁：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共产党员。”
黄席群对共产党员是如此仇恨，还对人说，他原来就认为“共产党员好的少，一代不如一代，共产党在蜕化中”，而在整风运动中，他更认为“共产党员是千疮百孔”。他把党的整风运动，说成是为了“收买人心”，才“下了罪己之诏”。
黄席群除了攻击党员和党的领导之外，还把人事处当作主要的进攻目标。他极尽污蔑之能事，把人事处称之为“阎王殿”，并搜尽枯肠写出“阎罗王考”的大字报，把人事处的工作形容为“对某些人是阴森森”，是“治罪的法庭”，因而得出结论说：被人事处传呼的是“罪人”、“嫌疑犯”和“屈死鬼”，并污蔑党的领导机关是“玉皇大帝”，人事处长是“阎罗王”，人事处其他干部是“僚属”“十五王或十八王”。在其他右派分子向党攻击最猖獗时，黄席群甚至吼叫着：“要改组人事处！”
黄席群也向马列主义挑战，他在“马列主义教研组为何沉默不言？”的大字报中，污蔑这个教研组的教师们“真是教条主义的宣传者”，还说这些教师们不与他同流合污向党进攻是“嫌教条主义不够，还要加上一些宗派主义”。
黄席群甚至野蛮到抓住某些党员的生理缺陷，进行恶毒的谩骂和攻击。
黄席群以为自己的诡计已经得逞，便公然叫骂：“党委已经不行了，应当由民主党派领导鸣放。”他并且筹划出一套向党进攻的恶毒狡猾的策略，公开以右派头目出面，向右派分子发号施令，指挥他们“集中火力”向党“围攻”。他在作为第一道进攻号令的大字报上写道：“经过几天的侦察（揭发），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三害的大本营。但有些同志却不抓紧时机，集中主要火力向三害堡垒（如人事处、院长办公室）进攻，反而分散兵力，去攻占一些次要目标。”
黄席群公开宣布了他的战略是要与一切右派分子、他所谓的“同盟者”联合。他说：“向同盟者（例如朱院长）（编者按：即右派分子朱宣人）也开火，这在战略上对我们来说是不对的。因此我希望我们能同心协力，紧密配合，猛击三害大本营。只要能攻下三害的神经中枢，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黄席群还妄想从党内来瓦解党组织。当党的叛徒、右派分子王学义污蔑党“不民主、不自由、不平等”后，黄席群趁机接连出了“对党员的忠告”、“协同作战吧，党员们！”等大字报，对这个叛徒予以鼓励，并要其他党员叛党。他在大字报上写道：“党员王学义已匹马单枪冲出阵地，向三害放了第一炮”，“我们深知堡垒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党员们深知三害大本营的一些情况，只要我们协同作战，内外夹攻，三害的堡垒是一定可以攻克的”。
在群众以“真理”为名揭发了公开谩骂党并叫喊要为反革命分子伸冤的右派分子赵焕之的汉奸丑史后，黄席群看出自己的“同盟者”失利，便立即把矛头指向“真理”，攻击“真理”阻止了他们的所谓“鸣”、“放”，说：“真理”的大字报“无疑于法院的一份判决书，不过只短了‘依法判刑若干年’或‘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的字样”。他并就此向右派分子发出新的号令，指示他们坚持战斗，“决不收兵”。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学校里的右派分子纷纷缩回尾巴，黄席群却一马当先，出面抗拒和破坏。他出了“春过百花残”的大字报，鼓动右派分子东山再起，又出了“不能硬套公式”的大字报，污蔑学校反右派斗争是在“硬套公式”。他把群众对右派分子的反击称为“颓风”，并要挟党委整风办公室以及学校鸣放委员会对这种所谓的“颓风”要予以“纠正”，最后还挑衅说：“否则不如改为收兵委员会。”
黄席群把自己反党、反人民的言行粉饰为“幼稚病”，并对学生们说：“我和你们一样也有些幼稚病”，他还对提出停止考试集中全力反击右派的学生说：“你们提出不考试，是不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企图削弱和阻碍学生对右派分子的反击。
当有些右派分子在群众围攻下开始交代他们的罪恶活动时，黄席群看出形势不利，立即部署其他右派分子有计划地退却。他指示赵焕之装神经病，又通知这个右派分子：“先写份检讨材料让我看一下”。他召集和他有牵连的右派分子，开秘密会议，布置假检讨，订立攻守同盟。当一个右派分子表示要交代和他的关系时，黄席群立即阻止说：“这个最好不说，因为一说还叫人家说我们有什么组织。”甚至还威胁说：“要这样我也可以提你了。”
黄席群对反右派斗争仇恨到了极点。他叫嚣着：“反右派斗争使右派分子和党的“旧恨未除，新仇又结”。
“旧恨未除，新仇又结”，这可说是黄席群在得意忘形中吐露出的真言。的确，他和党及全国人民是有“旧恨”和“新仇”的。他十数年来一贯忠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他对人民革命的胜利极端仇恨。
1937年，黄席群便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它的“特别党员”。1939年，黄席群以国民党“特别党员”。1939年，黄席群以国民党“特别党员”的身份出任了设立在重庆的法西斯德国海通社的编译，大量翻译希特勒匪徒们的反动言论，为他的主子蒋介石反苏、反共和实行法西斯统治制造舆论。紧接着海通社的编译，从1941年7月到1949年1月，黄席群又进入以反共、反人民为本行的国民党中央社做英文编辑主任。这其间，黄席群除了为蒋介石提供反共、反人民的所谓“敌情”参考外，还和他的喽罗们在蒋介石的指示下，翻译了大量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反动言论，其中有反苏、反共的蒲立特的“如此世界”和贝尔纳斯的“美苏外交秘史”。作为中央社国民党区分部后补委员和编辑主任的黄席群，对于为全国人民所唾弃的蒋介石忠诚备至。他说过在中央社处理译稿时，是以“渲染、删节、压制和译名”等手法去讨蒋介石的欢喜的。他说：“凡是经过我手的稿件，哪些是对蒋介石好的，哪些是对蒋介石不利的，我的识别程度灵敏到如苍蝇飞过就能辨出它的雌雄。”这样，他便可以决定把那些“对蒋介石好的”译稿传播出去，而把那些“对蒋介石不利的”译稿压了下来。1944年，在美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并声言只和国民党合作，不和共产党合作时，黄席群认定这又是为蒋介石效忠的时机，于是便以中央社编辑主任身份，兼任了设在重庆的美帝国主义新闻处编译，散布美帝国主义援蒋反共的反动言论。不仅如此，在中央社的任期内，黄席群还为蒋介石训练了二十多名像他一样的败类，1949年1月，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处于惨败中的蒋介石，为了赢得喘息机会以扑灭革命力量，提出“和平谈判”，黄席群便以“忠实于国民党”和“懂得新闻，又能动笔”的角色被蒋介石提为“和谈代表团”的“秘书”。当党和全国人民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并取得了全国胜利以后，尽管党给了黄席群工作的机会，但是他依然坚持反动立场，一直对党和人民仇恨入骨。他仇恨满怀地说：“党在每次运动中都不肯放过”他，使他“受闲气”，受“辱”，因而他高叫着：“士可杀不可辱！”
黄席群图谋报“仇”雪“恨”的恶毒妄想并不是始于党的整风运动。他是带着对党和全国人民的“旧恨”来到人民的新中国。他把解放后的历次社会改革运动看作是“新仇”，并且一直把这个“仇”雪“恨”的妄想寄托在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卷土重来上。他极端仇恨人民的胜利，说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在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后，黄席群说：“美国会把蒋介石送上大陆复辟。”以后他又通过蒋介石的私人厨师去信和台湾的“友人”联系。黄席群还曾对人说过：“如果国民党回来的话，我要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把共产党的一切办法告诉国民党，叫它照着做”，向国民党提供情报资料。
整风运动开始了，黄席群妄想利用这个大鸣大放的绝好时机，制造天下大乱的局面，为他一贯妄想着的蒋介石卷土重来开辟道路。然而妄想终于破产了。在事实面前，黄席群不得不承认他是站在反动立场上制造党和群众的分裂、煽动右派分子和欺骗群众向党进攻。但是，黄席群始终却没有交代他猖狂向党进攻的总计划。只是有一次在群众的追问下，他才吞吞吐吐地说，他所以煽动群众向党进攻，是“觉得我所习惯的文化教育、法律、新闻等方面的旧制度颇有恢复的必要。因此我就认为共产党想要把事情办好，应多采纳一些反面意见，也就是让一些旧制度复活，或者说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有一些还是好好的，至少可以和社会主义平分秋色。”黄席群不仅不好好交代，而且在所谓“检讨”中，还继续诬蔑党，说什么“我只知给党员提意见，不知面一广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
黄席群还企图以假检讨蒙混过关。他说：“我在旧社会的丑恶历史很长，思想改造中检讨四次就过关了，这次检讨了五次，我认为也可以过关了。”当群众击破了他的假检讨并要他真诚低头认罪时，他甚至耍起无赖手段，说“我检讨五十次、六十次也是这样。”他的顽抗态度激起了全院师生员工的更大的愤恨。
--- 原载《甘肃日报》1957年8月11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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