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13 作者：《甘肃日报》
《甘肃日报》甘肃人民出版社在反击右派斗争中，揭露了以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沈其东为首的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代理副主任予里（原名王治卿）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予里平日与沈其东来往甚密，互相吹捧，整风中他们串通一气，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党疯狂进攻。5月份，予、沈就密谋把持机关墙报“火花报”，煽动其它右派分子兴风作浪，一时出版社内反动气焰嚣张。“火花报”上出现了“牛嘲猪”、“建议七个党员回家生产”和“人事科现形记”等反党论调。予里和沈其东还在深夜进一步策划，以文艺编辑室为基点，组织右派分子苑野及一些对党不满的人，以成立所谓“业余文艺小组”为名，壮大反党声势，向党进攻。接着，予里一面在会上大放厥词，颠倒黑白，一面公然在会后煽动群众。予里的反党羽翼唐西川把党员领导干部画成“狐狸精”，予里就称赞说：“这画画得真厉害，有力。”他的另一羽翼贠自树发表了反动言论，予里便鼓励他说：“你的发言很尖锐，态度很好。”他还恶毒地勾结甘肃日报右派分子王景超攻击出版社。
当右派分子受到群众反击的时候，予里仍然狂妄地指责群众批判储安平、沈其东的“党天下”是不公正的。他阴险地说：“不党天下行不行？”并诬蔑整风小组是“宗派主义”。他还妄图篡夺出版社的领导权，说：“给王力革（党员社长）搭一架梯子，请下楼来！”拥护沈其东上台。
在整风会上，予里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辱骂出版社党的领导是“专政多，民主少，忽视人权，有惩办主义”，“长期把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成敌我矛盾”。他一再诽谤出版社领导是“粗暴的压制”“包揽一切，包而不办，权力不下放”。他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说：“英国有一百多年的民主传统，而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几十年，这说明我们的民主生活还不够”。
右派分子的一个共同点是痛恨党的人事制度，予里更尽其诬蔑攻击之能事。去年出版社招收一批新干部，经过试用期间考验后，把个别工作、思想不好的停止使用，这本是自然的事。但予里却把这当成向党进攻的好“材料”，说什么这是“侵犯人权，违犯法纪，忽视青年的命运”。他还颠倒黑白地说出版社领导对青年“事前不教育，事后断然处理，一脚踢开”。为了挑拨党群关系，拉拢更多的人反党，他造谣说党对一般干部“不教育，只惩办，包庇党员违法乱纪”，“对自己和风细雨、对别人一棒子打死”，人事工作是“势利”，是“市侩作风”。
予里对党的积极分子深恶痛绝，谩骂他们是“坏分子”、“奴才”、“拍马屁”、“狐假虎威”。说领导对积极分子是“偏听偏信”、“被鬼鬼祟祟的邪气所迷惑”，叫嚣什么“杀人必有凶器，防止挟嫌诬陷。”予里还骂党员向党组织反映群众意见的制度是“特务制度”。
一贯反党反人民的予里，更恶毒地攻击党的文艺、出版工作的方针。他说党“不懂学术”，又“不尊重”懂学术的人，是一种“庸俗思想”，诬称出版社党的领导是“以行政命令代替了学术领导”。予里的羽翼之一肖承熹反对驻兰部队领导机关以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文艺评奖标准，予里不仅极表赞同，并共谋要给驻兰部队领导机关提意见。为了推翻党对出版社的领导和篡改地方出版事业的工农兵方向，予里反对地方出版社的“通俗化、地方化、群众化”的方针，硬说出版社把“有巨大学术价值的书否定了”。在他看来，人民的出版社似乎不应当为工农兵服务。予里还否定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出版社有计划地出了一些秦腔剧本，很受群众欢迎，而他却说这是“重古轻今，复古主义”。予里有意把出版社描绘成漆黑一团，说出版社是“商业机关，只图赚钱，不看效果”。事实上甘肃人民出版社几年来出书五百多种、两千多万册，只去年就出了一百五十五种书共六百多万册，而且向来是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贯彻质量并重的原则，有力地配合了各项运动和广大工农群众学习文化的需要。同时还有计划地出版了一定数量的工农业生产技术知识，有效地指导了生产。今年为进一步满足全省各族人民的要求，成立了甘肃民族出版社，除汉文外，还出版蒙文、藏文图书，深受少数民族群众的欢迎。但别有用心的予里却一未指责出版社由上到下一团糟，说领导只靠一些“不学无术之徒”，面临“盲人瞎马，夜临深池的险境”。事实是自去年以来，出版社曾派人到各地学习出版业务，同时又组织力量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读者需要，征求意见改进工作。予里为了挑拨出版社同作者的关系，就造谣中伤说出版社“排斥作者，把作者一脚踢开”，事实上出版社向来对作者表现了热情的关怀、支持与帮助。正是由于这一点，几年来扩大了作者范围，许多作者提高了写作能力。
予里否定党和毛主席提出的艺术标准。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经“吃不开”了。相反地，他对反革命分子胡风却十分崇拜。当全国人民揭露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时，他却为这个反动集团愤愤不平，说什么“批判不等于否定，尖锐不等于判罪”，还说“胡风有些地方还是对的，他培养了不少作家。”直到这次整风开始，予里还为胡风叫屈，扬言给胡风“另作结论”。
过去自封为“诗人”“艺术家”和“西北青年灯塔”的予里，揭开他的丑恶历史来看，原来是一个一贯反党反人民的野心分子。予里曾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积极为蒋马匪帮效劳。他极端仇恨共产党和红军，把红军长征时遗留在华家岭的战迹，说成“土匪留下的残垣断壁”，辱骂红军，辱骂共产党。1945年，他在临洮开书店时野心勃勃，拉拢人组织反动政党，亲自拟定反动纲领，并计划以临洮为中心组织武装，妄图勾结军阀政客奴役人民。1947年他又以筹办“立民晚报”为名，跑遍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绥远等省，向马步芳、马鸿达、宋希濂等匪首歌功颂德，捞了一大笔钱。此外他曾向马步芳谄媚、献旗，称马匪为反共反人民的“西北长城”，得到马匪五千万元伪币的赏赐。就在这一时期，他在反动报刊上，撰写反共文章，为匪帮打气，在一篇名为“榆林战役的军事价值”中，一面大肆诬蔑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一面歌颂马匪鸿达为“西北救星”。在另一些文章里，他竟然歌颂马匪统治地区的法西斯恐怖为“科学的领导高度的行政效率”。1948年全国解放在即，予里见势不妙，知道蒋马匪帮已临土崩瓦解，不复成为靠山，但他自己政治野心未死，便打算搞什么“世界上最新的学说”，提出“公主论——中心论”等反动谬论，并狂妄地自信其能取消阶级斗争，对抗马列主义。
1948年冬，予里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跑到解放区，在冀察热边区联合大学学习时，就反对党对学校的领导。他说：“我不愿参加党，学校是学术机关，不宜把时间分散在党团活动上”，竭力支持“党退出学校”的反动论调。他还企图从根本上来破坏和瓦解我们的军队。1951年，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政大学江西分校工作时，曾提出过“军队不能专由共产党领导，要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领导成分别领导，其他党派也应在军队中发展组织。”予里的政治野心到处碰了壁后，他就在工作中消极怠工，对抗组织。更恶劣的是他曾数次冒充共产党员，招谣撞骗，并偷看他爱人段世珍（共产党员）的“党内通讯”，窃取党内机密。当他的反动言行受到批判时，他说：“革命的组织纪律是想把人变成政治奴隶。”予里生活在革命队伍中已近十年，但他仇视党员、党的基层组织直至党中央的情绪有增无减。他甚至反对人民喊毛主席万岁，说“万岁一词出自封建帝王之室”，并恶毒地把人民拥护毛主席的政治热情，硬同“闯宫抱斗”中梅伯喊殷纣王万岁相比，其用心之毒辣、阴险，一看便知。
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予里，解放后长期不肯改变他的反动立场，妄自尊大，拒绝思想改造。凡是党和人民所喜爱的他都憎恶。这次借帮助党整风为名，和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沈其东、右派分子苑野等秘密串通，到处点火，向党猖狂进攻。当大家揭穿了他的反动丑恶面目之后，他还千方百计地进行抵赖，拒不交代。出版社的全体同志下定决心，坚决要和右派分子予里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 原载1957午8月13日《甘肃日报》，转载于《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资料汇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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