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16 作者：金戈
金戈大家该还记得，臭名昭彰的右派分子王恒守在4月25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看高等教育工作”的文章，对我们的高教工作和科学工作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把我们蓬勃发展的高教事业描画成漆黑一团，用“乱”、“糟”、“偏”三字来概括一切，和盘否定高等教育的巨大成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旨在排斥党对高等学校领导的“教授治校”的主张。在这篇文章中还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虚构捏造事实，来丑化和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宣传，贩卖唯心主义的私货，讽刺马列主义已经过时，狂妄地扬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没有看到今天科学的新成就，我们必须把新东西补充到辩证唯物论哲学里去，来丰富它的内容，必要时还可以把它重新校订一番。”不仅如此，他更刻毒的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清末张之洞办工厂来比拟，提出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制度关系小，与“科学研究”的关系大，想以这种迂回怪诞之说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我们倒退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他这种明目张胆的进攻，大为其他右派分子所赏识，他们为之拍手叫好，击案称绝。隐藏在文汇报内部的右派分子吕文更是奔走相告，欢呼“胜利”，宣传这篇文章有份量，有道理，各方面反应都“很好”等等，甚至说文汇报的发行额也因此而增加数万份，得意忘形之态，真是不可一世!
当时可能有一些只闻其声、不知其人的朋友们，还以为王恒守政治上虽然反动，学术上或许尚有可取之处，否则何敢狂妄自大，侈谈科学?7月20日解放日报上“冒牌科学家王恒守”一文发表以后，才使人恍然大悟。但是这个冒牌科学家的丑闻恶行，又何止那篇文中所述。二十年来，他挂着教授的招牌，惯使一套招摇撞骗的伎俩。解放以后，依然故我，在自然科学家面前就大谈其“马列主义”。纵论今古；在学社会科学的人面前则阔论自然科学，从星球吹到核子。在物理系就说自己的数学水平不错，在数学系则自己的物理学高明。物理学界同人固然知他有素，但他毕竟靠了这块教授招牌和一套诈术，得以在“科普”、“科联”长期蒙混。我们现在需要剥去其外衣来看看这位“教授”、“学者”倒底是什么样的货色。
王恒守出身于地主、资本家的家庭，靠残酷剥削所得，出洋到美国留学二年。回国后，去山东大学任教。对于个人名利，梦寐以求，政治上则是反共、仇苏、媚外。1935年“一二·九”北京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爆发时，山东大学学生也群起响应；这个丧心病狂的王恒守除高唱“安内方能攘外”，“要服从中央”等反共卖国论调外，并与反动校方一起勾结当时的伪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积极镇压学生爱国运动，迫害进步学生，当时山大同学恨之入骨，呼之为“王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便弃教从商，从南开大学跑到上海，他看到日寇围城，市内燃料缺乏，煤价必然大涨，就想乘机大发国难财，于是开设煤球制造厂，牟取暴利。1940年春，他在广西大学执教，当时虽然抗日战争的烽火连天，他却忽然又异想天开，想去开金矿、淘金沙致富，于是就跑到湖南桃源县冷家溪去探矿、淘金。此后就黄金梦终日缠身，未曾或废。在抗战胜利前夕，他集资与伪湖南省府合作开办冷家溪金矿公司。抗战胜利以后，他从内地回到南京，身在“中大”教书，心里却仍旧想着黄金。1947年他又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经济部长”陈启天发生了关系，达成了官商合股开发胶东金矿的协议，王恒守也因此而得到了伪经济部“专门委员”的职位，集官商于一身，威风凛凛的到胶东开金矿去了。直到山东解放，他的黄金迷梦才宣告破灭。王恒守除了经商牟利以外，一直与国民党官僚勾勾搭搭，求取一官半职，他曾充任陈立夫的“发明人协会”理事，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过训，并在受训期间干过“训育干事”。解放战争期间，他进而充任伪国防部的“科学委员”为国民党化学兵团司令徐庭瑶效命，梦想制造一种准备对苏作战在低温地带使用的武器，来偿他反苏反共的宿愿。
人们或许会说，王恒守过去的确是满身铜臭，行为不端，但这终究是解放以前的事了；对的，一个旧知识分子过去走错了路，做了一些不利人民的事，解放后如果能革面洗心，痛改前非，人民是会原谅的。但是，王恒守是怎样的呢?他不仅依然故我，而且是变本加厉。自解放以来，他一直迷恋于过去的生活，坚持剥削阶级的立场，厌恶新社会，敌视党和人民，反对历次政治运动，歪曲污蔑党的政策，散布系统的、大量的反动言论。在这次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事业猖狂进攻中，他又充当了横冲直撞的急先锋。(关于这方面的事实，上海七月份的报纸上已揭露了很多材料，这里不想详述。)解放以后，他虽然进入复旦大学任教授，但是不在学问上求长进，仍然沉醉于经商作贾、发财致富的迷梦。1950年年初，他与军统少将特务楼兆绵(已逮捕判刑)合伙经商，在沪开设“海林豆腐公司”。同年下半年，他又化名王左军与逃亡来沪的浙江海宁县(王恒守的原籍)大恶霸褚祖禄、沈永香、屠琦等合股开设“合成农产品运销商行”于外滩，从事贩运黄麻的投机生意。褚祖禄是恶霸地主，伪镇长，国民党区党部书记；沈永香是国民党海宁县党部执委，历任海宁硖石等地的伪区长；屠琦是伪海宁县的代理县长。这一伙都是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王恒守却与他们称兄道弟，合资经商。1951年镇反时，这批反革命分子终于难逃人民法网，为当地政府捕回，当众审判枪决。“合成”商行也因为这些合伙者被镇压、黄麻由政府实行统购统销而宣告倒闭。这对王恒守的发财梦说来，又是一大打击。
王恒守另一特点是惯于弄虚作伪，剽窃他人科学研究成果为己有。远的不去说它，就拿昀近发生的事情来作证吧。今年七月份在上海出版、中国科学社编辑的“科学”(季刊)33卷第1期专著栏内，有一篇题为“简略介绍苏联Kryloff和bogoliuboff学派的非线性力学体系”的所谓“专著”。这篇“专著”的作者就是文抄公王恒守。他在文章一开头还毫不害羞的写道:
“在倡导百家争鸣的今天，必须努力建立各种有力学派，才能提高我国的学术水平。我写作本文，目的在学习苏联学者怎样建立学派的科学贡献，以资借镜”。看来这位“作者”是个致力于科学研究、倾心学习苏联的学者了。那知道除了上面这几句掩人耳目为抄袭文章张本的和穿插几句无关紧要的空话以外，全文十八页，从引言到结尾，通篇都是从米诺尔斯基(Minorsky)著的“非线性力学引论”(IntrodutionToNon-lineMechanics1947年出版，国内影印英文版)中抄译而来，(而且这篇抄来的“专著”全文绝大部分是数学式子，真是抄来全不费功夫，连翻译的时间也不需要化上几许。)有个别例子则抄自克莱罗夫(N·Kryloff)和波伽留波夫(N·Bogoliuboff)所著的“非线性力学引论”的英译本。我们不妨简单对照一下:王恒守这篇“专著”的第一节引言，第三节Kryloff和Bogoliuboff的初级近似算计法，第四节初级近似的修正和高级近似理论，第五节等效线性化，这些都抄自米诺尔斯基著的“非线性力学引论”一书中的第十章(原书183页-190页，194页-203页)第十一章(原书210页-214页，217页，219页)和第十二章(原书234页-239页，242页-244页)。王恒守“专著”的第二节几个常见的非线性振荡问题，则抄自同书的前言(原书VⅡ页)，其中有两个例子则抄自克莱罗夫和波伽留波夫著的“非线性力学引论”一书中(见原书第3页，第6页，第7页)。王恒守这篇科学“专著”的来历就是如此。更可笑的是有些数学式子的符号和数字也被他抄错或抄漏了。这篇“专著”的末尾注着“未完待续”四字，看来这位不害羞的“作者”，抄袭的欲望尚未满足，还要老着脸皮一直往下抄呢。而且我们可以估计，他下面应该抄米诺尔基著的“非线性力学引论”一书中的第十三章至十六章了。
我认为像王恒守这样的抄袭家，可以用下面几句话来概括地说明他，那就是:“利令智昏，胆大包天；厚颜无耻，贪婪低能。”何以言之?所谓利令智昏，胆大包天者，就是他为了骗取名利，可以不择手段，胆大妄为，即使弄得身败名裂也在所不计。米诺尔斯基著的“非线性力学引论”，是一般搞物理学的人的常读书，抄袭真相是很容易被人识破的；但是王恒守利欲薰心，连这一点顾虑也置之脑后了。这岂不是利令智昏，胆大包天。所谓厚颜无耻，贪婪低能，那就是他在文章一开头就装出一副科学家的脸孔，申述“写作本文”之宏图，是为了推动学派的建立，提高学术水平云云。文章末尾则注着“未完待续”，他想贪得无厌地骗取稿费，继续从事抄袭，而且拿抄袭来说，也被抄错多处，这岂不是厚颜无耻，贪婪低能?
王恒守为了取得搞费，除大篇成幅的抄袭他人著作外，还搜集编造各种无稽之谈，写成短文，以“左军”为笔名，向“科学画报”等处投稿，甚至一些完全违反科学、荒谬绝伦的文字也要求“科学画报”社登载，因此往往弄得“科学画报”的编者啼笑皆非，费尽唇舌，对他进行说服。如他写了一篇谈中国针灸治病的文章，文中大肆宣传巫术，他说用白纸剪成人形，贴在壁上，按照病人患处部位，在纸人上找穴道扎针，可以毫无痛苦地将病治愈，而且非常灵验。又如他在另一篇稿子中说，有一个老太婆，吞下了一大把缝衣针，性命危在旦夕，经拍摄X光片诊断后，已告完全绝望，结果服用生荸荠一斤，“药”到病除，安然无恙。诸如此类的文章，真是不一而足。这类文章，编者当然拒不发表，他却还要进行强辩，称这些东西都是中国传统的“民族科学”，值得提倡发扬。究其目的，只不过为了些许稿费而已。
在同人与学生中间，王恒守常常自吹自己资格老，教龄长，教学经验丰富等等，但是其教学效果之坏，真是惊人。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复旦大学物理系主任王福山教授在昀近一次九三复旦大学支社的社员大会上曾作过如下的评价:“王恒守说我们的高教工作乱、糟、偏，只能打30分，我看他自己的教学工作打30分差不多。”王福山教授给他这样的评价是客观的。我们不妨随便检几个例子来看看王恒守在教学工作上倒底是怎么一回事。例如他担任普通物理电磁学部分的讲授时，连昀基本的电感、电容、振荡线路都讲错了。他对学生讲电的回路振荡时说，电容一极始终负正电，另一极始终荷负电。照他这样说法，整个电路也就不成其为振荡电路了。此外，他对电容充电放电的过程也讲不清楚，学生追问，他就佯怒不答。他教电学时把表示电学单位的符号搞得乱七八糟，使人不解，学生问他，他自己也无法解释，就诡称:“It’smySelf-System(这是我自己的系统)。”又如他讲授数学物理方法一课，讲到保角度变换时，他说不出变换的道理，推说这是聪明人猜出来的；讲到有阻尼的强振动方程式时，照理必须从方程式本身去求“解”，他却假设一个“解”来凑方程式，不能吻合时就在“解”上加一项常数，这真是破天荒的妙法。他在课堂上，数学式子推导错误，“挂黑板”，更是常事。有一次他出了一个题目叫学生去做，由于命题错误，学生化了不少时间，还是不得其解，于是去请教他，他说你们耐心去做，一定可以得出结果，学生无奈，又化上了不少功夫，仍无结果，昀后只好请王教授自己来演算，他整整挂了一堂“黑板”，急得满头大汗，昀后他想出了一个解脱之计，他说:“这是我故意将题目出错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你们的耐性。”于是有些同学就背地里称他为“培养耐性”专家。
在有些物理学的专门问题上，尽管他一点不懂，也想充作内行，信口开河，哗众取宠。如当杨振宁、李振道三人推翻宇称守恒定律的消息发表时，他就在教研组上瞎吹说:“所谓宇称守恒者，即左右对称，角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也。”真是牛头不对马嘴，相去十万八千里。
他的学术水平是如此之差，课堂效率是如此之低，因此在师生中威信扫地，学生一听到他来担任某课程的教学，无不愁眉苦脸，懊丧不已。他为了在课堂上进行蒙混，于是就创造了一套“生动教法”，在课堂上胡说八道，引逗学生。如他在教学物理方法课时说:“马在跑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尾巴张开?这是符合流线型的原理的。”又说:“马尾巴的功用不仅如此，另外还有一个用处。”学生问他尚有何用?他说:还有一个用处是可以赶苍蝇。引得学生掩卷大笑，他则自得其乐。
此外，王恒守由于自己业务水平低下，就不敢严格要求学生。在考试时也不按规定的计分办法评分。自己创造了一种新奇的“四舍五拾”计分法。就是0.5分可以上升成1分。按照五分记分制的规定，昀低及格分数是3分，在王恒守教授手里2.5分就可以及格了。如他教的数学物理方法考试时，先笔试，再口试，有人笔试得5分，口试时得4分，有人笔试时得2分，口试时得3分，王恒守就将笔试与口试的分数相加除2，得出4·5分或2·5分，就来一个四舍五拾，一律给以5分或3分。因此当时很多学生说:“王先生的这种不科学的计分法，是害人的计分法，照此法推算，如果我们笔试已得了5分，那末口试不及格也可以取得4分的优良成绩了。”王恒守自以为这样宽宏大量的送分办法，一定可以博得学生的喜悦和拥护，但事实上恰恰与此相反，绝大部分认真学习的学生，对这种送分办法表示了很大的不满和鄙视。
这位开口不离“科学”的“科学家”，除了在学术领域中进行投机诈骗以外，更可恶的是他以“科学性”为掩护，积极进行反党反人民的宣传。如他到处说:“社会主义是优越的，但给不懂科学的人越搞越坏。”“国家是相当复杂的，不懂科学的人是管不好的。”“党是外行，不能领导我们内行。”总的说来，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不懂“科学”，要把国家让给像王恒守那样的“内行”来领导才行。不仅如此，他还想要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的性命，如他说:“你们把建设搞糟了，那些把建设弄糟的直接负责的干部，论起前清的法律是要杀头的。”人民的喜事，在王恒守眼中就是坏事，如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看到国产无缝钢管诞生时，他却造谣说:“据参加检验的一位科学家说，鞍钢制造出来的无缝钢管是有缝的。”在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超额完成的今日，他却还说:“目前的工业建设还不如张之洞办厂。汽车厂造起来，缺乏原料，定要失败。”还说这都是给那些不懂“科学”的人搞坏的。他甚至借市政协委员名义参加视察工作的机会，来歪曲捏造事实，进行污蔑。他把上海宰牛场与养牛场距离过远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现象，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糟透了”的典型事例来宣传，他说:“如果火星上有人的话，在望远镜中看到这种现象，岂不笑死!不懂科学怎能建设。”就在昀近，当武汉长江大桥合龙的大喜事激荡在人们心头的时候，他却说:“苏联帮助我们造的武汉大桥不是新式的，昀新式的桥是美国的吊桥。世界上昀大的桥也在美国。”他既不懂桥梁工程，更未见过武汉大桥，为什么要这样武断地、阴毒地来否定中苏友谊伟大的结晶，给我们泼冷水呢?为什么又这样热中于替美国宣传呢?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个顶着“教授”头衔，披着“科学家”的外衣，一贯反苏反共，作恶多端的右派悍将、学术骗子，在人民目光炯炯的迫视下，已经露出了狰狞可憎的原形。如果他再执迷不悟，再不彻底交代问题，低头向人民请罪，那末他必将自坠深渊，永远为人民所唾弃。
——原载《文汇报》1957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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