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17 作者：湘西苗族自治州农业局副局长, 田心树（土家族）
湘西苗族自治州农业局副局长、田心树（土家族）今天到会的土家族同志揭穿了右派分子彭泊等对我们党的进攻，我感到高兴。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是惊天动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的生命力，使全国人民分清了大是大非，使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党内也更加团结了。我虽然是个农民出身的半文盲干部，参加工作的时间不长，不会看问题，不会讲话，但是，我今天压抑不住对右派分子的愤恨心情，我要讲话，要讲话，要讲公道话。
首先，我要谈一谈我们与右派分子在民族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和与右派斗争的性质。
第一个根本分歧：我们要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要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是我们土家族人民的共同的结论。有了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才有土家幸福；有了共产党，才有各民族的团结和平等，少数民族才有可能实行区域自治，实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右派分子的说法则完全相反。潘光旦说，由于省州党政领导不重视土家族，所以民族成分的肯定就拖延了时间。潘光旦1956年在古丈对田开胜副县长（土家族）说：“土家族的历史，在理论上我早已解决，现在就是党政领导承认问题，这些话包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潘光旦，没有土家族。潘光旦还造谣传说，中央、中南早已承认土家族，就是省、州不承认土家族。他硬把党的统一领导、统一政策说成是对立的。即中央承认了，地方可以不承认，把地方形容为不服从中央的独立王国。谁都知道，事实当然不是这样。1954年，我在中南民族学院学习时，给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写了一封信，问土家族的成分问题，他们回信说：现在正在进一步调查研究。这说明中南当时并未承认土家族。同年我在江西庐山时，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刘格平同志召集我和苗族同志开座谈会，我讲，土家有独特的语言，有民族感情，前人留传说是土家，不是客家。因此，我们填表只填土家，不填汉族，但是不是一个少数民族，我搞不清，它的历史我更搞不清。刘格平同志说：不要过急，慢慢调查，有的汉人也搞不清历史。他也没有说中央承认了土家族。刘格平同志还问苗族石元志（古丈副县长），土家是不是少数民族。石元志讲：“土家风俗习惯有很多与汉族同化，但有突出的语言，根据我个人看法，是一个少数民族。”彭泊讲，中央、中南早承认了土家族，苗族不承认土家族，这完全是造谣的。
彭泊他们还写信指示下面，要发动群众，崇拜潘光旦和向达，不要信任共产党。今年4月11日，彭泊给向又新、彭武一、彭司续的信，说潘、向两先生就我族问题发表了正义呼声（指在全国政协会上的发言）。4月8日，田心桃给彭武一、彭司续的信中说，要发动大家，最好向中央上书表示一下：潘、向的发言是描写了我族的真实情况，要中央与地方党政重视这个发言。这一切说明他们要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否认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要崇拜右派分子，要与党和政府对抗，要我们与党分家。这是我们与右派分子的第一个根本分歧。
第二个根本分歧：我们认为民族隔阂是阶级剥削制度和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分裂政策的产物。民族矛盾是阶级矛盾的一部分。解放七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民族关系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湘西苗族自治州和代管的北四县，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整体。1954年北四县土家地区发生了大水灾，苗族同胞马上组织访问团前去慰问，结成了深厚友谊，如苗族龙志高、龙文富、龙文雅、龙盛超、张清基、龙德聪，石元志等副县长，和我们的关系很好，每次见面后，互相问长问短，非常团结。右派分子潘光旦却从东汉说起，说土家是巴人的后代，他强调湘西土家族和苗族在历史上有隔阂，土家族压迫过苗族。说什么解放后民族隔阂并未消失，反而在发展。“过去土家压迫苗族，现在苗族不承认土家”。为什么潘光旦他们看不见解放后阶级剥削已经基本消灭，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反动的民族分裂政策早已经不存在，民族关系起了根本变化等等事实呢？为什么右派分子要否认解放八年来民族工作的伟大成绩呢？我的看法，他们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民族政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民族政策不能解决民族矛盾。这是我们与右派分子的第二个根本分歧。
第三个根本分歧：我们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继续坚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团结的大家庭。我们要把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放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要把它们与阶级感情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右派分子则完全相反，硬要破坏民族团结，硬要把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放在阶级感情和国家利益之上，硬讲土家族和苗族的关系不好，把历史上的老账拿到今天来算，来挑拨民族之间的关系，挑拨民族内部的关系，说什么主分的是一向为民族利益奔走呼号、积极有功、有民族感情的人，主合的是一向对本民族不关心，在州直属机关以汉族身份工作多年、没有民族感情的人。右派分子还攻击我，说我空谈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没有一点民族感情，说我不承认自己是土家族。在这里，我要当面质问彭泊（编者注：彭泊也列席了这次会议）：你在那里看到和听到我说土家是汉族？我向那个领导写过材料讲土家是汉族？你听谁说我不承认自己是土家族？我看我比你还承认的早得多。自1952年后，我填表时一贯填土家，几年来未填过汉族。1954年我在中南民族学院学习，彭泊到了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他叫我去他家，挑拨我与党闹对立，说中央、中南都早承认了土家族，就是省和州不承认，要我回家大力发动群众，向地方、向省提意见。彭凯就是那次被他发动起来的。我当时听到他自吹是老干部，没有当面批驳他，替他留点面子。我只讲中央、地方党政都是统一的，土家、苗家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要相信党会把我们民族的问题搞清楚，要采取和平等待的办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各民族最根本的长远利益。我反对他讲中央、地方有两样政策，反对他对党采取对抗的态度，这难道是没有民族感情么？象彭泊那样拥护潘光旦等右派分子，和他们建立感情，一道破坏党群关系、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内部的关系，发动群众与党对抗，这是什么民族感情！这是蒋介石、杜勒斯所赞扬的右派的感情，与我们所说的民族感情没有丝毫共同之点。他们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来看待民族问题的。这是我们与右派分子的第三个根本分歧。
第四个根本分歧：我们要社会主义民主，要民主集中制，要有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要有领导的民主，要有在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我们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对社会主义敌人继续专政。而右派分子则反对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他们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反对党的统一领导，他们要资本主义少数人的绝对民主。彭泊等反对党和政府提出关于我族如何实行区域自治的初步意见，说这种做法不民主。彭泊还反对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访问团贯彻党和政府的意图，他在省政协会上说拥护是假的。他从广西动身来湖南前，还打电报、写信指示彭司续、向又新、彭秀枢等，要他们把主张单独自治的联名信写好，邮票贴好，利用土家学生回家发动亲友，签名上书，作为他与省方谈判的本钱。这些“联名信”上，有死人的名字，有小孩的名字，访问团经近过两个月的深入访问，广泛地征求了我族和各族人民的意见，结果在38万多土家人民中，只有万分之一、二的人不同意与苗族建立联合自治州。彭泊又想方设法，企图推翻这个成果。请问彭泊，你所说的人民意愿究竟是那么？你要的是什么民主？同志们，我还要指出，如果大家真以为彭泊是所谓自由主义者，那就错了。他对他的部下是异常强调集中的，他给部下写信、打电报时，总是指示说：统一领导、统一认识、行动一致、上下彼此互相呼应很要紧，公众领袖不要提得过多，免得混乱，统一不了，暗示大家只要提我彭泊一人做公众领袖就行了。可见彭泊要反对的统一领导，只是共产党的统一领导。至于他从事的反党反人民的勾当，还是要由他统一领导哩！这是我们和右派分子的第四个根本分歧。
以上的根本分歧，决定了我们同右派分子作斗争的性质，就是无产阶级唯物主义和有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你死我活的长期斗争。
彭泊在湘西土家族问题上，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有纲领、有目的的进行两面派的敌对行动。这一方面，我打算多谈一些事实，不作详细的分析。
彭泊在保靖中学的一个学生会议上布置说：现在是敌强（指访问团）我弱的时候，要躲避浪潮，等敌弱我强时，再猛打猛攻；要采用左脚进一步，右脚退一步办法（是暂时采取两面派的手法）；要慢火煑熟饭，现在不要加大火；要了解搜集访问团的材料，向中央告状；要抓住动摇分子，壮大单独力量，削弱联合力量，等访问团走了，我们的高潮又来了，迫使中央再来协商。他还对彭司续、向又新等讲：主分的越多，才有搞头，主分的越少，我彭泊就没有搞头了，大家也没有搞头了。他并对向又新等打气，“你们崭劲搞，有我负责，中央有潘光旦、向达支持我们。”保靖银行的一个干部对于主分和主合，一时犹豫不决，找彭泊商量。彭泊要他主分，并说，这是立场问题，敌我问题，你不用耽心，崭劲搞，有潘光旦支持我们。请大家评一评，这些是什么人说的话？很明显，是右派分子的话。
彭泊还假充共产党员、老干部，骗取群众的信任。这是什么老干部！请求领导查明，他是不是一个老右派干部。彭泊自认为是土家族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我看他确实是一个“高级”，比章罗联盟还要“高级”，太高很了，高得与底下的实际相隔十万八千里。他还自称为土家领袖，多次写信给潘光旦，代表土家“50万人”表示感谢，多次向下面写信说公众领袖不要提得过多，不是凡人都能当领袖。他还随便给人封官赐爵，笼络人心，封这个什么长，那个什么长。请问彭泊：州长、副州长、秘书长、县长、科长，你能任命呢？还是潘光旦能任命呢？我们认为，培养、提拔土家族干部的政策，是共产党与土家人民掌握的，你彭泊有什么资格！
彭泊为了加强他的统一领导，还再三打电报、写信指示他的部下，说什么民族问题，强调依靠党团员是不妥当的，对我们的工作不利，要由我们自己决定。1956年11月12日，彭泊写信指示下面，要建立核心组织，保靖组某某负责，永顺组某某负责，龙山组某某负责。桑植、沪溪、古丈、花垣等县也要建立，但没有指定负责人。我们知道，我们宪法规定：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共中央到中共的各个支部就是我们的核心领导。彭泊公然说解决民族问题不能依靠党团员，不要共产党参加，说什么共产党参加对我们工作不利，要建立另一个核心领导——与共产党对立的核心领导，真是岂有此理！的确，你是一个黑心领导，你的心是黑的，和潘光旦的黑良心是一样的。
我们党要加强统一领导，彭泊也强调要统一领导，统一认识，行动一致，上下彼此互相呼应。他所讲的“统一”是什么呢？第一，要统一认识潘光旦的发言；第二，要对彭泊在省政协会上的发言统一认识；第三，要坚决主张由他们提出代表，到长沙开会，推翻访问团访问的结果，说访问团不民主，违反了土家族的民族意愿；第四，4月14日，彭泊给向又新、彭司续等写信指示，说什么“态度要坚决，方法要灵活：原则要掌稳（指单独自治），党的领导要服从，这是辩证法，要好好领会。”的确，我们要好好领会他的辩证法，他是要把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变到他的手里。
彭泊还以主张单独自治为招牌，破坏党群关系，破坏民族之间的团结，破坏民族内部团结，作为他的行动纲领，以便把少数民族引导到脱离党，达到以湘西为中心建立右派的政治地盘，使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我现在要提出四个问题，要彭泊作进一步的交代：（1）你如何供给潘光旦、向达的材料，帮助他们在全国政协会上利用民族问题向党进攻？你与他是什么关系？（2）你如何执行向达的上策和下策？为了实行他的计划，你制定了什么计划？（3）你叫田洪云给光明日报投稿，说光明日报有你们自己的人，这些人是谁？你如何与光明日报取得联系的？（4）你如何与汪明瑀进行联系？汪明瑀给田心桃的信中说：我们从科学上研究，土家实行区域自治，宜分不宜合，硬要合，将来对土苗两不利。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科学？汪明瑀还说：我们对你族很关切，但只能从旁不露痕迹的协助。这里倒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公开不得？你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不交代是不行的。
最后，我还要说明一下，右派分子在湘西能够进行活动的主要原因。第一，那里还有一些对党不满、仇视党的人作为他们的市场，他们与披着为民族工作的外衣的右派分子互相勾结在一起；第二他们利用了一部分土家人民朴素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和干部中存在的右派思想，大肆宣扬潘光旦的有关土家族问题的谬论，使一些人不自觉地当了他们的俘虏。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今后我们的任务是非常重大的，复杂的，我们的目的不是实行了区域自治就完了，而是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个复杂艰巨的任务中，右派分子会不会搞鬼，会不会出现第二个彭泊呢？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如何办呢？第一，要坚决克服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工作要做得深入实际，减少工作中的缺点，堵死右派分子对我们进攻的缺口；第二，加强马列主义的政治理论学习，提高识别香花与毒草的能力，现在的敌人，是打着革命的旗帜来做反革命工作，斗争是非常复杂隐蔽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把钥匙。党的任务是如何培养民族干部，能拿起这把钥匙，会开这把锁。这是关键问题。如果不会开这把锁，恐怕连自己也锁住了。因此，每个少数民族干部都要努力学习。目前党内外要大力开展反右派的斗争，农村要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思想教育，使右派到处没有活动的余地。我们要彻底、全部、干净地把党内外一切右派分子清查出来，一直斗争到右派分子向人民请罪为止。在这场严重的斗争中，我一定要站在最前线。（新湖南报八月十七日）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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