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20 作者：《甘肃日报》
《甘肃日报》洛滨，是一个充满了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人。他自1948年参加革命及入党以后，一直拒绝党对他的教育和帮助，长期以来对党组织怀着不满和对立情绪。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他认为时机已到，竟以“夸大缺点，否定成绩”的恶毒手段，和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对党从内部进行攻击，以便和党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内外夹攻，达到取消党的领导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他在6月16日极其狂妄地向党提出了一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见书”，公开叫喊要取消党的领导，和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
洛滨在他的“意见书”中，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大肆攻击。他恶毒地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教条主义”，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年以前就出现的陈词术语”，是“教经”一类的东西。他认为：“用马列主义‘教条’去解决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是徒劳的。”他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反对马列主义本身，企图从根本上解除党的思想武装，为散布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反动观点开辟道路，并让资本主义制度复辟。
洛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手法，是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他在理论问题上一贯地好“标新立异”，要发展“新的理论”。在他的“意见书”中，竟责难“甘肃的理论工作没有发展什么新的理论”。他极其恶毒地攻击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并公开要取消党的理论教育工作。他诬蔑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教徒念教经”。他说：理论教育是“内容空泛，理不直，气不壮，不值一驳”。他荒谬透顶地诬蔑党的理论教育工作成了“变相强迫：，是“给人一种精神奴役”。他对几年来的理论教育工作的成绩一笔抹杀，说“理论学习作用不大，仅有一些微小作用”。洛滨还狂妄地提出：干部的学习不要党去组织领导，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内容，要让干部“自由自在”地进行“业务学习”。他认为：“自然科学专家更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要。”企图使我们的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而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党的领导是我们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而政治思想工作又是党的各项工作的灵魂，洛滨却丧心病狂地要取消党对思想工作的领导，实际上是要否定党的领导作用。他认为“甘肃的党不能领导思想工作”，说“甘肃党的领导连思想工作范畴都不懂”，说“省委书记和部长在这一点上都是‘外行’。”他诬蔑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是“教条主义者”，并说：“部长口口声声说我们是思想领导，其实思想领导没有基础那是空谈。他们不懂得思想从那里产生，克服思想问题从那里着手。”他对党的宣传工作一贯反感，诬蔑宣传部工作是：“空空洞洞，没有实际，只不过是玩弄书本上的教条而已”。“宣传工作可有可无，睡上一年半载也死不了人”。
洛滨攻击党的领导的另一种手法，是要取消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他说：“甘肃党的领导对文艺更是‘外行’”，并认为省委文教部的负责同志不懂文艺，不是内行，“连文艺方针都确定不了”。他对吴坚同志给“陇花”写的“雪里送炭”一文，大肆攻击，说吴坚是“叫文学刊物担负扫盲工作任务”，并说：“简直是荒唐”。他还别有用心地把甘肃在文艺工作上具有一些不同意见的入都称之为各种流派。诬蔑党把文化艺术工作搞的“四分五裂”、“很不景气”，已“处于瘫痪状态”。他公然叫嚣着要取消党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省委不懂就不要去领导。取消党的领导，让大家开展自由创作，还可能出现一些‘好的作品’。”又说：“不懂而硬去领导，就会限制创作事业的发展，就不会有‘好的文艺作品’出现。”
整风开始后，党组织让洛滨到文化局、文联等单位帮助进行整风工作和开展反右派斗争。他不按照党的意图进行工作，却别有用心地找一些对党对领导不满的人交谈，进行拉拢，到处搜集对党对领导的不满意见，企图点起反党反领导的火焰。在文联时，有人提出编辑部应增加党员干部，加强党的领导，他却给提意见的人碰回去，说：“党员非党员一样能发挥作用。”别人发言对某些社会改革运动不满时，他即表示很“同情”。对有些右派分子加以支持、纵容，说什么“态度不好，心底还是坦率的。”在省文化局反击右派分子的大会上，他竟想转移斗争目标，企图煽动群众掉转斗争右派分子的矛头来向党进攻，分散和削弱对右派分子斗争的力量。
在整风期间，省委宣传部曾几次叫他抽时间回部参加整风会议，他却躲避不来，部里催了几次后，他竟威胁说：“要我同来检讨，那么，我可以同来，将工作组撤销。”他自己不好好参加整风学习，还对别人进行讽刺、打击。对一个同志讽刺说：“听说你的发言还是老一套，部长都没记。”他还对一个在整风领导小组搞工作的同志讽刺说：“你坐了交椅了。”当省委机关干部开始批判他的反动言行时，他曾多次借故逃避拖延会议，妄图蒙混过关、抗拒对他的批判和揭发。
洛滨自入党以来，一直拒绝改造思想，无视党对他的教育，资产阶级思想日益发展，长期和党是“貌合神离”。由于抱着极端严重的个人野心，时时不忘成“名”，因而处处感到党对不起他，经常怀恨在心，一贯对党的领导不满。在临夏团结报社工作期间，因对报社领导同志不满，就使用他的所谓“特殊手段”来对抗。即是：“莫名其妙地、消极地讽刺，无原则、无边际地争辩，以错误的工作态度对付。”特别恶毒的是：故意将领导同志写的社论压下不发，造成工作上不可弥补的损失。党组织为了教育他，曾给以“当众警告”处分，他还对处分不满，在工作中继续不尊重党的领导，并歪曲党的政策。他还诬蔑党的“统战政策是一打一拉”等等。帮助临夏县搞三反工作时，不和县委商量办事，想独搞一套，检查工作时专门找缺点毛病，写的报告不让县领导同志看，在研究他写的报告时，还说：“只能提意见，没有权利修改”。
到省委宣传部工作后，埋怨组织没有重视他，常发牢骚，说：“过去经常参加地委会，现在连部务会议都参加不上，组织太不重视自己”。在1954年学习四中全会决议时，他竟狂妄地对党中央加以攻击，颠倒黑白地说：“在整个文件中强调领袖多，而强调人民群众很少，特别是在马列主义理论书里边”。并说：“这无形中就给人贯注‘领袖人物是决定社会发展的’理论，这一点我认为是不应该的”。去年学习“八大”文件时，支部负责同志指出他未认真学习时，他便在日记中不满地写道：“在支部大会上，赵荣趾高气扬，唯我独尊，大言不惭地批评我，好一个武断者！这种‘没有出嫁而叫当媳妇’的做法，我是坚决反对的”。又说：“好一个积极分子，在我的面前横行霸道”。学习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时，他还诬蔑党的干部政策和工资制度，说：“为什么现在骄傲情绪、个人主义，特别是争地位、争待遇表现的突出呢？我认为是中央制造出来的。这几年来划了许多等级，在政治待遇、经济待遇、工作待遇上分了许多类型、等级，这一划就把多少问题划出来了”。这个个人主义者，在1954年评级时，因为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级别，就不高兴了好多日子；去年工资改革时，评资会上不同意给他提级，会后自己整理意见造具名册时，就无耻地给自己写上了提一级。他自己如此利欲熏心，争名夺利，竟有脸说争地位、争待遇是“中央制造出来的”。
洛滨一贯沽名钓誉，利欲熏心，他参加革命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和野心。他在1952年说：“要想成‘英雄’，换句话说要想盖高楼，将根基打不起来或者打的很不巩固，那工前途定会茫茫”。“二十岁以后学习最重要，三十岁以后工作不为迟”。因此，他在工作中常消极怠工，敷衍塞责，或对有名有利的工作才干几下。如他自己所说的：“当组织上决定调我工作时，深思工作性质，对我有利与否。”1949年把他调到新华通讯社临夏分社当记者时，就高兴得不可开交，情不自禁地说：“感到我的天才可以像自由飞翔的小鸟一样，大力发挥。”又说：“当时心境之舒服难以形容。”而调到省委宣传部后，他认为失去了“成名”的机会，就经常流露出一种哀怨、失望和不满的情绪，有时竟一个多月不做工作。他经常不按时上班，借故有病不办公，甚至在门上贴上几日不会客的条子，拒绝接见同志。有时请了“病假”拿着提琴在街上游玩。他自己如此消极怠工，但却把责任推到领导头上。
洛滨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对所有同志都加以轻蔑。他把一般同志看作“下等人物”，不愿和他们接近，他自己说：“要我和同志们谈话，那是‘六月的霜’，很难得。”他更不愿意帮助同志，自认不讳地说：“只图自己进步，不管别人落后，别人越落后，自己越高兴。”
经过一系列大会小会对右派分子洛滨进行说理斗争，并充分揭露他反党反马列主义的实质后，洛滨只承认了一些事实，还未把所有反动活动向党作彻底交代，目前省委机关干部正在继续追击中。
---- 原载1957午8月20日《甘肃日报》，转载于《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资料汇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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