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21 作者：孟波
孟波在音乐界批判刘雪庵的座谈会上，听了刘雪庵的所谓检讨，大家都感到非常愤慨。
刘雪庵在所谓检讨中，不知羞耻地吹嘘他的“光荣历史”。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所谓光荣史吧。
刘雪庵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参加了国民党，1933年从写航空学校校歌开始，为国民党反动军队写反动歌曲，通过他的主要的作品、理论、编刊物以及其他的活动，一直是忠心耿耿地担任着国民党反动派在音乐战线上的一员大将，一贯坚决地和进步的音乐事业作斗争。
在抗战以前，许多进步的音乐家如聂耳、星海、张曙等，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音乐作为武器来正确地反映当时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而刘雪庵却以音乐来为反动统治阶级作帮凶，装门面，他歪曲现实，粉饰现实，或者用黄色音乐来消蚀人民的斗争意志。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当时音乐战线上两条道路的尖锐的斗争。
在同样的社会同样的时代里，在聂耳同志等的作品里所反映的工农生活是:“成天流汗，成天流血，在血和汗的上头他们盖起洋房来，搬哪!搬哪!一辈子这样下去吗?不!兄弟们团结起来向着活的路上走!”(码头工人歌)“有钱人家里团团坐，羊羔美酒笑颜开”。“鹅毛雪片朝身落，破棉袄湿透穷人泪”(塞外村女)。而在刘雪庵的“作品”中所反映的工农生活却是“纳罢田租完尽课，合家团团瓜棚坐，闲对风月笑呵呵，农家乐、真快活!”(农家乐，刘雪庵作词)聂耳的作品是正确反映了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的工农的痛苦生活，而且指出了团结斗争的道路；刘雪庵所反映的却是农家乐，特别反动的是他提出要农民“纳罢田租完尽课”才能“真快活”，这就可以看出他是很明显的站在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来歪曲农民生活的。
正当聂耳、冼星海、张曙、吕骥等进步音乐家写了许多像“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自由神”等作品来反映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战的呼声和决心的时候，刘雪庵却写了十首反动的军歌，献给反动头子蒋介石。这些“歌”都是刘雪庵作词作曲的。在歌词中有“磨我快刀，斩尽凶奸，洒我热血，涤尽污点，上前，上前，不与贼仇共戴天!”(上前歌)“杀，杀，趁今朝，全把敌人消，莫让那头目跑!莫让那祸首逃，活捉报功劳!”他诬蔑红军是“贼仇”“凶奸”，诬蔑革命的领袖是“头目”“祸首”。在这些充满着血腥气的歌曲中，他为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喝采、助威。此外他还巧了许多如“何日君再来”、“早行乐”等黄色歌曲，大力宣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说，天翻地复君莫管，花坛月夕尽消磨，喝两杯白酒，哼一曲短歌，抽完烟卷跳探戈”之类的颓废堕落的情绪，来消蚀人民的斗争意志。
1937年7月在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国民党不得不表面上进行抗战，而实质上却随时准备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当时的进步音乐家在作品中除了一般的号召抗战以外并提出要坚持抗战到底，要求民主等进步的口号。刘雪庵在这一时期虽然也写了几首一般的抗战歌曲，但是从未在他的“作品”中体现人民的进步要求，可见他对于抗战的态度是和当时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完全一致的。而且就在这个时期，他还采取了许多恶毒的办法来破坏进步的音乐运动。抗战刚开始，群众性的救亡歌咏活动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他就提出“歌咏干部要有坚定的信仰(三民主义)，这才不至于指导时给群众注入危险的毒素”(见战歌第三期)。实际上他所说的毒素是指进步的抗战理论。在他主编的并一直吹嘘为进步音乐刊物的“战歌”上，从创刊到终刊，从未登过聂耳、星海、张曙等进步音乐家的作品。
不仅如此，他还对当时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进步音乐家的作品，进行恶毒的攻击。他说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即现在的代国歌)的有些地方的处理“是很滑稽的事”(见战歌第九期)；又说张寒晖写的“松花江上”“全曲的小节的划分太不恰当”(见战歌第六期)。他把这些作品攻击得一无是处。1938年5月我在汉口和他见面时，他攻击星海，并说群众歌咏运动不能由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来领导(当时国民党在人民进步力量的压迫下，不得不在第三厅容纳一些进步的力量，音乐方面冼星海、张曙等都在三厅工作)。而在同年8月我第二次从前方到武汉又遇到刘雪庵的时候，他又变了另外一个腔调，再三说明歌咏运动必须由第三厅领导的理由，我当时还不明白为什么时隔三月，他的论调就来了一个九十度的转弯。后来才知道他那时已经过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的推荐，充任了第三厅少将设计委员(国民党反动派把刘雪庵放到第三厅，实际上是要他监视和破坏进步活动的)。这两次谈话的目的，很明显的暴露了他要从星海等进步音乐家的手里，夺取群众歌咏运动的领导权的野心。他充任设计委员后便与特务音乐家华文宪等向陈诚、陈立夫献策，帮助他们策划如何加强反动的音乐活动和破坏进步的音乐活动。就在此时，冼星海等进步音乐家不得不被迫离开武汉，许多进步的歌咏团体也被迫停止活动。这就是刘雪庵所经常吹嘘的抗战初期的他最进步(?)的时期。
皖南事变以后，随着国民党政治态度的转变，刘雪庵也就积极配合着当时的反动政治，写了“民族至上”、“歌勉空军”等反动歌曲，并与特务头子潘公展合作写“国家总动员”，高喊“信仰三民主义”，“服从蒋委员长”。他还为尽人皆知的军阀恶霸杨森写过“家歌”。
解放战争时期，当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民主运动并疯狂地向解放区进攻的时候，蒋管区的进步音乐家写了许多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等反映广大人民呼声的作品，刘雪庵却写了“空军军歌”、“永生的八一四”等反共反人民的歌曲多首。
刘雪庵为什么如此积极地巧那么多的反动军歌呢?我们从他参加主编的音乐月刊中就可以找到答案。在音乐月刊第一期所刊载的所谓“总裁语录”中有如下的一段话:“尤其军队对于音乐最为重要，我们平时要和洽军心，整齐步伐，团结精神。在战时须慰借疲困，激励士气，振作军威，都有赖于音乐”。原来刘雪庵就是这样忠实地执行着反动头子蒋介石的达一指示的。
当全国快要解放、眼看国民党统治就要垮台的时候，刘雪庵还用流莺的化名写了“空军”、“海军”、“上前线”等反共歌曲，鼓励国民党反动派作垂死的挣扎；另一方面他又经反动头子桂永清、叶公超等的介绍，与英国对外文化委员会及联合国文教组织发生联系，还想向帝国主义卖身投靠。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不念旧恶，对刘雪庵采取团结改造的政策，从教授、系主任，一直到艺术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的副主任(执行教学副院长职务)；可是刘雪庵却不仅不痛改前非，接受工人阶级的改造，相反地他却以为党和人民对他的宽大是可欺。这次他利用整风的机会，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的进攻。他在艺术师范学院用各种卑鄙的手段来发展民盟组织，想篡夺艺师党的领导权，他还借口教育部不懂业务，要成立艺术教育委员会来掌握全国的艺术教育事业。不仅如此，他还得意忘形地妄想篡夺音乐家协会的领导权。他在“交代”中狡滑地说什么仅是由于“个人情绪的冲动”。事实上他的几次发言和所写的文章，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一次有计划的进攻。他诬蔑今天的领导“与汉武帝时董仲舒那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作法倒仿佛有些近似”。他否定解放以来音乐工作的成绩，说什么原因是“音协领导机构的政治性太强，学术性太差”，提出要让有学术修养的人来参加领导，接着他又自我吹嘘地说自己是一位国际知名(?)的音乐家。问题还不明显吗?画龙点睛，一切问题就在于刘雪庵。过去工作所以做不好，就是因为他没有参加领导，今后要把工作搞好，就一定要把他这样有着二十多年光荣历史(?)的国际知名(?)的音乐家参加领导。他究竟如何来领导音乐事业呢?在他的文章和发言中，对于音乐创作、理论批评、继承传统以及音乐出版等问题，都已提出了一套资产阶级的纲领。我想只举出他在音协座谈会上的一段发言，就可以看出他的意图是什么。
他说:“过去被一棍子打死的作品，今天大家的政治理论及音乐水平都提高了，是否还可以重新加以分析研究，如黄自的‘农家乐’，我写的‘何日君再来’、‘红豆词’，不要轻易将过去的传统一脚踢开。”
这三首“歌曲”在过去的确曾被地主、资产阶级认为是香花，而且像“何日君再来”等黄色歌曲，还被敌伪认为是香花而加以大力提倡过。我们不禁要问刘雪庵，你要我们对这些“作品”重新估价的目的何在?你要解放以后经过土改并且已经合作化了的农民再来唱粉饰地主阶级剥削的“农家乐”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想要地主阶级回来向农民进行倒算吗?这完全是妄想。
事实已很清楚，刘雪庵要我们提高政治理论及音乐水平，是什么样的政治理论、什么样的音乐水平呢?实质上就是要我们放弃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要我们提高(?)到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来重新估价这些“作品”。他的所谓“不要轻易把过去的传统一脚踢开”，实际上就是要我们离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恢复他的“农家乐”、“何日君再来”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音乐路线。
我们要警告右派分子刘雪庵，你的一切妄想已完全破产!我们将更坚决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的音乐文化。你要不自绝于人民，就必须彻底交代你的右派言行和阴谋活动，真正向人民、向无产阶级投降。
——原载《文汇报》1957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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