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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野心分子朱镜堂是章伯钧在甘肃的忠实走卒

日期:1957-8-21 作者:《甘肃日报》

《甘肃日报》

民盟省委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镜堂是章伯钧在甘肃的忠实走卒,是右派野心家杨子恒手下的一个大头目。

妄图大量缩减党委组织机构从组织来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要在农村发展民盟组织来“监督”共产党

今年5月间,右派分子朱镜堂在中共甘肃省委统战、民族座谈会上说:省市党的组织尤其是省委机构大了,应当大量缩减。他认为政府有农林厅、畜牧厅、水利局等机构,省委农村工作部就可以不要。同样,有教育厅、文化局,文教部也可以不要,余可类推。他说:在新的形势下,省委有组织、宣传和统战三个部就行了。他的阴谋的实质是在反对所谓“以党代政”的幌子下,主张“以政代党”,妄图从组织上削弱和取消党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领导。他一方面声言要削减共产党党委机构,另方面却极力主张要在农村建立和发展民盟组织,对共产党“进行监督”。他说:对这个要求,领导党应“点头”答应。“对这个大问题,党要表示态度。如果不说可以,就不对。”朱镜堂还更加露骨地说,参加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党都是“执政党”,如果再说“共产党是执政党”,就意味着还有“在野党”。他故意制造混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他还有意攻击和诬蔑党的负责同志,散布“甘人治甘”的反动口号。他视察工作总是故意抹杀成绩,找岔子,夸大缺点,说:“成绩是主要的说的太多了”,“视察工作就是为了找缺点”。他对党的统战工作也进行诬蔑攻击。把统战部和党员说成是“有眼无珠的瞎子”,说党依靠的积极分子都是钻营拍马的“假积极”分子,叫统战部要“认真考虑”。

执行章、杨计划进行非法活动扩展“政治”资本

右派分子朱镜堂于1944年在重庆,就由杨子恒等介绍加入民盟,同时还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的正名,农工民主党的前身)。自此以后,他就与章伯钧、杨子恒建立了政治上的特殊关系。章伯钧在指示杨子恒负责联络西北军事力量的同时,也指示朱镜堂联络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所以,次年8月章伯钧即委派朱为“农工民主党西北区特派员”。西安解放后,朱镜堂一度很嚣张,大量吸收成员,发展组织,为的是扩张政治势力,增加政治资本,好给章伯钧和杨子恒“报功”。这个野心分子,在西北大学、西安一些中学里,网罗了一些陕、甘、宁、青的学生。兰州解放后,他又拉拢了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并利用他的亲信王焕文、杨继宝搜罗了一些社会渣滓,经常秘密接触,进行非法活动。向青年宣传章伯钧“三分反共、七分反蒋”的所谓“不右不左”的“第三条路线”。他煽惑青年反对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说:“中国农民多,产业工人只有三百万,靠他们(指工人阶级)革命是不行的,要看农民。”他把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视为旧时代的军阀割据。

野心勃勃秘密成立“农工民主党”组织

朱镜堂秘谋筹划成立“农工民主党”的组织。1949年9月间,他在安静生家中召开了秘密会议,成立了由七八组成的“农工民主党西北区筹备委员会”,朱镜堂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职务给贺凤梧留着,杨仲文、杨继宝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工作,安静生任秘书。并同时成立了“农工民主党甘肃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组织,主任委员留给贺凤梧,安静生任副主任委员兼秘书,仍由杨仲文、杨继宝担任组织、宣传工作。会后,朱镜堂立即将会议情况和登记有二百二十人的党员名册写信送给章伯钧,并且推荐了尚际运、李超为农工民主党陕西负责人,何一飞、赵岚为新疆负责人。朱镜堂和当时在京的章伯钧、杨子恒挂钩以后,即向他们汇报了工作,打听动向,扬子恒按章伯钧的阴谋给朱写信说:农工民主党在西北暂不设立组织,将所有党员登记为盟员。这时,朱的野心仍然不死,背地另做安排。又在1949年11月间,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讨论了农工民主党筹委会如何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会后,朱又把会议情况向章伯钧报告,并特意买了一件皮大衣筒子,托人送给章伯钧。1950年,朱镜堂还专派杨仲文去新疆与张登田、赵岚、何一飞联系,在新疆发展组织。另派王子明在兰州集股办合作社,筹集活动经费。此次阴谋未逞,朱才让其亲信杨仲文、杨继宝等重新把所有农工民主党党员一律倒填为解放以前“老盟员”,致使现在许多盟员盟籍混乱,无法整理。仍想以这批力量据为他的政治资本。在民盟省第一次代表会上,朱镜堂还打算推翻主席团提出的委员候选人名单,支持他的亲信魏晋贤等当选为委员。这个阴谋再次遭到败露后,朱镜堂却又恶意地诬蔑说民盟内有人在搞宗派(指王新潮等)。杨子恒被选为民盟省委主任委员,掌握了领导权,就将他的亲信方远、孙良瑛等介绍给杨子恒,安插在盟省委工作,并和杨子恒共同支持孙良瑛当了民盟省委委员。他们就这样互相标榜、吹捧,开始了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至今还执迷不悟企图顽抗

朱镜堂原来是个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老牌右派分子。他是地主家庭出身。曾以“官费”赴日本“考察”过教育,曾任原甘肃学院院长、伪军上校参议、伪粮食部荐任专员、伪直接税署荐任督察、伪陕西直接税局副局长等。他还先后加入过八种反动组织,奔走于反动头子戴传贤、居正、张继和汉奸汪精卫的门下,并与CC特务头子陈立夫、陈果夫有着密切的关系。

朱镜堂在反右派斗争中,对关键问题,仍推拖不谈,企图迷惑群众,蒙混过关。朱镜堂这种狡猾手法,早已被群众识破。这个右派分子现在处于群众的围攻中。

---- 原载1957午7月19日《甘肃日报》,转载于《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资料汇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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