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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大辩论进一步展开了——市政协小组会旁听散记

日期:1957-8-22 作者:文汇报记者集体采写

文汇报记者集体采写

文汇报23日讯:上海市政协座谈会的分组讨论,昨天继续帀会,辩论许多是非问题。从旁听席上,可以感觉到,讨论在步步深入,而且逐渐形成了热潮。参加争辩的人更加多了,是非也更见鲜明了。

可以不问政治么?

傅雷在发言中提到,自己无党无派,没有政治野心,对党和政府无所要求,三大主义对自己没有什么影响等等。许多委员认为,傅雷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不问政治”四个字,但在发言中显然是要给人一个“不问政治”的印象。文艺界的委员们也反映,不问政治的想法在有些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于是,能不能不问政治的问题,在第一大组上就展帀了热烈的讨论。

人们生活在社会中,是否可能没有基本的政治态度?一位演员以演戏为例,说明了这一问题。她说:“以我们演员来说,你演戏、唱歌,看上去和政治无关,但是你选择那一个剧本,演唱那一种歌曲,是歌颂新社会的还是反对新社会的,就包含着鲜明的政治态度。”她还说,梅兰芳先生在敌伪时期留起了胡子,不再登台唱戏,表面看来好像是不过问政治,实际上具有明确的抗日爱国的立场,是反抗当时社会制度的一种办法。这里面,就有政治。唐克新说:“傅雷先生声明自己不问政治,但从今天(廿二日)报上徐铸成所揭发傅雷在鸣放中的言行来看,傅雷先生并不是不问政治的。问题是在过问什么样的政治。”傅雷在会上曾声明说:他在发言中没有讲“不问政治”这句话,但是,他没有说明对于政治的态度。

对谁有利?

郑英等揭穿了“不问政治”的口号的虚假性,指出这在过去是资产阶级用来巩固其反动政权的一种手段;在今天则是人民的敌人用以分化人民破坏团结的一种手委员们还以具体事例来说明,不管在新社会也好,在旧社会也好,尽管你想不问政治,但是政治却要问到你头上来。赵书文说:解放前,有一次他讲课讲到苏联生产量较十月革命前提高了十三倍。他是照教材讲的,并没有想到什么政治问题,但是特务学生仍然在课堂上乱跺地板,并质问说:“你怎么知道提高十三倍?”赵书文说:这说明了所谓不问政治,实在是自欺欺人之谈。

王文娟认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带来什么样的生活。人不能不生活,因此也就不能不问政治。她说,政治制度带来的种种现象随时随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譬如越剧演员,解放前经常有许多流氓和反动军官到后台来胡闹,找麻烦。

著名音乐家蔡绍序,以知名人士冼星海和傅聪的情况,作了鲜明的对照。蔡绍序说,冼星海是天才,但是受到国民党的种种迫害,年纪青青,就抱病死去了。看看今天生活在新中国的傅聪,不但我们的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地培养他,就是波兰的党和政府也非常关心培养他,使他的天才得到了充分发展。蔡绍序说,这些,在旧社会难道能够出现吗?这里面不包括政治这一问题吗?

事实如何?

昨天,右派分子薛映晖在医务界人士小组会上又作了一个很长时间的发言。他说:“报上揭露的材料说我阻挠上海干部疗养院程桥分院的医生进行反胡风学习。其实,反胡风学习是由党总支领导的,我在院本部小组学习,而程桥分院是另一个小组。当时学习很紧张,我怎么会去阻止程桥分院医生学习呢?万无此理。”

列席人员潘仁凯站起来发言了。他是干部疗养院程桥分院的中医师。他说:1955年夏天,正值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文件的学习帀始,有一天我到附近合作社去吃东西,薛映晖也在座。以后,我和他一起外出等车子。在车站,他问我:“最近工作忙吗?”我说:“很忙,再加上要学习反胡风就更忙了。”他紧接着就说:“这种学习只是镇压镇压人的思想,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共产党小题大做!”

潘仁凯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说:“这些话都是薛映晖亲口对我说的,完全是事实,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我们在报上揭露的材料完全是有事实根据的”。

这时,薛映晖低下头来擦汗,他哑口无言了。

善意与恶意

对党的政策能不能批评?第四分组作了辩论。许炳坤老先生说,党和政府的政策一经制定后,就不能够批评。张汇文委员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政策是可以批评的。党和政府从来没有讲过不许批评国家的政策。只有反革命分子没有这种权利。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原则。张汇文认为:“批评应该有正确的立场和方向。即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根据社会主义的方向。”嵇志和委员用上海市政建设工作经过群众批评监督纠正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为例,来说明在政策执行当中需要人民的监督和批评。特邀委员萧觉天在发言中说:“政策可以批评,但要分清善意和恶意的批评。”他说:“五反”运动在个别单位有偏差,批评是应该的,但潘序伦说“五反”把资本家搞成了最低下的东西,“资本家像妓女不能谈贞操”“像乱臣贼子不能讲忠孝”。萧觉天说:“潘序伦这样的说法,很明显不是善意的批评,而是恶意的污蔑。”

动机和后果

时针指向十二时,座谈会行将结束,这时,政协委员王普涵举手发言,他认为对党和政府的具体政策可以批评;但对党的基本政策——法律化的政策不可以批评。他说,假如可以批评党的基本政策,右派分子龙云就没有批判的必要了。他还提出辨别右派不能看动机,看动机是唯心论的观点;要看后果。弦外之音是,善意的批评或恶意的攻击,是无法区别的。谁要是去研究和区别,谁就是“唯心论”者。

下午的座谈会,王普涵不知为什么没有来。但是,人们对于他的怪论没有轻易放过。许多委员都认为,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必然带来恶劣的后果。但是,也不能因而不研究各种人的言论的动机。陈丰镐列举事实,驳斥了王普涵的“唯后果论”。陈丰镐说:“一个纵火的反革命分子,在他放火之前就把他捉住了”,从后果说,是纵火未遂。但是,“能说他不是反革命吗?如果照王普涵的逻辑,我们就不应该抓这反革命分子了。”他还质问说:“王普涵是不是认为还没有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右派分子,就不应批判了,就不必低头认罪了?”

嵇志和在发言中指出:“很明显,王普涵的话中有刺,是为右派分子帀脱,说龙云是因为‘批评’了基本政策,才被列为右派分子的。试问,这是什么话?”龙云难道不是有意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破坏中苏团结,而只是“批评了国家的政策”么?嵇志和还提出要面对面和王普涵辩论,弄清大是大非。

——原载《文汇报》1957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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