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30 作者:陈大燮, 薛绍清, 朱麟五, 钟兆琳(联合发言)
陈大燮、薛绍清、朱麟五、钟兆琳(联合发言)交大迁校问题的影响面,是相当广大的,可以说有全国性的影响。假使提高到原则性来看,要牵涉到全国各地,要否支援西北建设的问题。因此中央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周总理曾亲自与交大赴京代表作长谈,并主持会议,在会议上,提出其对交大迁校问题的看法。高教部杨部长亲自到上海及西安两地,化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来沪时,也十分关心这件事,曾对其所接见的交大个别教师,当面询问其经过。当然,这个问题,也是上海市人民所关心的,我们现在把这一问题的前后经过,在人代会上,汇报一下。
交大迁校是由高教部于1955年提出的,其理由是:(1)高等学校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部署,并与西北地区重点工业建设相结合;(2)国防局势,即其时国防局势相当紧张,一个重点的工业大学,其教学设备的搬迁与安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体,放在国防的大门口,是不太适宜的。同时决定迁校以后,又说明将有若干新的,原为空白点的专业,将交由交大负责筹办。
到了1956年,交大开始迁校,但因范围较大,基建与搬迁安装工作,无法于一年内完成,所以决定分为两年完成。1956年所迁的,只是一二年级学生及担任一二年级课程的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课的教师。学生占全部的三分之二,教师只占三分之一,教学设备只搬了六分之一。
同时,国际局势有缓和倾向。上海工业根据毛主席十大关系的原则,转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上海市府与电机制造部,在高教部的同意下,决定在上海设置南洋工学院,以填补交大的空档。其时交大有小部分的基础课及基础技术课的教师,因其个人生活上的考虑,留在上海,其中一部分,调配到南洋工学院。又其时已迁西安的同人中,因迁校初期,各方建设未能如期完成,对迁校有了意见,同时留在上海的教师,主要是专业教师,认为西北建设,速度已有放缓,迁往西安短期内与专业的结合,不会太好,也对迁校开始有了意见。
到了1957年春天,上述对迁校不满的情绪,上海及西安两地,都有增长。很多人有这样的看法:(1)迁校西安有若干专业与工业结合有困难;(2)因华东区尤其是上海区,在决定迁校以后,以第一志愿报考交大的考生,大有降低,影响了交大新生的质量;(3)迁校影响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在这些理由之外,认为迁西安后生活上的不太习惯,也在若干同人的情绪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学校领导根据上述的估计情况,认为同人对迁校的重要性,既未有深刻的认识,勉强迁校,对于充分发挥同人的积极性看来是不利的,因此于本年夏初,决定在全校教职员工中,由工会领导,展开迁校问题的全面讨论。讨论的过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工会主持下的讨论;(2)赴京请示前的扩大校委会讨论;(3)赴京请示;(4)由京回来后初期的讨论;(5)由京回来后后期的讨论及解决方案的决定。下面将对这五个阶段,分别作简单的介绍。
第一个工会主持下的讨论,与后期相较,还是比较正常的。会上有赞成迁校的意见,也有反对迁校的意见。赞成迁校的其论点着重在支援西北及交大已有部分迁往的事实。反对迁校的论点则以专业结合差,新生质量差,科学研究配合条件差为重点。但是会上虽则同时有正反面的意见,反对迁校的发言较多,所获掌声也较多。其时右派分子,已在活动。如右派分子袁轶群,即利用其动力机械系工会部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地位,在会上组织反对迁校的发言,并组织支持。
工会会员大会结束后,把迁校的正反意见移交扩大校委会讨论,是为讨论的第二个阶段。高教部刘副部长,也来上海参加。这一期的讨论是很不正常的,会议成为反对迁校一面倒的形势,甚至在西安建设分校的建议,也在右派分子的鼓动下,受到严重的打击。其中极端派的言论,认为交大迁校的决定是错误的,其责任应有领导来负,要领导作出全部迁回的决定。右派分子沈三多、袁轶群,及其他右派分子及言论者等,在会上极尽挑拨鼓动之能事,只许讲反对迁校,不许讲赞成迁校,也不许讲设置分校或考虑实际困难。结果是决议把反对迁校的意见派代表反映于高教部。右派分子沈三多也被推为赴京代表之一。其时右派分子所鼓动的是要群众不信任领导。
在北京商讨的情况,是多样化的。有由高教部主持的,也有由周总理主持的。有大会讨论,小组会谈,个别交谈。参加讨论的,有交大代表,有关各部,有关省市,有关兄弟学校。会议上除交大代表,把反对迁校的意见向会议及首长陈述而外,其他参加者,几乎一致的与交大代表持不同的看法。最后由周总理召集交大代表,有关部长,有关省市委,有关兄弟学校的首长或代表等,举行会议,由周总理把其自己对交大迁校问题的看法向大家发表。周总理的看法,已见报载,这里不再重复。
第四个讨论阶段,是由京回沪后初期的讨论。这一阶段的讨论,以系及教研组的讨论为主。会议的进行中,同人的认识有了提高,但也仍有其很大的偏差。有很多人虽则理论上认为支援西北是必要的,但是仍缺乏支援的决心,所以理论的认识,虽则有所提高,支援的保证,仍是落空的。右派分子与右派言论者,也在这一时期,大肆活动。右派分子杨为民,潘震沧等,以党员身份,发出反对党员统一意见的言行,其他右派分子与言论者,则以党员的统一意见,认为是对群众的压力。右派分子沈三多又歪曲了周总理的意见,宣扬周总理不放弃其第一方针是不严肃的,只是应付应付西安省市及有关兄弟学校而已。当然,这是极端错误的宣扬。
第五个阶段,是以系和教研组的讨论,结合着扩大校委会的讨论来进行的。同时西安部分同人的看法,也有了改变。经过西安市省市委与有关企业部门对交大同人的交谈与会议,并作了若干次的参观,了解到西北的重点工业建设,是实符其名的,建设速度,并未放缓,因此绝大多数,转为赞成周总理第一方针。西安派来上海的代表,也在扩大校委会上,也向大家说明了这个情况,经过群众的讨论,理论认识,更有提高,个人支援的决心,也有加强。
在上述的基础上,学校领导,提出了具体方案的建议,因为在成熟的教师中,长期的做西安人,生活习惯上还有其一定的困难,所拟的方案,体现了情从乎理,理顺乎情的精神,提出一校分设两地,新专业设西安,其他专业根据具体的情况,有改设西安的,有专设在上海的,也有分设两地的,教师则在照顾两地教学质量的原则下,尤其是西安部分教学质量的原则下,长期支援西北以自顾为原则,短期支援(也是两年以上)则以统一调配为原则。同时建议上级,为加强师资力量及避免重复专业,把上海及西安两地的同类兄弟学校,作合理的调整,这个方案,最后获得上海同人及西安代表绝大多数的赞成,也为杨部长所接受。
右派分子在这个最后阶段中,也极尽破坏之能事。如右派分子袁轶群,就擅自召开工会的部门教师大会,力图破坏。但在群众认识已有提高的基础上,其市场已是相当可怜的了。
这个方案,后来又获得充实。上海部分,南洋工学院并入,造船在保留小院部的原则下,归交大统一领导,西安部分,西动并入,西工部分并入,其余与西航合并成军事性的西北工业大学,西农的农田水利系亦并入交大。
最后的方案是相当好的,甚至比原来全迁西安的方案还要好。这个方案,大力支援了西北,照顾了群众具体的困难,调整了两地同类的兄弟学校,并且两地的教学质量,教学设备,都获得了相当的保证。这个方案与其讨论经过,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正确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地说明民主集中制的优越性。
(文内小标题是本报编辑部加的)
来源:《解放日报》1957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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