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0 作者：覃柯
覃柯中央戏剧学院有一个以孙家琇(戏剧文学系主任、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徐步(导演系讲师、戏剧学院民盟小组组长)为首的民盟的右派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骨干分子有尧登佛(翻译组的翻译，整风初期被孙家琇介绍入盟的盟员)、屈白宇(导演系助教、戏剧学院民盟小组副组长)等人。北京话剧界于八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举行大会，对他们在整风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阴谋活动予以揭发和批判。
远在去年11月，中央戏剧学院的民盟小组，就已经成为北京话剧界民盟的核心组织，在民盟市委联络员右派分子刘伯岑的策划与支持下，在学院208办公室举行了联合组织生活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学院的盟员外，有北京人艺的戴涯(右派分子)、贺守文，青年艺术剧院的田禽等。这次会议表面上是学习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际上是让戴涯、贺守文发泄对北京人艺党组织的怨恨，利用戴涯歪曲、夸大了的事件：不尊重老演员呀，党不支持盟呀……达到攻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政策的目的。在这次会议上散播了反党言论，挑拨了党盟关系，并企图扩大民盟组织，组织联合支部，便于与党对抗。这次会议播下了民盟右派利用整风向话剧界党组织进攻的火种，并为戴涯向北京人艺的进攻组织了初次的“排练”。
在整风初期，以孙家琇、徐步为首的阴谋小集团联合学院内的九三学社举行了六次向党进攻的座谈会。第一、二次以尧登佛为主力攻击翻译组的领导，第三次以右派分子李畅、徐廷敏为主力攻击舞美系的领导，第四次攻击表导演系领导，第五次借一个教员被调动工作事件，大做文章，第六次孙家琇亲自出马，猛烈攻击学院领导李伯钊同志，矛头还指向学校司、文化部。总之，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从各方面对党进行围攻，而且是一步紧一步，企图把他们已经失去了的资本主义的阵地夺回来。自然，他们曾经为这“周密的计划”得意过，幻想过胜利的。决没有想到今天会遭到了无法逃脱的反击。
孙家琇、徐步等所谓的“南京剧专”的传统究竟是甚么呢?在大会上许多同志指出，南京剧专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在党的领导下，进步的学生和进步的教员拥护党、追求真理与国民党文化特务的统治进行斗争的革命传统。方琯德同志回忆抗日时期搬到重庆的“南京剧专”，一百多个学生中曾有三十多个被捕，曹禺同志家庭亦被搜查。这当然不是右派分子所要继承的传统。他们要继承的是以张道藩、褚民谊、余上沅以及效忠于他们的郭兰田、余师龙之流的反革命传统。当时，文化特务头子张道藩看见左翼戏剧运动蓬勃发展，压不下去时，他便成立南京剧专作为与进步戏剧运动相对抗的资本。欧阳山尊同志说：“南京剧专成立后第一件‘功劳’，就是演出张道藩的反动戏‘密电码’来同夏衍同志领导及创作的‘赛金花’的演出打对台，打不过时，张道藩就亲自带其爪牙到演出‘赛金花’的剧场捣乱。”因此南京剧专在政治上是国民党、三青团的恐怖法西斯统治，这里训练着特务学生，方琯德同志曾亲眼看见余上沅将一个共产党员学生交给了国民党宪兵。在人事上是任人唯亲。在经济上是贪污盛行，余上沅就曾利用贪污的款买田产和修公馆。在教学上呢?他们为了吸引青年不得不找一些进步的教师，可是那种教学只能是断断续续的。而自命为学者的余上沅讲戏剧史时说：“戏剧起源是来自狗打架”；1938年胡风分子黄若海在纪念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会议上说：“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体系，不要欧美的，也不要史坦尼，而要开幕后‘砰’‘砰’两枪就闭幕的这种‘未来派’”。使右派分子感到可惜的是这种“传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谁要坚持继承它只能到监狱或台湾去继承吧!
同时大家也指出，中央戏剧学院的成绩是不容右派分子抹煞的，也是抹煞不掉的。从一九五○年开办以来，短短七年中，培养了五百多名干部，分布在全国各地。在苏联专家直接指导下的表、导演干部训练班，对提高表演艺术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戏剧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我们要有计划地培养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干部，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工作中必然有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的事业是在党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着。学院已经逐渐走向正规化，教学质量也在逐渐提高。党对我们事业的支持是无微不至的，在目前国家艰苦建设阶段，学院的设备是应有尽有的，就拿图书资料设备和过去相比，常开旦同志说：“余上沅统治南京剧专十三年，才购置了八千本图书和杂志，戏剧学院建立才短短七年就积累了七万册图书，连杂志等共十万册，收集了从“五四”以来到南京剧专时期的戏剧资料。”大会用事实警告了右派分子，要恢复南京剧专的梦想，是永远不能实现的。
在孙家琇、徐步操纵下的六次座谈会上，他们别有用心地夸大和突出所谓“党的宗派主义”。他们拉拢一些对党不满的人，鼓动他们尽量寻找所谓宗派主义的罪证。徐步在亲自掌握的座谈会上向群众煽动说：“要他们承认官僚主义容易，因为它是摆在表面上的，承认宗派主义却不容易。”孙家琇是不止一次的叫嚣着：“要把宗派主义的根挖出来。”他们认为：评级、评薪、(75)调动干部、吸收新党员入党、思想改造运动、肃反、甚至新入学的党员到校后党的组织找他们谈话、或向学生介绍了某教员是党员等都是宗派主义的表现。徐步恶毒地说：“有的领导同志根本不是党员，也要把他搞成党员，你看恶劣不恶劣?”欧阳山尊同志说，记得他的父亲——欧阳予倩院长申请入党后，有一天病得很厉害，周扬同志来看他，告诉他党组织已经批准他入党了，欧阳院长当时就激动得流下了眼泪，紧握着周扬同志的手说：“我感到我为党工作得太少了。”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图画！可是徐步却恶毒的说，党把不是党员的“领导同志”硬要“搞成”党员。这说明徐步对我们党的组织工作是多么仇恨啊!以孙家琇、徐步为首的这个阴谋小集团为甚么这样热衷于攻击所谓“宗派主义”呢?他们把一切运动、日常的行政、组织工作，以及党员的存在都说成宗派主义的目的何在呢?我们从尧登佛在学院内反动的“卡秋莎报社”所组织的报告会上的发言，就可以看清他们的用心了。在那次会上，尧登佛露骨地说：“党退化了，党变质了，党用利己主义辩证法为武器，共产党和国民党差不多”。并把党员分成“贵族党员”与“奴隶党员”，说什么“党内外都没有民主，贵族党员用党的政策维护自己人，奴隶党员向贵族党员汇报。”他说：“作为公民他有权要求党离开学校，学院不是用党费办的，你们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有人能代表。”屈白宇说：“学院包庇党员的错误，使得他们无所顾忌，为所欲为，长征老干部就有此特权，难怪学院有些党老爷要上行下效了。”孙家琇在“幻灭了的及还希望着的”为题的反党宣言中，一面“悲天悯人”地叫着：“我们向你们敲起警钟，你们知道吗?群众在离开党呀!”一面阴险的煽动说：“你们的三大主义以及种种其他行为，在剥夺摧毁人的理想，窒息了人们的事业心，堵塞了青年人的朝气，欺骗了学生们的信仰，这是不是罪恶?这该不该群起而诛之?”这一切都明显的说明他们攻击的最终目标是整个的党，他们要挖空心思的来证实党不行了，应该由民盟右派取而代之。
孙家琇不仅攻击学院，她还仇视党所领导的整个文艺事业，她说：“许多新文艺作品，里面都没有新时代的英雄气概。我明白了，这并不完全由于清规戒律，教条主义的束缚。而是他们这些许多所谓作者们，所谓艺术团体的领导者们，本来就没有英雄的灵魂，我愿意有新的百倍的超过莎士比亚的新的文艺来教育我们，可是我今天不能不又回来重谈莎士比亚，这是非常痛心的。”孙家琇说我们的作品都没有英雄气概，这是不值一驳的，刘沧浪同志在大会上说：我们不谈小说、散文、电影，只从话剧和歌剧的新创作来看：“万水千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刘胡兰”、“炮弹是怎样造成的”、“春风吹到诺敏河”、“双婚记”等，这些作品没有英雄气概吗?至于我们的作家有没有英雄的灵魂，肯定地说：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进行了反围剿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孙家琇还在美国留学和到法西斯德国、意大利旅行的时候，我们许多老作家却是在一手拿枪、一手持笔和敌人战斗。在这个斗争中，很多人牺牲了，这不是英雄的灵魂吗?再说今天我们对右派分子坚决进行斗争，这难道不是英雄的气概吗?不过孙家琇和我们对英雄灵魂、英雄气概的看法不一样罢了。
孙家琇认为自己是有着英雄灵魂的人，她确实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上表现了她的“英雄”；她写的“幻灭了的及还希望着的”反党宣言，的确在学院中引起过一个反党的高潮，这位自封的“莎士比亚”专家，竟在这篇宣言中，窜改了屠岸同志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第六十六首，以莎士比亚三百年前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统治进行战斗的诗句，来对照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并说：“我难道碰见了比奥赛罗更悲剧的悲剧，至少他的苔丝得蒙娜是纯洁的。但是我的理想所寄托的这些党员们并不是纯洁的。”这篇文章贴出来后，小集团的右派分子们大为捧场，徐步对她说，文章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作用如何如何大等等，徐步一面到处收集反应，一面叫屈白宇写文章支持。但是学院中拥护党的同志们，很早就认识到这是一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
在大会上，许多人指出，孙家琇并不是甚么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廖可兑副教授说：孙家琇在美国留学时不曾专门研究莎士比亚，解放前在大学她连戏剧课都没有教过，更谈不上教莎士比亚了。她只是披着莎士比亚专家的外衣进行政治阴谋活动，而这件外衣又是“千疮百孔”的，一眼就会被人识破的。
孙家琇参加革命队伍后，为了掩饰自己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面，说自己过去是“脱离政治”的，是在“玻璃盒中长大的‘学者’”。在她向党进攻期间，她曾经把自己比做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和“奥赛罗”中的苔丝得蒙娜。反右派斗争后，她掩饰自己说：“我解放前虽不认识党，可是我总算有一点粉红色的理想吧!”又想把自己比做：“迷途的羔羊”，说是无意识的犯了错误。但是，不管她怎样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在群众的眼睛中，她的狰狞的反党面目完全显露出来了，正如曹禺同志所指出的，她决不是什么“奥赛罗”、“苔丝得蒙娜”，而是“奥赛罗”中一个穿着裙子的“埃古”!
据说学院中这位反党的凶恶的女将，是民盟市委联络员刘伯岑远在1954年底就开始物色培养起来的。他经常出入孙家琇的家中。整风期间他积极支持“北京人艺”的以戴涯、文燕为首的右派集团和中央戏剧学院以孙家琇、徐步为首的右派活动。许多会议都得到他亲自参加和鼓动。他听了屈白宇向党进攻的汇报后，指示屈白宇说：“看来你们比过去的情况有所改变，已经和群众联系上了，在这样情况下，要注意巩固和发展组织”。徐步、屈白宇忠实地执行了他的“指示”，他们积极地组织对党不满的人，动员他们“火线(76)入盟”。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刘伯岑阻止民盟中的右派分子向党交代，当北京人艺开始揭发戴涯、文燕的时候，他指示戴涯说：少讲话，多听意见；用大字报回答同志们的质问时，要经过他审查。中央戏剧学院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盟内陈子云同志提出要检查整风期间徐步领导的座谈会的政治方向问题，刘伯岑竟反对陈子云的正确建议，说：“我还没有接到市委通知要基层检查政治方向的问题。”从这一系列活动看来，刘伯岑应向首都话剧界交代他的罪行了!
经过一个多月来的说理斗争，首都话剧界的反右派斗争获得了辉煌的战果，右派分子戴涯、文燕、李畅、赵森林、孙家琇、徐步等为首的阴谋反党小集团都一个个地露出了原形。话剧界的广大群众在斗争中受到了锻炼，站稳了立场，擦亮了眼睛，分清了大是大非。在群众雪亮的眼睛前面，任何右派分子都是躲藏不住的。为了社会主义话剧事业的繁荣，为了革命话剧队伍的纯洁，首都话剧界的反右派斗争正在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 原载《戏剧报》1957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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