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6 作者:新华社
新华社据新华社6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4、5两日连续举行整风扩大会议,在会上揭发的大量的事实揭穿了张云川对他的反动活动,说成是 “独来独往” 的所谓 “跑单帮” 的谎言。以张云川为首的小集团现在已经分化,张云川完全陷于孤立。郭则沉、程明亦、庄明远等人在会上指出张云川和章罗联盟, 和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反共集团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是执行他们的反共纲领的一员“悍将”。
在政治路线上, 章伯钧、罗隆基反对共产党领导,主张轮流坐庄,而张云川坚决主张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强调民主党派的 “独立、自由”; 罗隆基说,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张云川则叫嚣 “共产党员是外行”; 罗隆基说 “接受党的领导,不等于接受党员的领导”,张云川就具体地比喻为 “两姑之间难为媳”, “太难做人了”。 章罗反对肃反,罗隆基提出要组织 “平反委员会”, 张云川污蔑说“肃反上轻下重,外轻内重”, 主张 “将范围缩小”。 章罗反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张云川说,知识分子“改造多年了,已有了提高,可以不必再提思想改造了”。
在组织路线上,章罗主张民主党派 “大发展”, 张云川是狂热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主张向中小城市、向各阶层、中下层发展。他在修改农工中央工作报告中关于发展组织的部分,将各民主党派共同遵守的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组织方针,加上 “以发展为主” 五个字,将原有成员发展一倍至二倍改为 “二倍至四倍”, 并且还在报告中加上:“必须大声疾呼,号召全党克服保守思想。”张云川还亲自到河南等地去招兵买马,到处宣传章伯钧的大发展方针,说什么共产党已发展到一千多万了,民主党派再不发展就“不能共存”了。总之,张云川在执行这个路线上是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罗隆基反对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企图由民主党派把知识分子包下来,张云川完全赞成罗的这个反动主张。当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反动言行受到批评的时候,张云川在河南到处宣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言论 ‘没有市场’ , ‘不值得追问’ , 他还污蔑人民日报对章罗的批判是‘宗派主义斗争’。”
张云川和章罗联盟的关系很深,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 “我与章伯钧二十七、八年以来,始终在一个政治组织内。解放前,章伯钧搞军事投机,要造成第三种势力,我是参加活动者之一。对章罗搞大发展以抬高民主党派地位的主张,我是同意的。 我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也是不喜欢肯定成绩再谈缺点的。我的这些言论是替章罗摇旗呐喊,作了扩大宣传。” 张云川和罗隆基反共小集团的张东荪、周鲸文、汪世铭、范朴齐、张志和的关系也是很深的。 张云川同章伯钧虽然过去有些个人利害的冲突,感情不融洽,但去年以来,他们言归于好了。罗隆基为了改善张云川与章伯钧的关系,专门去拜访过一次张云川。据罗隆基对人说,张云川 “愿以工作为重”, 不闹个人纠纷了。张云川也向人说,他 “对罗隆基从此没有意见了,对章伯钧也没有什么了”。
章伯钧对张云川是非常重用的。张云川在农工党中央工作、任民盟的中央委员、人民代表都是章伯钧提名的。章伯钧很尊重张云川的意见,如对农工党内的人事安排和反共的阴谋计划,事前都要和张云川商量,取得他的同意。如果张云川外出了,章伯钧还叫他的亲信王一帆等在张云川回来的时候向他汇报。
去年章伯钧从北戴河回来,也就是章罗联盟形成的时候,章伯钧曾召集黄琪翔、李伯球、杨逸棠、张云川、王一帆等人在他家里开会,密谋建立核心领导,发展农工党组织,打击农工党内的左派,排斥异已。今年春天,章伯钧又召集张云川等八人开 “八仙过海” 的会,要“八仙” 加强团结, 分别负担农工中央的工作,企图把农工党变成章罗联盟反共反人民的工具,张云川对章伯钧的“安排”表示非常满意。
王善继、王大鲁、何大钧等在会上系统地揭发了张云川反动小集团的丑恶面貌和阴谋活动。 这个阴谋集团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远在1949年这个小集团就形成了,这个小集团人数多,散布广,从中央到地方,从农工党内到农工党外,是一个有着广泛联系的组织。它的成员,在农工中央有何仲珉、丘锷崙、丁方拓、阎道莹、王仲英等重要分子;在地方组织中有安徽省合肥市的李湘若、天津的吴孟晖、蚌埠的金白描、北京市的孟雨村等。 在一般成员中有张朋非、杨任之、张振华、张祚延等,在非成员中,有张觉非(张云川的叔父)。
这个小集团的成份极为复杂, 有的历史上有血债,有的作过汉奸、特务,有伪军人,有贪污分子,另外还有张云川的六亲好友,他们都是一些仇恨共产党,仇恨劳动人民的心怀不满的人。这个小集团的活动是利用合法的组织和有利的地位, 采取两面派手法,里应外合,上下呼应。平常在各种会议上,张云川发表了反动言论,会后这个小集团的人就替他吹捧颂扬和传播。
这个小集团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它的成员大多数在“三反” “肃反” 运动中受过各种处分,都有 “复仇、雪恨、翻案” 的企图,因此他们在思想上找到了同情,互相勾结,有计划地进行反动活动。小集团的成员一致拥护张云川做 “统帅”,何仲珉是策划—切的 “军师”,丁方拓是阴谋活动的组织人和 “打手”, 丘锷崙是章黄李右派集团的牵线人,阎道莹负责宣传造谣,王仲英通风报信,孟雨村、张振华、杨任之、张觉非等这一批人担任情报联络。这个小集团有议事处,有联络站和进行策划时的密室。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这个小集团有下面三个罪恶活动: (一)想尽一切办法保存小集团,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策略是采取两面派手法, 动员所有小集团的成员,一律伪装积极,“参加” 反右派斗争,并从各方面搜集情报,进行分析,企图蒙混过关。(二)千方百计地包庇张云川,说张的问题是 “思想问题”, 另外,何仲珉等又帮助张云川修改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假检讨。张云川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都是和何仲珉商量过的。(三)由于严信民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座谈会上批判了张云川的反动言行,张云川就对严信民恨之入骨,他曾在河南写信向严信民表示抗议,小集团的成员也在中央呼应,诽谤严信民的发言。张云川从河南回到北京后,何仲珉、孟雨村等一方面到张云川家里去汇报情况,一方面帮助他搜集材料,准备同严信民 “算账”。
经过大家系统地揭露以后,张云川反共小集团中的骨干分子丁方拓、丘锷崙、孟雨村等人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人民的罪过,愿意低头认罪,重新做人。张云川的 “军师” 何仲珉,虽然经过丁方拓的对质承认了一些东西,但没有具体交代。
张云川在大家揭发的事实面前,在他的小集团成员纷纷投降的情况下,狼狈不堪,不得不承认去各地视察是 “专为找缺点”, 搜集材料作为他反共反人民的根据。他在河南、安徽、新疆 “讲了一些放火的话,到处制造人民与政府的矛盾,煽动群众对共产党不满,挑拨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关系”。 他承认以 “主持公道”、 “打抱不平” 的假象来迷惑群众,搜罗了一些对党不满的人,作为他的喽罗,形成了一个小集团。他承认“这个小集团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
最后,徐彬如说, 虽然张云川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还没有具体地彻底地交代他的阴谋活动,但是他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貌和反动本质,通过这几次会议已经完全被揭露出来了,他的反攻已经被大家击溃,大量的事实驳得张云川理屈词穷,无法抵赖。他的小集团已彻底分化,小集团的骨干分子和成员纷纷投降,张云川已完全陷于孤立。从大家揭发的事实可以看出,张云川反对共产党的手段是很阴险毒辣的。他知道共产党是走群众路线的,他就打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打击左派,使他们不敢靠近共产党,达到孤立共产党的目的。共产党的政策是依靠基层干部来贯彻的,他就骂基层干部,到处污蔑农村干部,攻击共产党的基层。张云川反对社会主义的办法也是恶毒的。大家知道,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必须依靠工农联盟,而张云川就特别在农村中去招摇撞骗,挑拨农民和政府的关系,说统购统销不好,农业合作化不好,煽动农民起来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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