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7 作者：谈家桢(书面发言)
谈家桢(书面发言)我发现大多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手法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提出各式各样的谬论，从各个方面来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右派分子都异口同声地否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并且夸大了在思想改造、三反运动和肃反运动的某些个别缺点，来抹煞实际上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他们狂妄地说什么“思改改糟”“肃反肃革”企图以此挑拨知识分子对党的不满，甚而还要在死人身上作文章，其用心可谓毒辣极矣。
其次，右派分子还散布了党不能领导文教科学事业的谬论，提出诸如“工农不能领导文教”“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委不能领导学校”“有职无权”“保护科学家”“教授治校”等等来迷惑知识分子。这些似是而非的或者煽惑性的论调，在大鸣大放时期内确实在一些认识不清、立场不稳的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共鸣。于是右派分子自以为更加得逞，他们肆无忌惮地，以“匈牙利事件”相威胁，向党猖狂进攻，满以为从此就可篡夺了党对文教科学事业的领导权，以便进一步来推翻共产党的整个领导，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也就是要把我们拖回到解放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阴谋活动的最终目的。
在这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当右派分子的政治阴谋败露以后，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能够环绕在共产党的周围，和工人农民弟兄们站在一起，与右派分子作势不两立的坚决斗争。这主要由于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他们看到：解放后短短几年来，我们的国家面貌完全改观，各方面的建设成就包括文教科学事业在内，突飞猛进的铁一般的事实是和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所分不开的。任何反对党的领导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意图必然会遭到全民所唾弃，在这一点上，右派分子完全没有估计到，因而他们的可耻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一般知识分子在这次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过程中，不是没有动摇过；他们所以能够很快地转变过来，还是要归功于思想改造的成绩，在政治立场上，多少能划清人民和三大敌人的界限，在思想上多少能接受社会主义的道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确实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一般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家庭，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染有不同程度的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作风，要转变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当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想起过去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情况，我曾譬喻为割去资产阶级思想的病瘤，留下来一些疮疤。右派分子就想利用这些疮疤来离间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说什么“不尊师重道”“违反人权”“污辱人格”等的挑拨性的话。本来病害已经割除、疮结成疤，已不再痛，而右派分子却拼命来抓这些疤，使其再痛起来，甚而恶毒地用以激起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仇恨。可是右派分子的估计又错误了。通过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割除了病毒是基本的，也是思想改造的主要一面，不容抹煞。如果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思想改造，就不可能实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措施，也不可能订出我国在12年内赶上国际水平的科学远景规划。如果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思想改造，如果反革命分子没有在肃反运动中大批被清除，右派分子的反动队伍必然还要壮大一些，再和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结合在一起，就可能会在这次大鸣大放过程中搞出像“匈牙利事件”的名堂，这就正中右派分子的下怀。右派分子这样痛恨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的道理，也就在于此。
“爱面子”、“摆架子”是从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的通病。右派分子就利用知识分子这些弱点，竭尽挑拨离间的能事。右派分子提出党不能领导文教事业的一系列歪曲宣传，是一种攻心战术，就是想通过攻知识分子的心来达到攻击党的目的。事实上，不论从理论或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完全驳倒右派分子的谰言。譬如：“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一句话，粗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如果暂时撇开领导不谈，“外行”和“内行”本身仅有相对的差异，而无绝对的区别；而且从发展上来看问题，今天对某一行是外行，就有可能明天成为内行。毛主席曾经指出，知识分子本来没有知识，所有知识，是从前人的经验和通过劳动所获得来的。事实上，一个人也不可能样样精通内行。例如今天大学里，要培养德才兼备、体魄健全、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人才，各科专业项目，非常之多，要物色一位领导，样样都是内行，这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像“万能科学家”右派分子钱伟长也不过懂得一些工程力学的皮毛，何况有些自称为科学家的右派分子像王恒守、张孟闻之流，还是冒牌科学家，竟诬蔑党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而他们自己却是外行装作内行，实在可耻。今天一般高等学校里的领导，和其他文教科学机构一样，照例是采取集体领导制，校长就有好几位。复旦大学校长中间有语言学专家、有数学专家及有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同志，这样配合起来，真正能担负起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人才的重大责任。复旦大学有十一个系，五十几个教研组，绝大多数系主任和教研组主任是非党员或是新参加党的专家，他们都与各系党总支书记密切合作下，进行具体的领导工作。我从1952年院系调整起，就担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和兼一个教研组主任的职务，我从没有有“有职无权”之感。在个别问题上，自己的看法有时可能会和党领导的意图有抵触的地方，主要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时会冒出头来；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协商，大多能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得到圆满解决，这有什么不好呢，我在工作中，比较接触多的右派分子像张孟闻，口口声声说“有职无权”，使我很难理解。作为一个教研组主任，张孟闻的职责，应该是要领导好教研组内成员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而他要求的却是“人权”和“财权”。右派分子的分内工作一般是不称职的，书教不好，研究工作做不来，倒要整天叫嚣“有职无权”，到处钻空子，唯恐天下不乱，充分反映了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的本质。
右派分子要求党委退出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这是一个很恶毒的阴谋。右派分子很懂得，党委在高等学校里的首要任务，在于贯彻党对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方针政策和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也就是说学校党委制的领导是一面政治的旗帜，目的是要把学校办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不是为资本主义服务。就复旦大学而论，几年来，我深刻体会到党委领导的正确性，在重大问题上，总是要和民主党派来协商解决，紧密依靠群众的力量；在业务上，更是想尽各种办法，来发挥各级教师的积极作用。这完全证明了大公无私的工人阶级的崇高品格。右派分子不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当然要想尽办法来推翻高等学校党委领导制。右派分子提出“教授治校”的口号，实质上是要右派分子来领导学校，因为教授本来是高等学校的骨干，在教学上和科学研究上已经起治校的作用，但是在目前我国高级知识分子，大多还表现着多少脱离政治的倾向，还没有完全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在工作中就会迷失方向，就有可能会不自觉地堕入右派分子所布置的泥坑里去，结果学校就会被右派分子所操纵。假定今天复旦大学的领导，已被右派分子孙大雨、王造时、陈仁炳、张孟闻、王恒守、杨兆龙等所把持，其后果之恶劣不难想像，那才真要我们处在暗无天日之中了。
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的大辩论，在大量事实面前，右派分子离间知识分子与党关系的政治阴谋完全破产了。这场激烈的斗争，对知识分子，具有非常深刻的教育意义。像我过去多少有脱离政治倾向的教育和科学工作者，在民主党派和学校工作中，时常与周围右派分子打交道，几乎为右派分子所俘虏；在大放大鸣过程中，也发表过许多片面的过激的言论，主要由于自己的认识不清，立场不稳，说明过去自我改造得很不够。这次斗争使我在党的教育下得到锻炼，得到提高，使我清楚地认识到为了保卫祖国社会主义事业，为了要过社会主义的一关，知识分子不仅需要思想改造而且需要经常的长期的改造，一切事业不仅需要党的领导，而且需要更加强党的领导。通过这次反右派的斗争的教育，我要表示坚定的决心，锻炼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献出我的一切力量。
来源：《解放日报》1957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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