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10 作者：[待确定]
为右派分子费孝通等捧作向党进攻的一面旗子的“社会学家”、劳动部劳动干校副校长陈达的反动言行，经过劳动干校一月多来连续开会揭发批判，已经暴露出来。
整风运动前后，陈达明目张胆向党进攻，他在劳动部、劳动干校、文化部、国家统计局等单位的座谈会上，发表了许多极端荒谬、语无伦次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参与费孝通等右派集团，企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为章罗联盟的政治进攻在学术界打开缺口。
陈达所发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是极端恶毒的，是有系统的纲领性的。他刻骨地仇恨共产党，他对共产党的厌恶，达到了“我不愿听‘党’这个名称”的地步。他说：“在我的思想上对‘党’这个名称是有抗拒”的。他要把“党”改成盟，说什么“盟是志同道合的意思，盟员即志同道合的成员，这与共产党称同志要接近些”，“会更好些”。陈达这种荒谬论调的实质上，就是要取消共产党。陈达反对斯大林的“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说法，说是“和平常人一样的”。为了论证他的说法，特意借题发挥，用恶毒的譬喻来污蔑党和党员。说什么帝国主义自以为白种人高尚，黑人低贱，结果使自己走向末路；基督徒自以为奉上帝之命，取消异教说是把有罪的人救入天堂，但世界上有许多不信基督教的国家和民族今天蓬蓬勃勃兴起来了，基督教和基督徒反而日趋衰败。言下之意，共产党员自以为是特殊材料制成，也有衰败的“趋势”，会走向末路。有人批评他这个谬论与章乃器一模一样的，陈达不以为耻，俨然以老右派自居地说：我不是受章乃器的影响，而是早在读书笔记里写过了。
陈达否认党的领导作用。说党“对科学工作，还不能领导”。并说“有些党员对他领导的工作不懂，却又要来领导，许多问题都是从这里发生的”。在党的领导问题上，陈达的言论和储安平的“党天下”论调一模一样，说什么“部里的领导分层，每层都要党员负责，他说这种领导仿佛是下棋的方式。被领导的人是棋子。党员说一下，他们动一下，党员不说，他们不动，下棋的人错了，别人也跟着错了”。他还说：“党的领导是一窝蜂”。陈达还企图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派代替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一则说，“一国的事情，单靠共产党员来治理是不行的”，党外人士必须要拿“匹夫有责”的精神来积极参加。再则说，“国家逐渐走上建设的道路，分工日细，专门性技术问题，越来越多了，对于技术性问题的解决，须要专门知识，臭皮匠就不行了，必须要请诸葛亮才能解决，以前解放区专门性问题少，可以用三个臭皮匠去顶一个诸葛亮，现在不同了，我们请求诸葛亮的地方越来越多了，诸葛亮应该越发受到尊重”。并说“三千自皮匠也顶不了一个诸葛亮”。用意是很显然的，就是说共产党自己没有专家，领导干部和群众都是臭皮匠，无产阶级又没有知识，只好让帝国主义培养出来的像陈达等“诸葛亮上台”。于是，陈达叫嚣“到劳动部后实际上是有职无权”，要起“权”来了!
陈达在国家统计局座谈会的发言里，攻击1953年我国人口普查工作，说方法“不科学”，数字值得“怀疑”。他攻击国家保密制度，说保密制度迫使他的朋友们唯心，他讽刺说，“许多事实材料得不到，只好眼望天花板，一切就会源源而来，这不是唯心么?”他恶毒地攻击我国的出版政策，认为解放后够得上“著”的水平是很少的，比国民党还不如。他要求资本主义的出版自由。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陈达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在劳动干校座谈会上，他说：你们到处找我的错话集中到一起就很多了。这是“不科学”的，我的随笔才是代表我的真实思想。陈达的随笔里写些什么呢?
“在苏联，党是一切工作的领导者，新中国是不折不扣以俄为师了”。
“有人曾批评苏联的最高领导权……认为这是寡头政治，是不民主的……”。
“如果优秀分子俱入党去了，那么党外人士都是非优秀分子，领导工作自容易进行了，但是这件事的理论是值得怀疑的。”
“还有一点应该提出来的是：优秀分子入党以后党外的群众果然都是渣滓了吗?这又显得渣滓太多了一些。被领导者如果俱是头脑简单，能力毫无的人，那末是可以听凭党员的摆弄，牵了鼻子就走。但是决非事实，群众中必然还有优秀分子，他们决不听从不合理的领导。”
如此等等。陈达的这些言论摆开来后，在严正的批判了，不得不低头承认了。
陈达对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是蓄谋已久的。早在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取消社会系时，他就表示反对，以后一直心怀不满。今年年初以来，陈达和费孝通等一起，积极进行阴谋活动。他利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民代表等的身份到处提案，要求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还与人联名质问高教部为何取消劳动专业，质问信中猖狂地反对学习苏联。6月9日，在陈达家里，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一批旧社会学家集会，用偷天换日的手段，把科学院社会问题调查委员会篡改为社会学工作委员会，推选陈达为主任委员，会议非法地作出为恢复旧社会学进行各种措施的决议。
来源：1957年9月10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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