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13 作者：[待确定]
李慎之的言论牵涉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制度问题，是大是大非，所涉及的面极其广泛，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讨论，分析和批判，通过讨论，将使他们认清李慎之的真面目，辨明大是大非。
为了帮助我们深入地开展讨论，对他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弄清楚他的问题究竟是思想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是理论性的探讨性的设想，还是明确的政治主张，我要以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向大家提供一些事实。李和我谈过多次，有些话谈得非常隐晦，有些是用问句提出的，为了使大家理解，我尽可能提出当时谈话的上下文和背景。
我一到新华社就在李慎之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52年李离开西方组后就没有和他再有过很多接触。去年夏天，他叫我和吴晋同志整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反应（英共和挪共的），在此以后谈过好几次。我们谈过这样一些问题：
关于党的问题。整理英共反应时，李在整理工作中，找我们谈，说为了帮助我们“活泼思想”。英共《工人日报》读者来信提出许多问题，如党是不是还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不是还要民主集中制？英国是否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要不要专政等问题。李慎之在谈话中提到了党的作用问题，提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党应如何发挥作用，机关党应如何生动的问题，都是以提问题的方式提出的。他还问我：“什么是党？”说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当时他是把这些问题作为很深奥的大问题提出的，还说，他与一些其他领导同志常常在一起研究一些大问题。
另一次，他在西方组办公室对我和吴晋说：苏共二十次大会以后他重新考虑了许多问题，“只有公有制这个概念我无论怎样想都还没有发生过动摇”。当时，我们都为他的大胆吓得吐舌头，但因自己思想不明确，认为他是思想活泼，觉得我们的思想不活泼，应该也想想大问题才对。
李慎之还同我谈到过民主集中制。李慎之说，什么是民主很难说，民主多也不好，少也不好。还说，开会多不一定是民主。这说明，李慎之认为正常的社会主义民主不是民主。我记得，这一次他还说过，吴冷西作为天津的人大代表不合理。这几次谈话中还谈到法斯特，我表示看了法斯特的文章很反感，李说，法斯特的第二篇文章已出来了，人家向他招降还是站稳了立场的。他还说，法斯特说他接受民主思想不是从斯大林那里而是从耶稣、林肯、杰弗逊一直到马克思，李说，这话有道理。李慎之说，我们接受进步思想也不一定是党的教育的结果，我们写入党报告书是说党教育我认识这个，认识那个，其实一人的进步不一定是从接触党时开始。
去年夏天就在上述谈话以后不久有一天在楼梯口碰到李，李慎之问我，你父亲（指梁思成）入党没有？我说，我父亲是民盟中央委员，所以不能入党。我说我父亲对这点不大高兴。他则点头表示同意说我父亲不一定入党。接着话转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上去。他说，民主党派的作用也要研究，他们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我要问李慎之，他当时认为民主党派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整风开始以后，有一次李遇见我谈起看文件的问题。李对党员看文件表示很反感，说党员看的文件都是国家机密，党员有什么权利看国家机密，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看文件就不如他老婆（党员）多。
我在支部大会上说对新华社整风没有信心。李慎之问我对整风为何没有信心，我说许多问题都是一再提过的老问题了，但改进不大。他问什么问题，我说，比如不重视政治思想教育问题就是如此。他听了有些反感说，现在下面一些干部老是要求培养、教育，还说，科学院一些干部成天叫嚷培养，说时表示十分厌恶。当时我和他争了几句。他说，我认为现在我们管干部的事不是管少了，而是管多了，说今后领导只应管四件事，其中我记得的有：识别、使用、提拔干部，但是不包括管政治思想教育和管生活。李还竭力向我推荐《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废弃庸人政治”的文章。李说，领导和被领导不要分得那样严，上班是领导，下班以后如谈得来有共同兴趣可以谈谈，否则可以不谈，领导者不要总是“以马列主义化身自居”。我记得，1950年我做团小组长时，工作有困难，要求李帮助，李慎之在谈话中没有给我什么帮助，但是却提到，一个人最好不要“党气熏人”。
肃反问题。李慎之在1956年夏天对我说，“主观主义谁都有，去年肃反，毛主席也难保没有主观主义。”他说，肃反是“打别人的棍子打到了自己”。又说，中国肃反比苏联公安部杀头杀错还厉害，“社会震动”非常大，造成人与人的关系的冷漠和隔阂。李还问我，难道你和你父亲之间没有一种戒心吗？我说没有。他说，他父亲对我们政府的一些措施就有不安之感。
干部问题。李要求开放自由市场，说我们现在是“乱点鸳鸯”，干部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用人者没有自己选择干部的自由。李说，在我们国家中，要当部长至少要40岁（意思是“二十年媳妇才能熬成婆”）。
反右派后我转正，我请他提意见，他说，他对我这几年情况不了解，说我“大概有进步，不然党不会吸收你”。又说，年岁大了，身上灰尘多起来，要检查一下。话讲得非常阴暗，不知是何意思。李慎之看到我记录本上王飞同志传达的一次毛主席报告上面有一段话说，民主党派提出“教授治校”，反对党委制，主席认为“可以讨论”，李慎之说：“陶大镛说，他所理解的主席报告精神和主席原来的报告没有什么不同”。李慎之叫我把记录毁掉，意思是毛主席的确表示了要取消党委制的意思，现在又不认账了。李慎之在这次谈话中给我的印象是中央当时也有思想混乱。
在去年夏天一次小组会上，我们谈到了刘少奇同志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问题。李慎之说：“少奇同志不代表党中央，他只不过是一个最权威的个人”。
李善于把一些我们现实政治、现实生活中的细小的问题提高到最根本问题、制度问题上去，所有问题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提出的而不是什么理论。李总是以提问题的方式提出问题，好像是在作学术性的探讨。但从其系统性上看李是有一套系统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纲领的，应该把这些主张和纲领拿出来，要回避是回避不了的。
李的问题不是思想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来源：《李慎之材料之九》（内部材料定期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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