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15 作者：大公报
大公报本报讯 出席民建、工商联两会联席会议的部分工商业者，在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举行的座谈会上听了几位政府负责同志的谈话后，都表示十分兴奋。他们分别向记者发表感想，对政府虚心接受意见、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精神表示十分感动。他们认为几位首长的谈话，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分子的谰言，并且具体证明政府欢迎大家反映意见；然而右派分子在鸣放期间不是反映意见，而是向党和人民政府猖狂进攻，和一般人反映意见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今后应该继续积极向政府反映意见。他们对于政府所拟定的改进工作的措施表示完全拥护，认为政府对工商业者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很多人并且表示，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对他们说来是上了生动的社会主义大课。
座谈会主席、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孙起孟也发表了意见。他说：“周光春、刘子久、吴雪之、许涤新等四位负责同志的报告尽管只反映了党和政府最近几个月研究和处理工商界意见的一小部分结果；但是，就是这些处理结果，已经足够批驳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已经足够回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孰优孰劣，已经足够回答到底是人民政府还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管工商界的死活。
“这四个报告，也反驳了右派分子说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克服官僚主义的恶意攻击，充分说明党和政府是重视工商界的意见的，是认真处理工商界的意见的。
“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工商界有人说，‘祸从口出，不说为妙’。然而，这四个报告说明，只要是从帮助党整风、改进我们工作出发的意见，鸣放出来以后，问题也就会得到解决。即使情况有出入，可以设法校正；意见有分歧，可以经过研究取得一致。而右派分子不是这样，他们是借鸣放的机会，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善意的提意见和恶意的进攻是完全相反的。这就证明，反右派斗争和鸣放是没有矛盾的。”
天津的王光英说，他深刻体会到：共产党对工商业者始终是诚恳、负责、认真的。他说，天津有很多工商业者在大鸣大放期间提的意见，有些是片面的，甚至是偏激的；但是共产党都采取欢迎的态度，那怕只是关系一个人的问题，都派人深入基层了解，真正做到件件有交代。天津市工商界给市委统战部、财贸部、工业部综合提了九十多条意见，现在绝大部分都得到解决。有个区工商联主委，专业公司对他的工作安排欠妥，提出来以后很快就得到解决。私方人员对专业公司提出的意见，也大部分解决了。他并谈到他自己就提过很多意见，例如他在近代化学厂提出改进作漆布的底布，过了半个月就解决了。他还说，右派分子诬蔑反右派斗争是“小弟弟给老大哥抓抓痒，抓完了又挨耳光”，这是执迷不悟的右派分子还想制造谰言来混淆视听，抗拒反右派斗争。他说，天津的工商业者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右派斗争，已经提高了认识，不管右派分子用什么花言巧语来掩饰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都会被识破的。他们的谰言和我们希望党更好地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毫无共同之处。他认为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是发扬民主、扩大民主生活的方针，工商界进行反右派斗争，正是民主生活扩大的具体表现，如果容忍右派分子胡作非为，那就会妨碍工商业者的进步，也谈不到扩大民主生活。他深信工商业者经过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内的整风运动，铲除了资本主义毒草，站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以后，就会既有共同奋斗的目标又有使自己愉快的工作环境。
江西省的潘式言认为，政府边整边改的措施，对工商界是一次生动的教育。他举出公私共事为例，说明对待任何问题都应该分辨大是大非。他说，这一方面的意见，在鸣放期间提出的很多，凡是正确的意见，政府都作了认真研究和处理。但是除了右派分子恶毒的进攻外，也还有一部分意见，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就是提这些意见的人，是从资本主义立场出发的。有些人在工作中习惯于独断独行，当公方代表按社会主义集体原则要求他时，他就误认为是伤害了他的职权，或者说什么公方不信任私方。这显然是错误的。潘式言说，党和政府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改进工作，是永远不变的方针，但工商业者更应该加紧改造自己，特别是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以便和党、政府有共同语言，这样才能帮助政府改进工作，也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长沙市工商联副主委、秘书长杨子霖说，在鸣放期间，不少右派分子对工商联大肆进攻，他们企图改变工商联的性质。这次八办许涤新副主任对工商联工作提出的四点改进办法，有力地回击了右派分子的进攻，说明工商联必须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团体。他说，我们应该体会这个精神，努力工作，使工商联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服务。
来自四川的童少生和陈叔敬说，他们听了几位政府负责同志的报告以后，都很兴奋，从解决的问题看，能解决的解决了，需要解释的解释了，应该解决而暂时不能解决的说明留待今后解决。这很具体地说明了党和政府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精神。
他们认为政府几位首长的发言，对工商界也是很深刻的教育。童少生说，刘子久副部长所谈工资问题，实际上就是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了我们。工人农民都说生活提高了，而有些工商业者却对工资问题有意见，这就说明这些人是从自私自利出发的，不是从多数人出发。陈叔敬认为这是指出工商业者要培养集体主义，从长远利益看问题。
他们还指出，政府几位首长的讲话，有力地反击了右派分子的谰言。陈叔敬说，周光春副主任提到的公私合营的优越性的事实，证明章乃器的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的说法多么荒唐。党和政府对大家意见虚心听取、负责处理，证明社会主义和官僚主义是相反的东西。
从这种实事求是、认真解决问题的态度，他们感到政府是虚心听取意见的。凡是有益的意见，都会被采纳，即使反映的不确实，意见不正确，也负责解释清楚。这也证明右派分子绝非说错了话，工商业者今后还应该勇于反映意见。
陈叔敬对于政府支持工商联的工作感到兴奋，他说，这证明有些人认为工商联干部要转业的想法是错误的。
上海的荣毅仁说，政府部门几位负责同志给我们做的报告，又一次表明了党和政府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并且具体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克服官僚主义。
荣毅仁还表示，他听了报告之后对于“统筹兼顾”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又上了一课。他说，党和政府考虑问题，是从整体利益出发的，是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的。而我们却往往只从自己的利益、局部的角度出发，不符合全民的利益。他说，刘子久副部长的报告，对我们工商业者改变立场、观点，有很大的启发。他还表示完全同意孙起孟副主任的意见。他说，今天的事实说明：工商界的合法利益，党和政府是十分注意的。而工商界右派分子的所谓“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完全是胡说，他们只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想拉工商界的后腿。
辽宁的巩天民说：“政府对工商界的答复，对进一步发挥广大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和加强各级工商联的工作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这充分证明党和政府是重视我们工商界的合理意见和要求的，贯彻了边整边改的精神，有力的打击了右派分子制造的所谓“祸从口出”等谰言。今后凡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和建议，还应该抱着“知无不言”的态度向党和政府提出来，以便改进工作。”
黑龙江的朱元成说，他原来认为大鸣大放以后，政府对工商界的态度要有变化了，可是今天听到政府对工商界提出的意见作了这样认真的处理，真是出于意外，也证明自己是从资本主义立场考虑问题。右派分子曾说他们所以成为右派，就是因为代表工商界提了意见。政府今天的报告完全粉碎了他们的谎言，也教育了我们所有工商业者。他表示回去以后除了传达政府的措施外，还要在今后工作中以实际行动来报答政府。
江苏的刘国钧说，他听了报告，深深感到党和政府真正是为人民做事的，对人民是负责的。人民提出来的意见，党和政府从整体出发，认为能办的马上就办，情况复杂一些的就跟大家协商处理，哪些是办不到的，也跟大家说明，实事求是，认真负责。
他对于政府对他反映朱新悟的情况做了调查研究，深为感动。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也反映出我的立场有问题。我当时盲目地听了朱新悟一面之词，思想感情上跟他起了共鸣，而没有从政府规定的制度、纪律上考虑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同意政府对朱新悟问题的处理，他说：“政府这样处理，对朱新悟的改造有好处！”
北京的倪家玺说，在鸣放期间，我曾在党和政府召开的各种座谈会上反映了北京市工商界的一些情况，其中提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北京有些工业企业机构庞大、人事臃肿、表报多会议多，今天周光春副主任的报告明确指出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政府的采纳和纠正，有的问题尽管提得片面，甚至与事实有出入，也得到了解释，做到件件有交代。可见政府对我们所提的意见，是实事求是来解决的，考虑问题是全面的，我们所提意见只要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党和政府都是采纳的。
倪家玺说，右派分子诬蔑反右派斗争是“反鸣放”，只是掩盖罪行反咬一口。事实已经证明，右派分子是借鸣放机会向党向人民进攻，我们一定要揭穿他们的罪行，使正当工商业者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站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继续大鸣大放。
上海的汤蒂因认为在工商界全面整风的誓师大会期间开这样一个座谈会，既必要，又及时。她说：“四位负责同志的报告，体现了‘边整边改’的精神，最有力地驳斥了右派，也解除了工商界的顾虑。周光春同志提出的合营工业五大成就，说明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个制度好；许涤新同志报告中的一些决定，说明了党和政府照顾我们工商业者的生老病死。这四个报告也驳斥了右派分子说反右派斗争是‘收了’的谬论。
“除了右派分子的恶毒污蔑以外，工商界中也有不少人说‘不鸣则平’，认为‘多讲多错，少讲少错，不讲不错’。今天很清楚，反右派斗争和鸣放是两回事。工商界鸣放中提出的问题，除了右派言论以外，都一一排队，边整边改。我参加了专门小组，对党和政府如何重视我们工商界的意见，如何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特别清楚。我反映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的，我都得到了答复。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从六亿人民出发，而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忘记了改造，想原封不动地保持资产阶级利益。
“许涤新同志报告中对胡子婴和我提出的两个意见的答复，也体现了党和政府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了我们提出的意见，曾打电报到西北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我们反映的一个问题，不符事实；另一个问题，也与事实有出入，而且现在已经调整了。党和政府这样重视我们工商界的意见，使我想到，我们搜集情况，反映问题，也应该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分析研究。”
来源：《大公报》1957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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