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9-29 作者：孟帆
孟帆新华社天津9月29日讯 天津市工厂企业从9月中旬开始的职工大鸣大放的热潮，到月底已基本结束。据部分工厂党委负责人的分析，职工提出的意见约有90％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其中，对领导作风的意见最多，约占一半左右；对生产技术、生活福利等问题的意见约占30％到40％；对政治运动和国家各项政策的意见约占10％。
由于绝大多数工厂企业的党委强调以揭露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为主，一些政治性言论多是鸣放后期出现的。归纳起来有三方面：
第一，对粮食、棉布计划供应不满。各厂都有些人叫嚷粮食不够吃、布票不够用。有人说：“从古到今没有人管过老百姓吃穿，现在管得太多了”。更为普遍的是说农民生活苦、街上农民要饭的太多。国棉三厂有张大字报，列举农民在革命各个阶段的贡献，说共产党忘了本。有人举出内地农民生活苦的具体材料，说不能和城市郊区比。还有些人说“农业合作化后农民收入不少了”。也有人说中央对广西省饿死人的事件处理不妥当，给省委书记的处分太轻了。
第二，少数大字报对三反、肃反等政治运动不满。有人说：“三反时很多人被斗错了，有一半假老虎，领导不敢向大家说实话”。有些在肃反中被斗的人，也表示不满，个别的还要求“平反”。
第三，对现实不满，对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不满。有的说：“过去国民党骗人，现在共产党更骗人”、“过去拿人当牛马，现在还是当牛马”。棉纺一厂有些技术人员不公开提出党不能领导企业，而说工厂中应该成立“技术委员会”，由技术人员共同领导企业生产，工人干部一律回车间。天津造纸厂也有些技术人员列举十一名工人干部名单，说这些工人不称职，不如回车间生产。有些人说“党内官僚主义可怕”、“党、团员是小特务”等等。
此外，部分工厂还出现了几十张什么“新陈世美”、“第二个陈世美”等讽刺漫骂揭发私人生活问题的大字报。
鸣放中，各单位的多数党员领导骨干都能坚持正确态度。但有部分人在认识和行动上有错误和缺点：
第一，部分领导对鸣放的信心不足。天津印染厂领导干部认为已经反了右派谁还敢再放。因此在动员报告中讲宽大处理问题。恒源纱厂党组讨论鸣放问题时，只有一个人认为可以鸣放起来，其他人都表示怀疑。有些单位的领导人认为鸣放是找右派，对改进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也有的人怕工人上街、怕影响生产。
第二，很多干部怕烧自己，有消极抵触情绪。车辆弹簧厂副厂长赵宣说：“这次运动的锋芒非对我不可，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烧化了，一个是真金不怕火炼”。有些人在鸣放中受到批评，表示“压力很大”、“抬不起头来”，甚至产生不满情绪，压制鸣放。红桥区福利总店股长孟凡一，群众给他提了意见，他当场叫群众给指出具体事实，然后又说与事实不符，冤死人。工程机械厂厂长李士德看到有人批评他开会睡觉的大字报，立刻找支部书记问群众贴的大字报是否审查过。还有的人受批评后，找批评人解释甚至谩骂、威胁。
第三、在大鸣大放中，职工群众也有许多顾虑。有些党、团员牢记“站稳立场”四个字，在会上不敢发言，怕出乱子；有的对攻击党的言论，急于反驳。有的党员提出了三个问题要党委解答：大字报形式好不好？党内问题交群众公开解决好不好？什么叫站稳立场？部分工人表现是对整风没有信心，怕解决不了问题。在许多工厂中，工人给厂长、党委书记提意见大胆，给本单位直接接触的车间主任、工段长、检验员不敢提意见。他们就，厂长、书记水平高，不会报复，下边给小鞋穿，受不了。职员和技术人员顾虑较多，贴的大字报数量较少或拉别人一块签名写大字报，也有人不敢署名。他们主要是怕扣上右派帽子，表现犹疑、观望。国营四一一厂机电科科员常英贤晚上听了动员报告后，写了十几张大字报，只贴出了一张。有些人当面不敢提意见，如国棉二厂技术监督科干部朱安娜对党员干部赵金祥有意见，当面不提。后来赵去厕所，她才说对赵有四点意见。刚说了两点，赵回来后，她就不说了。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7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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