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0 作者：吕骥
吕骥最近，我们音乐界举行了几次联合座谈会，批判了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民盟支部主任委员刘雪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篡夺党的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虽然批判的只是他个人的言行，实际上，是一场保卫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大论争；因为他所攻击的，是音乐事业中的党的领导，是聂耳、冼星海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是强调音乐应该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音乐理论批评，而他的目的就在於污蔑、辱骂倒一切之后，夺取党的领导，以他的资产阶级音乐路线来代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音乐路线。
刘雪庵在整风期间虽然只发表了两篇文章和一篇座谈会上的发言，尽管他把他的意见化整为零，分别出现在不同的文章和发言中，如果把他的意见集中起来看，他企图篡改社会主义音乐的发展路线的阴谋还是非常明显的。
他在音协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明确地否定了音协几年来的工作。他说“从音协的方针来看，有的重要工作未抓起来，有的工作处理不够妥当。原因究竟在哪里?依我看，是有些领导同志对政治与艺术创作的关系理解有问题：音协机构政治性太强，学术性太差。”在“一声春雷之后”一文中，更恶毒地攻击了我们推崇聂耳、冼星海的音乐奠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的功绩，并且极力加以污蔑，说我们是以罢黜百家来推崇聂耳、冼星海的令人愤恨的宗派主义者。他说：“某些音乐机构的领导同志对新音乐运动的发展，和‘五四’以来到聂耳、冼星海以前的音乐活动的历史一笔抹杀，而把某些作家的任何作品都推崇得五体投地，件件都是珍宝，样样都是典范，不许任何人怀疑，也不许任何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有些作家的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优秀作品，也受到百般摈斥，这与汉武帝时董仲舒那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作法，倒仿佛有些近似。”他在音协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十分巧妙的，看起来似乎是否定音协的工作，似乎是批评音协邻居人的某些错误理论，但他的真意却在於最后两句话。读者是能够了解他的真意的，他不过是想说，领导人中党员太多，非党专家太少。言外之意是如果把刘雪庵也请到音协领导机构中来，学术性就加强了。自然，根据这两段话，我们还不能断定他怀着政治阴谋，要以资产阶级的音乐路线代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音乐路线。因此，我们还要引用他的另外两段话。在“不怕跟内行吵架”一文中，他说：“这些批评对过去作家作品有不正确的评价，不合理的指摘，今天完全可以以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的态度重新提出来，重新讨论。如果中国的音乐作品能像传统剧目那样发掘一下，估计原来教条主义者认为香花的，不一定就是真正的香花，认为不是香花的，也可能还有香花被发现。”这段话说得很含蓄，可能许多人还以为他在为某些被外行的粗暴批评压杀了的作品主持公道，他的真意却不如此，他在音协座谈会的发言中禁不住暴露了他的真实思想：“在创作上，过去被一棍子打死的作品，今天大家的政治理论及音乐水平都提高了，是否可以重新加以分析研究，比如黄自的‘农家乐’和我的‘何日君再来’、‘红豆词’，应该根据这些乐曲的意义和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不要把它们一脚踢开”。看得很清楚，他不仅要想在音协领导机构中占有合法的领导地位，而且还毫不掩藏地高举他的臭名昭著的‘何日君再来”、为反动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农家乐”，要我们大家承认它们是香花！请大家看看，他一方面对於我们推崇聂耳、冼星海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怀着无比的仇恨，另一方面却要我们大家奉他的丑恶作品作为香花，不是要我们在音乐上放弃社会主义路线，走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么?
也许有人不认为这是什么路线的分歧，我们必须说明，这决不是简单地对某些人的作品的评价的分歧，而是政治上的分歧，路线上的分歧。就是路线分歧，具体地说就是音乐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也就是音乐究竟为谁服务的问题。
当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相结合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年代，我们音乐家究竟是把音乐作为武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一同去反抗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呢，还是站在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一边为他们的反动军队写军歌，为他们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引导人民脱离当时的政治斗争，沉迷在饮酒作乐的醉生梦死的生活中呢?聂耳、冼星海和其他许多正义的进步音乐家选择了前一条道路，这样就产生了许多革命的救亡群众歌曲，掀起了有广大群众参加，为全国人民支持的救亡歌咏运动，配合了当时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救亡运动。对於聂耳、冼星海的这些反映了革命现实，富於群众革命斗争情绪，而又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和极大的教育意义的歌曲，在人民革命斗争中长期起着教育作用的歌曲，难道不应该给它们以适当的评价么？我们说这些歌曲在中国音乐创作中奠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难道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么?
我们要看看，刘雪庵究竟走的什么道路呢?虽然他也把音乐作为武器，却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为反革命政治服务。正当蒋介石卖国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屈辱求和，却以全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老根据地进行所谓“围剿”的年代，也正是聂耳为革命群众写“矿工歌”、“扬子江暴风雨”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的年代，刘雪庵却在为国民党训练反共空军的伪中央空军军官学校作校歌，在他作词的“总理逝世纪念歌”中高唱“内忧外患齐荡平”的反动词句。正当全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军民进行艰苦抗战的年代，也正是冼星海在延安创作他的歌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诗篇“黄河大合唱”的年代，刘雪庵却在重庆写反动歌曲“国家总动员”，唱着“守国家的法纪，民权有保障，我们勤研科学发明，民生幸福始有希望。信仰三民主义，服从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驱逐敌伪豺狼。”这样反动的歌调。当全国解放八年后的今天，全国人民在党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也正是许多作曲家都在以幸福的心情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歌颂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和英雄人物、歌颂祖国山河的伟大和变化、歌颂社会主义时代幸福生活的年代，刘雪庵对於这一切都不发生兴趣，却厚颜无耻地要求我们大家对於他的“农家乐”、“何日君再来”那些丑恶的歌曲重新评价，公然叫嚣要把这些歌曲作为传统，不要一脚踢开。然而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一面，隐藏在它后面的还有更恶毒的一面。像“农家乐”这首歌曲的歌词，初看似乎只是以富农的观点美化了一般农民生活、为蒋介石反动统治粉饰太平，欺骗人民。但是刘雪庵今天要求重新评价，不要一脚踢开，显然，是希望继续表演，如果对农民去演出，就要煽动起一部分地主富农分子甚至一部分富裕中农对於旧社会剥削生活的怀念，造成一部分人对合作化运动的反抗，那样，右派分子就又要大做文章了。当然，如果表演“何日君再来”时，也一定会有人在留恋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的心情下而跟着吟唱，对於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作用，是可想而知的。从歌曲本身的现实性，以及对於社会所起的作用来衡量聂耳、冼星海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和刘雪庵的丑恶作品对照来看，为什么不可以说“件件都是珍宝，样样都是典范”呢?难道我们应该把刘雪庵的“农家乐”、“何日君再来”这些歌看作珍宝，看作典范么?肯定的，这些歌曲只能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珍宝。
这难道不说明了刘雪庵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放弃他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么?不也说明了刘雪庵和我们大家在音乐路线上有着根本分歧么?这样说是不是不合乎实际呢?我们不妨看看这个事实：早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他曾经检讨了解放前写反动歌曲和黄色歌曲的错误，并且把他的检讨在“苏南日报”上公开发表了，刘雪庵本人也完全记得这个事实。但是，五年后的今天，他几乎全部推翻了他的检讨，如果不是顽固不化的反动的阶级立场逼着他发表这些露出了反动思想原形的话，他不应该这样轻易地否定他五年前的检讨。其次，我们也要提出，他今天仍然没有放弃资产阶级的音乐路线，这不是没有思想基础的，早在1938年，他就发表过这样的意见：“无论任何中华国民，他可以不懂歌咏，绝对不能无政治思想，这算是大家所公认的铁则，因为一个人不懂歌咏而具有政治头脑的人，他可作其他有利於民族解放的抗战工作。一个只懂歌咏而无政治认识的人，他不能善用他的歌咏工具，就可有形无形地散注破坏民族解放抗争的毒素到群众间去，影响救亡运动的本质。”(“目前的歌咏工作”)应该承认，那时候他就已经完全理解政治对於音乐、歌咏的领导作用，也十分清楚地看到音乐、歌咏不会是真空的，总是有一定内容的，而且总要为一种政治服务的，如果不为反动政治服务的话，就一定要为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进步政治服务。很明显，尽管刘雪庵说自己不是搞政治的，从那时一直到目前为止，他是要求音乐为反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服务的。所以我们认为是毒草的“农家乐”、“何日君再来”，以及其他这一类歌曲，他一直认为是香花，而我们认为是香花的，如聂耳、冼星海及其他许多音乐家的许多忠实於人民生活、鼓舞着人民参加革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音乐，他反而认为是毒草。这难道不是由於阶级立场不同而反映在政治思想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么?
刘雪庵根据他的反动资产阶级立场，要求大家按照他的政治标准对於那些丑恶的毒草重新评价，正是企图篡改社会主义的音乐路线的阴谋活动的一个步骤，这不能不使人想起也是配合右派集团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阴谋中的一个部分。显然刘雪庵和其他右派头子一样，对整个形势估计错了，对於我们音乐界的形势也估计错了，结果只能是刘雪庵在大家面前演了一场可耻的滑稽悲剧。如果他在这场戏后，认真而虚心地考虑一下大家对於他的揭发和批判，他是应该能够更清楚地看清他自己的反动面貌，应该能够接受大家对他的反动思想实质的批判，向人民低头服罪的。
来源：《首都音乐界反右派斗争资料(一)》，(首都音乐界整风联合办公室编印，19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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