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0 作者：[待确定]
北京的章罗联盟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总司令部，以杜迈之为首的湖南右派集团就是章罗联盟在湖南搞反动活动的据点。
说起杜迈之他的来头可不小。1943年当他在云南念大学的时候，他就是右派分子罗隆基、潘光旦、费孝通的得意门生。罗隆基自称是英国反动学者拉斯基的门徒，杜迈之正是从罗隆基那里学到了拉斯基的反动理论的；资产阶级衣钵真传，—点也没有走样。杜迈之一贯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都是以这种反动理论作基础。那时候，罗隆基在昆明主编“民主周刊”，潘光旦也在昆明主编“自由论坛”，杜迈之先后做过这两种杂志的编辑，和罗、潘的关系很密切。解放以后，杜迈之一有机会去北京，就要到罗隆基那里去汇报请示；罗隆基的反共小集团的骨干周鲸文和潘光旦到湖南来的时候，杜迈之又和他们密谈。因为他们都是罗隆基的人，所以特别亲热，谈的当然也是一些不可告人的鬼话。
杜迈之要在湖南贯彻章罗联盟的指示，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就得组织一班人马。1955年下半年以来，杜迈之担任了民盟湖南省委会秘书长，他就逐步地把这个右派集团组织成功了。这个右派集团中间有康德、魏猛克、陈新民、谢世澂、屈子健、刘文炳以及湖南各个方面的一些反对共产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在民盟湖南省委会、长沙市委会机关内的右派分子。同时，杜迈之要搞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就得改变湖南民盟原来的政治方向。他于是取消了湖南民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盟员闹思想问题，他主张不要去批评，而是支持他们发牢骚讲怪话，他还无耻地说这是“代表正当利益”。他又指示盟员对共产党要“争、顶、碰”，不要任何事情都去找共产党商量。他四出派人到各基层活动。这样，他就逐渐把湖南民盟引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路上去了。
杜迈之上有章——罗联盟撑腰，自己又有了一班人马，又篡改了湖南民盟的政治方向，于是就利用民盟公开合法的组织和他自己的民盟湖南省委会秘书长的身份，造谣诬蔑，散布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搞了许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挂了“帅”印，成了湖南右派集团的头目。
杜迈之在向党进攻中，散布了许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其中的第一枝毒箭，就是针对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我们知道，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都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思想，如果不进行思想改造，就不能好好地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正是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思想，使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杜迈之抓住民盟这个组织，自称是“代表知识分子利益”，可是却不赞成思想改造，并且还挑拨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他在1956年就说过：“思想改造的提法，现在要重新考虑。”后来又说：“现在知识分子不是思想改造的问题，而是改变业务条件的问题。”他以为“共产党之所以对非党知识分子有宗派主义情绪，是由于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上存在有严重教条主义认识方法的结果。”
他还丑化共产党，把共产党说得象法西斯一样，他污蔑共产党员“把自己看做好象是共产党的化身，把自己摆在根本不会有错误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只准讲好，不准讲坏，只准奉承歌颂，不准批评反对，否则就是反对领导、反对党”，他说这样的共产党员“不只是个别的”。他还说宗派主义产生于“共产党强调组织性”，他说这“对全国的民主生活是有妨碍的”。以上的话是杜迈之在公开场合讲的；杜迈之背后骂共产党骂得更凶，他说：“不见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55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展开了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杜迈之对这个伟大的运动也很仇视，并把它说成是宗派纠纷。他说：“肃反对待高级知识分子的某些作法，我看不仅不恰当，而且令人寒心”，又说，由于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特权思想所造成的缺点、错误，把非党知识分子的荣誉、尊严都扫倒了，智慧、良心遭到损害，积极性受到压抑。”他认为肃反运动的错误是主要的，谁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就是教条主义”。同时，他反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他说：“我认为目前我们政治制度中党政关系这一环节应当适应新的形势加以调整。”匈牙利事件以后，他说：“中国一定会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中国的政权将会有变化”。他在今年5月举行的省政协会议上主张“从各种国家制度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他说“我们要有改革社会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杜迈之更千方百计地进行歪曲。他说：“民盟基层组织不—定要接受共产党基层组织的领导”，又说“互相监督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他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可见马列主义有许多东西过时了”，“唯心主义一定要开放，资产阶级社会学一定要恢复”。
杜迈之反对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看到宣传知识分子入党是“知识分子的光荣归宿”的提法便坚决反对，他说：“知识分子都入了党，盟员都入了党，民盟只剩下一点点人，怎么办?”他承认，怕知识分子入了党以后，减少了自己的反共政治资本。
杜迈之散布这些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的用心是很恶毒的，他想借此烧起一把火，煽动知识分子都跟着他来反党、反社会主义。
杜迈之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还是在1955年的下半年就开始了。从那时起，他就根据章罗反动联盟的指示，按照右派分子费孝通的社会调查的办法进行了“调查研究”的活动。杜迈之的所谓“调查研究”，就是专门收集共产党的缺点；有人说共产党的成绩他就不听，听到有人骂共产党他就高兴；把材料收集起来大量印发，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收集了骂共产党的材料共有二十多万字。
被章罗联盟操纵的民盟中央在1956年下半年派了一个工作组到湖南，传达了章罗的指示，说是要大发展，要把盟员人数扩大几倍，给章罗联盟做政治本钱。杜迈之奉到这个指示，就到处拖人，说是“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外，都可以吸收入盟”。这样一来，不到半年的时间，湖南民盟盟员就比原有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半，有一些历史不清楚，反动思想很严重的人都混进民盟里面来了。
杜迈之一方面用民盟的名义拖人，另一方面又帮助别的民主党派拖人，譬如说，他就帮长沙民主促进会拖过人。而且长沙民主促进会的秘书长右派分子王果还是他特地派进去掌握大权的。杜迈之还到处串通，和湖南各个民主党派中的一些右派分子都挂上钩，以扩大自己的反动势力。
自从今年5月共产党开始整风以来，杜迈之就更加猖狂了。他打起“帮助党整风”的招牌，专门搞打倒共产党的活动。
杜迈之根据章罗联盟的指示，从四月中旬起，七十天内召开了民盟省委会、长沙市委会、基层干部会等各种形式的会议达五十次。杜迈之在这些会议上高叫“大放大鸣”，内容有下面几点：(1)向共产党提意见不要有任何顾虑，不要穿靴戴帽，要开门见山；(2)牢骚也可以发，受了“冤枉”的可以出来“伸冤”；(3)民盟要争取参加领导；(4)共产党不请我们开会提意见，我们就自己开会，各民主党派可以联合开会，而且可以邀那些对共产党有意见的人来参加，请共产党来坐“被告”席；(5)共产党从省委到基层都有顾虑，怕人家提意见(这是杜迈之造谣)，我们要去推动共产党；(6)提意见要谈小的近的，也要谈大的远的，要谈方针政策一类的根本性问题；(7)提意见不要怕报复，民盟省委替大家撑腰等等；背地里还指示干部去“搞大民主”，说是要有“社会改革”的精神，“不要怕牺牲”。经过杜迈之点火以后，长沙各学校、各机关的毒烟邪火就熊熊地烧起来了，杜迈之自然更加忙个不停，他不分日夜赶到各高等学校去亲自督战，火上加油。他还抽出了半个月的时间到桃源、常德去放了一把火。衡阳、湘潭民盟的右派分子受到杜迈之的指使，学了杜迈之的榜样，也就一齐放火烧山。
杜迈之还召开了“科学体制”和“高等学校领导体制”两个座谈会。头一个座谈会的目的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第二个座谈会的目的是要取消高等学校中的党委制，总而言之，是企图夺取共产党在科学研究工作和高等教育工作方面的领导权。
杜迈之又和康德、魏猛克等联合起来大举向省文化局进攻，污蔑省文化局的工作搞得很糟，说根源就是共产党有宗派主义。又污蔑新湖南报办得很糟，说根源就是共产党有教条主义。他们阴谋策划办“同人报”，“和共产党唱对台戏”。一句话，就是企图推翻共产党在文化艺术方面、新闻事业方面的领导，由他们这些右派分子上台，使资本主义复辟。
杜迈之对于学生闹事是极为支持的。他不但在一些高等学校布置了爪牙，煽动乱“鸣”乱“放”，企图推翻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今年五月底，他又亲自到湖南农学院、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去鼓动盟员“跟学生结合起来”，说是“大学生要和老师结合一起鸣放”，学生闹事“可以给领导上补一堂政治课”。借此煽动学生闹事；而对中小学的毕业生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他却极力反对。中共湖南省委布置要抓紧做好对中小学毕业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杜迈之却指示中小学的盟员搞“鸣放”。杜迈之这样搞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小学校的学生也起来闹事，这样，一下子把天下搞乱了，他就好趁火打劫爬上台。
当右派分子们兴风作浪到了极其嚣张的程度，湖南各高等学校已经被他们掀起“大民主”浪潮的时候，杜迈之兴高采烈地说：“这下子共产党就不得不重视我们了”，他满以为“共产党完蛋了”，天下可以唾手而得。但是这个右派头目高兴得太早，6月上旬，工人阶级说话了，全国掀起了反右派斗争，给予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沉重的反击。但是，杜迈之还是不死心，他在6月中旬还继续叫嚣“大放大鸣”。直到群众起来揭发这个老牌右派分子，向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的时候，他才不得不承认他的罪恶的进攻遭了可耻的失败。
来源： 《右派分子的嘴脸》，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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