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0 作者：[待确定]
中国作协武汉分会反右派斗争，正逐渐深入，对又一右派分子李蕤，作了全面的揭发，并在许多问题上进行了辩论。根据揭发的事实说明，作协武汉分会长期存在一个突出的极为反常的现象，就是有两个领导中心。一个是党的领导核心，另外一个则是长期与党的领导对垒的“领导”力量，这就是以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李蕤为中心的一股暗流的存在。
李蕤一向是以一个“坚持真理”“不偏不倚”“正直敦厚”的作家的面貌出现的，但是经过大家的揭发，李蕤原来却是一个经过长期乔装打扮的耍着两面手法的个人野心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从今年4月开始，李蕤即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帮助党整风的名义，由隐蔽方式转为公开的向党进攻。大叫“春风不渡武胜关”，说“笼照”着“乍暖还寒”的“低气压”，对武汉党的文艺领导与文艺工作进行了诬蔑和攻击。在作协分会内部，李蕤又纠结右派分子姜弘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整风开始，在党支部邀请他们参加的处理一个党员错误的一次支部大会上，李蕤煽动群众说“现在大家的兴趣”不在这个党员的错误，“而在领导”，将矛头引向党的领导，完全破坏了党的会议的进行。姜弘在会上硬逼党组要把他自己在肃反时写的反省材料还给他；李蕤则大叫说肃反工作还不如国民党，因为他认为“在国民党时坐监狱，老婆孩子还可以接见”，而肃反对象却与老婆不能在一起，这是不讲“人道”的。李蕤还不断在群众中煽风点火，攻击党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说人事档案是“生死簿”，认为把干部分成积极、落后就是把人分为“统治者、被统治者”。肃反运动中，河南曾有许多材料揭发李蕤与苏金伞小集团问题，武汉分会党组经过慎重调查研究，认为还不是反革命性质，未公开对他进行群众性的审查。但李蕤除了将整个肃反工作，描绘得阴森黑暗以外，在作协分会党组召开的整风会上，大叫对他的问题是“武汉分会与河南的宗派主义相呼应”，并伸手要看档案材料。李蕤还在暗中指使姜弘在整风会上向党进攻，不要“打花拳”“打白点子”，要“击中要害”。在这同时，武汉市文艺界其他右派分子，对武汉市文艺领导和分会的工作，也放出了许多恶箭。李蕤对所有这些都为之欢欣鼓舞，向分会在北京的右派分子姚雪垠等连连报“捷”，认为右派分子的进攻是“揭盖子”“倒苦水”，象“潮水似的意见，正打向统治了人们许多年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
李蕤发表在“桥”第三期上的“谈嗅觉”(笔名华弓)，“长江文艺”六月号上的“注意脚边的小草”，就是向党进攻的两颗炮弹。“谈嗅觉”一文对于党领导的政治思想斗争进行了疯狂的攻击，要求党解除思想武装，他说：“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在对待学术讨论的问题上”，“应该把全身甲胄、荷枪实弹、怒目向前的‘嗅觉’，穿上便服，转业为和蔼忠实的传达”，他把党的领导看作是“习惯于发号施令”者，是不用思想，毫无辨别能力只凭“嗅觉”行事的人；他并以“香獐子”为喻来丑化党的领导干部。“注意脚边的小草”是一篇煽动性的文章，文中说武汉不仅“春迟”，就在大家“催春”“催花”声中(系指省市召开的鸣放座谈会)，在“大家脚边却躺着一棵小草”，“被人踩得奄奄一息，半死不活”。他以种种罪状，指控党对文艺的领导，煽动大家不要仅停止在“锣鼓喧天”，“上上下下”，“斥责教条主义”上面，而要“找出教条主义的附着点”。
李蕤的反党活动，并不是毫无准备毫无计划的，也不是在单枪匹马的进行。他纠集了姚雪垠、姜弘等右派分子，要组织一个对“武汉三大主义”的“里外夹攻”的局势，这就是他们反党活动的一个中心步骤。
李蕤给姚雪垠写信说“真正把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揭出来，还得有几个闯将”，应该说姜弘正是李蕤反党活动的得力“闯将”和助手。篡改“长江文艺”的方向，首先是他们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时期，李蕤利用他全权领导“长江文艺”编辑部工作的机会，勾结姜弘，将“长江文艺”的理论部分引向资产阶级方向，变作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在“长江文艺”五、六、七三期上的杂文、短论、文艺笔谈等栏内，发出了一系列向党进攻的毒草，其中除了个别文章是自由来稿，其他都是在李蕤的主持下，或由他自己出面向作者鼓动拉稿，或由姜弘积极活动，组织来的。他们是有计划地要“改变刊物的面貌”“加强刊物的战斗性”，“要集中力量批判教条主义”。李蕤在编辑部一再指示要把加强杂文的组稿工作作为“中心任务”来完成，因为杂文是“短兵器、匕首、利刃，作战有力”；并提出组稿要抓“具体矛盾”，“发杂文要集中”“要象行船一样桨要向一个方向划”。为此理论组搜集了武汉市某些文艺领导同志所有的报告文章和作品，并在理论组具体分配了任务，打算对这些同志进行全面的攻击。在北京的姚雪垠给李蕤也来信建议在“长江文艺”上专辟一栏，要给所谓“受压制打击的作家”说说话(按李蕤的说法)，姜弘则认为这应是“有冤诉冤有苦诉苦”栏。果然在“长江文艺”七月号上辟了一个“文艺笔谈”的新栏目，集中发表了多篇反党的文章。可见李蕤提倡“长江文艺”的所谓战斗性就是反党的战斗性；要“长江文艺”划向一个方向，这就是划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方向。
李维、姜弘等右派分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攻击中共武汉市委在1950年提出的城市文艺“为工人为生产服务”的方针。李蕤和姜弘反对这个方针是蓄意已久的，早在1953年武汉市进行关于工人文艺方针的讨论时起，他们反对这个方针的观点就一致。姜弘在反胡风斗争中，因为与武汉胡风分子的关系受到审查，李蕤认为姜弘的被审查就是由于反对过工人文艺方针，是“被迫害”者，便对姜弘十分同情。到大鸣大放前后，李蕤通过历次座谈会首先对李尔重同志代表市委提出的工人文艺方针问题进行攻击，同时在他与私人的接触中，对某些记者的谈话中，也无时不在尽量片面地歪曲这个方针，宣扬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并一再表示要写批评文章，在武汉市文艺界散布了一种恶劣的影响。李蕤更积极地出谋划策，支持鼓动姜弘写攻击工人文艺方针的文章，他不仅从策略步骤上给以指示，并且在内容上具体帮助补充修改。姜弘原打算只写一篇评论文章，但李蕤则授意姜弘首先把他所谓几年来被迫害的“遭遇”写出来，拿到“文艺报”发表，然后再写论文，认为这样可以“更有力”。这就是姜弘发表在“文艺报”十三期上“一个青年批评工作者的遭遇”这篇文章的产生。接着姜弘又按着李蕤既定的步骤，写了第二篇文章“把文艺引向何处”(未发表)。姜弘在文章中尽量将李尔重同志有关工人文艺方针问题的文章、报告片面地断章摘句，歪曲夸大，但李蕤仍认为“还不够有力”，并具体提供了许多所谓“歪胳膊拐腿”的例证。在这个问题上李蕤和姜弘还到处组织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其他右派分子写文章，向党的领导展开猛烈的进攻。
同时李蕤还在文艺界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不管在座谈会上或私人接触中，一遇到有反党的言论，或所谓有“怨气”的人，即跟踪上去，进行组织联系。在省文联主席团扩大会议上，湖北日报右派分子宋西借一篇有错误内容的杂文“谈鞭打”未予发表，向“湖北日报”领导进行了恶意攻击，李蕤不仅写了“注意脚边小草”这篇文章与之呼应进行煽动，并命姜弘组织宋西将这篇杂文的“遭遇”写成特写，打算发表。同时又对“湖北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湖北日报”如果有“气魄”，就应该把这件事“报道出来”，作为鸣放的“靶子”。湖北人民出版社右派分子江云在作协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对武汉市党的文艺领导，对反胡风斗争，尤其对党员的党性问题作了恶毒的攻击和诬蔑，李蕤则赞赏倍至，再三命姜弘组织江云写文章。武汉大学右派分子程千帆也是他们组织的主要对象之一。即使在北京的右派分子宋谋玚路过武汉，李蕤以及姜弘也不放弃机会，组织他参加了座谈会，写了反对积极分子的文章。
根据会议的揭发说明，李蕤纠集姜弘在武汉所进行的这一系列活动，与在北京的姚雪垠都是勾结着的。他们通过信件往来，互通声气，密谋对武汉“三大主义”展开“里外夹攻”。姚雪垠发表在今年“文艺报”第七期上的“打开窗户说亮话”，就是他们实行“里外夹攻”的一篇露骨的反动“杰作”。但，李蕤读了以后，给姚雪垠写信说“文章写得很好，但还似仍未尽意，话再‘亮’些也无妨”。要他“不妨结合更具体的问题，揭露一下那些人的嘴脸”。李蕤还为武汉“人少”“形不成抗衡的力量”(给“文艺报”记者的信)而表示焦急，因此在他给姚雪垠的信中殷殷希望他能回到武汉来，以便组织更猛烈的攻势。大鸣大放期间，李蕤还是“文汇报”在武汉得力的支持人，他曾给“文汇报”记者提供许多歪曲的情况，并且推荐姜弘为“文汇报”在武汉的特约记者。当“文艺报”一度为一部分右派分子掌握的那一阶段，李蕤也与之保持了联系，歪曲地反映了武汉“鸣放”的情况。并积极为其拉稿，“文艺报”上对武汉分会进行攻击的“黑户下的种种”那篇文章，就是通过李蕤代为组织的。
这期间李蕤几乎是寻求一切机会企图从各方面组织力量向党进攻的。他曾给姚雪垠写信，要姚雪垠和地一致对河南的“宗派主义”“提提意见”。同时他还企图通过“郑州日报”的右派分子李晴的关系，在河南点起一把反党的火焰。李蕤在给李晴的信中指示他说这次运动的“锋芒是对领导的”，因此便不能“请求批准”，认为“只有一个办法，便是自动开会、写文章，将他们的军”，并授意李晴将“几十个”业余作者“联合”起来“开会”，“在报上喊叫喊叫”，要他写文章给“人民日报”“文艺报”，认为这样就会“敲响官僚主义的堂鼓”。他说根据他的“经验”，“官僚主义是只怕大声喊，不怕小声央告的”。同时李蕤还到处写信，叫某人在右派分子反党的恶浪中“当仁不让，大胆发言”，又叫某人“毫无迟疑地拿起杂文的武器，参加目前这个热热烈烈的战斗”。
总之，李蕤这个时期不仅勾结姚雪垠、姜弘，从北京、上海到武汉，从作协武汉分会的外部到内部组成了向武汉市党的领导以及作协分会党组织的一股“里外夹攻”的狂飈，并且寻求一切机会在全国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中，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其反党气焰几乎不可一世。
李蕤这一切反党活动几乎都是掩蔽在反教条主义、反庸俗社会学、反宗派主义的幌子下进行的。他认为“武汉市党的文艺领导对文艺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庸俗社会学的、教条主义的理解”。他所说的所谓“许多根本问题”，总起来就是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他歪曲说党的领导“只强调政治”，不要“文艺特质”。这就是李蕤这几年来所牢牢抓住不放的向党进攻的主要的“靶子”。李蕤抓住这些“靶子”，他所真正要攻击和反对的究竟是什么?他首先是对武汉市解放初期提出来的“为工人为生产服务”的工人文艺方针，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攻击和歪曲。他认为这就是忽视文艺特质的“庸俗社会学的理论”。李蕤其所以如此攻击这个方针，是否由于他是十分重视工人文艺运动呢?根据会议上的揭发，说明事实恰好相反，李蕤是从来没有关心过工人文艺运动的。他看不起工农作者的作品，象发表在“长江文艺”上的工农作者的创作，他是一律以“平庸灰色”“水平低”“公式化概念化”而加以排斥的；武汉市工人文艺活动，几年来有了很大的开展，曾参加全国工人文艺会演取得优秀的成绩，每年武汉市举行工人文艺会演时，都送票请李蕤观摩，但他却很少去看。1953年在讨论武汉市工人文艺方针的座谈会上，李蕤公然说“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提法就成问题，文艺就是为‘人’服务的”。露骨地表明他借反对庸俗社会学为幌子，而企图根本否定这个工人文艺方针的作用和意义。李蕤始终是以保卫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坚持文艺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姿态出现的，他自认为在武汉市只有他是既反对文艺上的非政治倾向；也要求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反对忽视文艺特质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是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确原则的。但会上有不少人对他给以有力的揭发和批判。当1949年中南地区刚刚解放，当时强调文艺应以普及工作为主的时候，李蕤在河南却坚持要在省文联主办的“翻身文艺”之外，办了一个大型的提高性的刊物“河南文艺”，他确定的刊物的对象是“上到大学教授，下到农民”。嗣后对武汉市工人文艺方针问题，李蕤则片面强调艺术特性问题，脱离客观实际基础，片面要求工人文艺的艺术质量。当“长江文艺”编辑部，根据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关于‘文艺报’的决议”精神，检查编辑工作，李蕤却反对刊物检查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又当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深入开展以后，“长江文艺”编辑部进一步检查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问题和培养青年作者的工作，李蕤竟对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这个中心问题完全避而不谈，却片面地孤立地提出今后“长江文艺”的“压倒一切的唯一的”任务，就是“拿出好的、质量高的作品出来”。他只强调反对公式化概念化，而反对提出文艺上的思想斗争问题。他认为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这里面就“包含了为政治服务”“包含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了。在反胡风运动结束以后，李蕤进而说：“今后更不必担心再有什么胡风文艺思想出现了。”就是说文艺上的阶级斗争思想斗争已不存在了。他因为要求“好的质量高的作品”，他在“长江文艺”的编辑工作中，不仅对工农作者的创作，同时对于密切结合现实斗争的某些特写和作品，也都以“平庸灰色”或“公式化概念化”而加以排斥。
从李蕤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十五周年而写的“温‘故’而知‘新’”这篇文章，也可以看出他的文艺思想的实质。他在文章中指出毛主席的“讲话”是从“客观事实，客观事实向革命文艺提出的任务”这个基础上指出的“中心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说今天的这个“中心问题”并没有改变，但却又强调“不同的只是现实情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就是“阶级矛盾退居于次要地位，人民内部矛盾就比较突出”了。在这里李蕤首先似是而非地只谈“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有意避开毛主席在“讲话”中反复进行深刻阐释的文艺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问题不谈。其次，当他强调了现实情况的变化以后，又含糊其词地说：“作为上层建筑的文艺，不采取这个途径，就不能发展，不能和基础相适应”了。这就是“中心问题”虽没有改变，但现实情况有了重大变化，文艺的“途径”就必须随“基础”而有所改变了。对这个问题，李蕤在湖北省文联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有过较明确的表露，他说“现在‘百花齐放’与为工农兵服务的关系，现在对文艺方针的提法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的提法”已“有所不同”了。李蕤在这里实际就是以“现实情况”的改变为借口，来企图偷偷地改变毛主席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文艺方针。另外，李蕤对毛主席指出作家思想改造的方针在实际上也是抗拒和反对的。李蕤说思想改造的“最有效的办法，除了深入群众生活学习马列主义之外，就是无顾虑的‘放’和‘争’，在‘放’和‘争’中，就会逐渐地把立足点移过来”。这样就似是而非地偷偷将在“放”和“争”中逐渐移过“立足点”来代替了毛主席强调指出的作家必须深入工农兵群众，与工农兵相结合来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李蕤还一向是以关怀和培养青年作家为标榜的，但经大家揭发，实际上这几年来李蕤对培养青年作者的工作也是抗拒的，他不仅对工农作者以及初学写作者的作品轻视和排斥，同时他还曾借口改进培养青年作者的方法，反对“长江文艺”的通讯员工作。当“长江文艺”编辑部为改进工作方法，改变了通讯员的组织形式以后，李蕤对这个工作却并没有表示任何兴趣。当他直接掌握“长江文艺”编辑部工作的阶段，根本没有研究过一次关于培养青年作者的工作，对这方面工作，既没有作过任何一点指示也没有表示过任何关心，就是充分的说明。
总之，根据会议的揭发，说明李蕤的文艺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完全对立的，但他却经过巧妙的伪装，表面上打着的是反教条主义与庸俗社会学的旗号，却极其恶毒的攻击党的文艺方针，他一手拿着的是拥护毛主席“讲话”的幌子，而一手却反对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抗拒进行思想改造；他反对所谓“光谈政治忽视艺术”，强调“艺术特质”，实际是企图否认艺术为政治服务，反对文艺的普及工作。他借口反对“平庸灰色”的作品，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实际排斥的是工农作者的创作，排斥文艺为当前的斗争服务。他以坚持文艺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标榜，为的是抹煞文学艺术中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他以青年导师的面貌装扮自己，实际是轻视工农群众排斥培养青年作者的工作。
李蕤还以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为名，凶狂地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他认为党对文艺领导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统治”，认为文艺界缺乏“学术讨论的空气”“压制批评”，在许多问题上都给他“压力很大”。他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是十分巧妙地以反对某些党的领导同志，或通过文艺问题的争论为借口的。他攻击和诬蔑党的领导同志是“一向居于统治地位”的“当权者”，是“习惯于发号施令”的封建统治式人物，是“以‘改造者’自居的”“滥用党的威信”的人，是“居高临下，粗暴简单”习惯于“扣帽子、打击、消灭、铲除”别人的人，是“站在群众之上”“做纠察员”，对别人“口头上虽然有团结，心底里却只有斗争”的小人，是一些“常有理”、“糊涂涂”、“惹不起”的丑角。这反映了他对党的文艺领导的露骨的蔑视和仇恨。他认为“武汉市最根本的问题，是一二文艺领导干部”觉得“朕即党国”“代党立言”，他认为这些“教条主义者”没有“写成黑字的作为体系的文章，而多是通过会议、训话……等等渗透进工作的”。因此他因为党对文艺的领导如此“渗透进工作”犹“如铁锈和湿雾一样，弥漫各处”，而感到极其恼怒与仇视。他对党的领导的不遗余力的攻击，就是为了达到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取消党对文艺的领导，瓦解党领导的文艺战线。在文艺路线上他所追求的是不要有任何约束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自由”，就是取消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代之以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的道路。
大家在会上还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李蕤进行反党活动的阴险隐蔽的两面派手法。数年以来，李蕤一直就是耍着两面派手法，使用魅魍伎俩，拉拢群众，挑拨离间，破坏党的领导威信，培植个人势力，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地向党进攻的。
首先他在群众中把自己装扮成受“打击、排挤”“有职无权”受迫害的样子，他把党员同志与他在文艺问题上和工作上的争论，都歪曲为对他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和压制。他恶意地把革命队伍分为“傲骨”和“媚骨”两种，他赞赏所谓“抗上”精神，同情所谓“弱小”。他认为一贯坚持反党的姜弘以及有反党情绪、对党不满分子是具有“傲骨”、“抗上”精神的，凡受过组织批评处分或肃反中受审查的，他都目之谓“弱小”，而一一施以温情，加以拉拢。对于靠近党的党、团员，积极分子，则诬蔑为“媚骨”“不是脊椎动物”是“奉迎拍马”的人，而加以排斥打击。在编辑部内李蕤就是对姜弘等一部分人异常宠信重用，对另一部分人则轻视排斥。李蕤认为一贯对党抱着很深仇恨的姜弘就是他“年轻时代的影子”，很有“才华”，非常赏识，并说“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就是需要这种敢于大胆干预生活的青年人的”。李蕤表示肃反时未能“帮助”某些被审查的人(他认为这些人是受迫害者)，而内心里感到是“对这些青年人的负罪”。他曾对一个肃反中被审查的干部说：“不要抬不起头，要振作起来，全国胡风分子才七八个……”。党内批评了一个党员青年作者的某些骄傲自满情绪，李蕤则表面安慰实则挑拨地说：“你这个人树大招风”，意思就是遭到别人的忌恨。他知道某同志对领导有不满情绪，就加以挑拨说：“我和别人都同意提拔你，就是××不同意”。在编辑部经他同意决定的问题，如有些稿件的处理，他背后对作者则表示由于某人很“跋扈”“这个问题我作不了主”或“这样决定我并不同意”。经由领导成员讨论决定的问题，他可以拿去煽动群众起来反对领导，并嘱咐被煽动者说：“别说这是我告诉你们的”。总之，在分会内几乎凡是党的领导认为正确的应该坚持的东西，李蕤都反对排斥，反之，李蕤则都欣赏，并即乘机拉拢利用挑拨。只要那里有可以破坏党与群众的团结，败坏党的领导威信的可乘之隙，李蕤的手臂就伸向那里。他一方面以“温情、友谊”从感情上拉拢一部分人，一方面即极力攻击败坏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同志都说成是不学无术，品质低劣，狭隘昏庸的人。据姜弘交代，李蕤在他面前“败坏党的领导的威信，进行人身攻击，那是无法计算次数”而是“无时无刻，遇到机会就带上几句”的，他们的这些“私话”，几乎“渗透”在他们每一次谈话中，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就是党的领导核心”。李蕤一方面败坏党的领导同志，施行人身攻击，加以丑化污蔑，一方面则标榜自己是如何坚持真理仗义执言，如何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和方针，以树立自己的威信。李蕤几年来一直攻击武汉市文艺领导如何把政治与艺术、学术讨论与政治思想问题混为一谈，认为不仅在学术问题上压制批评，不能自由讨论，甚至还给批评者以政治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和迫害。他就是在保卫学术讨论自由的幌子下，贩卖资产阶级的学术自由，反对政治思想斗争，进行反党活动。他认为姜弘在反胡风斗争中受审查是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搞了。实际是他企图将严肃的政治斗争放在学术讨论的掩盖下面加以歪曲和抹杀，并用之向党进攻。如在反胡风斗争中审查姜弘时，仅有一位编辑同志对姜弘写的对一篇稿子的意见提出过异议，李蕤就马上拿来硬作为领导压制批评进行政治打击的罪证，长久抓住不放，直到今年姜弘写“一个青年批评工作者的遭遇”这篇文章时，李蕤又提出来作为例证补充了进去。周勃(“长江文艺”编辑)写了“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发表在“长江文艺”1956年12月号)这篇文章，李蕤表示不同意周勃的论点，并写了文章，在这个问题上他自称是周勃的“论敌”。但当他不顾事实真象认为周勃受到压制的时候(周为共青团员，上级团委同志曾找周谈过一次话，李即歪曲为“压制”)，他的所谓“论敌”却成了“盟友”，积极地为周勃奔走鸣冤，鼓动他给周扬同志写信上告。至于对于学术问题本身的讨论和研究，在这里已完全是无足轻重的了。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各方面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社论，报纸上也发表了许多工人农民的意见，李蕤却认为“这时候要工人农民出来说话，是否会妨碍‘鸣放’”?可见他所说的“鸣放”与讨论大是大非的自由是不允许工人农民参加的资产阶级的“自由”而已。他所谓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不过是用来向党进攻的幌子。李蕤曾经说与党的领导同志“没有共同语言”，因此他是“内方外圆”的，这却正反映了他自己两面派的政治本质。他的两面态度几乎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当反右斗争一开始，李蕤马上就写了反右的文章“比一比”在“长江日报”上发表“歌颂”共产党如何正确伟大，但同时就在“长江文艺”上积极向党进攻，并到处点火鼓动要敲“官僚主义的堂鼓”，反党气焰正浓。李蕤从河南到武汉这数年来始终表示迫切要求入党，并因党组织迟迟未吸收他入党而对党“很有意见”。当今年5月上旬作协分会党的支部大会讨论他入党问题时(上级党委未批准)，他表示“进入会议室就象进入怀仁堂一样使他振奋”。会后有人向他祝贺，他却表示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摇头叹息并迟疑地说：“唉，这个时候……”，表现得十分冷漠。支部对他所写申请入党材料提出意见，他对他爱人表示这是因为他还有“昂然之气”，并说“既然要进党的大门，就要把头低一低”，同时还对别人表示：“其实搞我们这一行工作，不入党也行。”这就是他对待入党问题的两面态度。就是当对他的反党言行开始进行揭发批判时，他竟还要求一面对他进行批判，一面还让他写文章发表，参加“反右斗争”，企图继续装扮自己。李蕤两面派作风表现在对姚雪垠的态度上也是如此，他经常在党员同志面前，贬抑诋毁姚雪垠，一方面却与姚雪垠在反党活动上结成一气，尽量向姚雪垠捧场。类似这样的例子是多不胜举的。李蕤不仅惯使两面手法，同时还善于借别人为打手和闯将。如他为别人策动谋划写攻击李尔重同志的文章，他自己却始终不动；写了一篇反对积极分子文章却没有拿出来。他一方面支持鼓动要姜弘疯狂反党，但又怕过于露骨，常常告诫他不要“冒失”要“讲策略”，或者与他谈了私话以后叮嘱他不要“乱讲”。几年来他就是如此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寻求一切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对象来进行反党活动，争夺群众争夺领导权，与党分庭抗衡。正因为他使用的手段巧妙，以他所谓“平易近人正直敦厚”的风度，以他所谓“坚持真理仗义执言”的“行径”，迷惑一部分群众，甚至也蒙蔽了领导。在不少群众的心目中李蕤竟成为一个十分“高大”的形象，认为他就是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因此他与姚雪垠姜弘等不仅结成了一条反党的阵线，并且形成了作协分会的第二个领导中心。同时还由于李蕤以及姜弘的积极活动，在武汉市文艺界一部分人中，李蕤也成了一股反党逆流的中心人物。
李蕤进行这些活动不仅限于武汉，大凡他每次去北京，遇到北京或外来的文艺领导同志或作家，李蕤则必竭尽一切可能向他们片面歪曲武汉文艺工作，攻击文艺领导，宣扬他的主张与观点，争取支持与同情。然后又以此为“资本”在武汉文艺界渲染说北京某领导同志如何同意他的意见；宣扬武汉市文艺领导如何与北京中央的观点态度不一致。他把共产党看成是分裂的，而且他也就是企图在这里对北京和武汉起一个分裂作用，并以此拉拢群众。如他不仅鼓动周勃给周扬同志写信，他并到北京借题大肆宣扬武汉如何“压制批评”，回来又对周勃说你的问题我“已向北京反映”了，某某领导同志“都支持你”等。李蕤一直就是以北京或中央如何同意支持他，来显示他反党的气焰。让人们感到似乎他才真正是与北京与中央精神一致，真正能正确贯彻中央方针的“不偏不倚”的人物。所以当反右斗争开始以后，他感到形势对他不利时，他就急急给北京林默涵、张光年同志写信，企图要北京来保护他过关。
李蕤常常向人表示他对领导工作是“没有兴趣”的，但这也就是他的两面派手法之一。李蕤早在河南为省文联副主任时，为了达到他个人野心的目的，就曾将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或政治思想落后的一批旧相识，纠集在一起，进行宗派小集团活动，排斥打击党的领导与党员干部，当时省文联尚没有党的组织，仅有的一个党员，就成为李蕤这个小集团的眼中钉，加以打击排挤，先后就有两个党员都被排挤了出去。因此在河南省文联曾很长时期是一个党员也站不住脚的。甚至当李蕤于1953年调到中南作家协会以后，他仍给他在河南的心腹写信指示，要他们和党“争取领导权”。他个人野心和权力的欲望表现得是十分强烈的。
李蕤这位一向自行标榜进步，让人感到具有“高大”形象的所谓“非党布尔什维克”，他的历史究竟怎样呢?1939年李蕤在河南国民党“阵中日报”工作时，就参加了国民党。1940年被捕，由国民党河南省伪参政员刘景健等保释。出狱后，为了“安全”计，即投靠了刘景健，此后，又由刘介绍他任国民党西北经济策进会视察员。1947年第二次被捕，十天后获释，同时在当时的河南“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对国是的意见”，对共产党进行了诬蔑，为国民党作了反动宣传。1948年河南解放前夕，很多进步知识分子都纷纷到了解放区，当时河南地下党组织曾和李蕤联系，希望他也去解放区，但他却拒绝了，接着他跑到了上海，投靠了肖乾，并由肖乾介绍到了北京参加第三条路线的刊物“新路”的编辑工作。李蕤一直是以他早就靠近党的组织而装璜自己，但是他所靠近的却是刘国明(C．C．分子)郭海长(右派分子)等这些所谓“党员”。李蕤并且一直是以老进步作家的面目在群众中出现的，但是我们在这里除了简单的涉历了他的历史以外，还可以从他所写的文章上看看他的所谓“进步”的面目。1946年就当蒋介石撕毁旧政协决议疯狂镇压进步力量，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时候，李蕤在一篇论时政的“言路今昔叹”(发表在当时开封“力行日报”)的文章中却为蒋介石大肆捧场和抹金。他说：“文学是人民的心声，只要是贤明的执政者，向来是爱护并尊重的”，在这里蒋介石就是他所歌颂的所谓“爱护并尊重”“人民的心声”的“贤明的执政者”。文中称颂“蒋主席”是具有所谓“虚怀若谷的风波，律之古代，等于采国风，譬之近代，便是民主精神”的英雄人物，李蕤认为对于这个“贤明的执政者”的教导“只可惜最需要听话的人，并没有记在心里”。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李蕤对“蒋主席”的殷殷之情了。李蕤就是带着这样一些所谓“进步”与“革命”历史的包袱，参加了革命工作。几年来，共产党给了李蕤一些什么呢?对于李蕤，党所给予他的就是从政治上到工作上极大的信任和重视。1949年他在河南为省文联副主任；列席了全国第二次政协会议；1952年抗美援朝时就曾去朝鲜，以后又两次出国；1953年到武汉为作家协会中南和武汉分会副主席；曾先后为省市政协委员，现为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人民代表，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几年来不断请他参加不少党内的重要会议，并在今年五月讨论了他入党的问题。总之，不管是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党和人民已给了他所可能给予的信任、荣誉和待遇。但李蕤几年来的所行所为却一直是在施展阴谋诡计处心积虑地向党进攻。就在党内讨论吸收他入党的时候，他却更形张牙舞爪地向党进行了最凶恶的攻击。
李蕤反动的政治观点和社会思想
为什么李蕤会在今天如此暴露他的原形呢?这是由于他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从会议上揭发的许多事实说明，李蕤其所以是一个十分顽固而又十分坚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有他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根源的。李蕤把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看作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他认为在我们今天的国家和社会中“群众的意见积压得太久了”“教条主义统治久久，各方不满情绪如火山一样，一爆发便颇为猛烈”，他认为今天“官僚主义”已“病入膏肓”，但他却感到那些“党员领导同志”并没有认识这是“广大群众支援的对他们的改造运动”，是对“统治了人们许多年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热热烈烈的战斗”，因此他感到必须“投以猛剂”“用猛药”要“揭盖子”“敲堂鼓”，否则认为是“不足以解三尺之冻”的。他深深感觉到我们的生活似乎就将进入一个“可怕”的年代，社会矛盾已将无法解决了。因此他说如果没有今天的鸣放，“让各种矛盾统统‘表’出来，再过若干年，真有些不堪设想”了，他感到“其后果实在可怕得很”。这就是认为共产党的形势已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于是他自己表示“在群众的感染与教育下”。就不得不“也准备卷卷袖子，扫掉身上的暮气”而“参加战斗”了。有人也许会认为李蕤是否是由于一时对形势估计错误对问题认识不清而思想上产生了混乱呢?他自己开始就是想用这种解释骗人的。但从多天来的会议的揭发和辩论，说明情况完全不是如此，李蕤的反动政治观点和社会思想是表现在各个方面和一系列问题上的。他把今天我们国家看成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封建统治，他在“注意脚边小草”这篇文章中所支持的思想就是说今天的这个社会张士贵式的人物很多，而尉迟恭却太少了。他认为专业作家是“自食其力”，羡慕他们“不再为五斗米折腰”。他认为反胡风斗争，肃反运动还不如国民党，是犹如封建统治者对人民施行血腥镇压的“瓜蔓抄”。有些人政治历史复杂，在肃反中审查清楚作了结论，李蕤并不认为这是党的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英明措施，相反他说：“你本来是人，别人把你打成狼，现在又要证明你是人而不是狼，你本来就是人嘛，又何必要他们给你证明呢?”他对某些较老的党员同志是极端卑视和痛恨的，他认为“这种人，跑到延安，跟在革命队伍屁股后面跑，没有犯过大错误，就这样爬上去了”。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李蕤表现得欣喜若狂，但当全国开展反右斗争后他为工人农民出来说话而深感不安，当卢郁文接到恐吓信，“人民日报”发了社论之后，李蕤则散布说卢郁文过去在河南对人民有过罪恶，今天他之所以这样靠近共产党就是为了“洗清自己手上的血”。反右派斗争开始，他说“为什么开展反右斗争，我估计，主要是因为全国人代大会要召开了，如果不压一压，这个会上就不知将会出现什么局面？”这就是说这个“局面”共产党还能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很难逆料的。这就是李蕤对我们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看法以及对今天形势的估计。这正是他反动思想观点的彻底暴露，这也就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的基础。
正因为他认为党的整个领导已濒临危机，已将无法领导下去了，而党对文艺的领导，则更是“病入膏肓”无以救药!那么要撑持这个局面又将谁属呢?章伯钧、罗隆基等人认为要收拾中国今天的“残局”，非民主党派出来不行，而李蕤则认为今天武汉文艺界的形势已非李蕤姚雪垠等人粉墨登场不可了。这一点早在五月廿七日李蕤给姚雪垠的信中就有了交代。在这封信中李蕤把党的整个文艺领导从“根本”问题上加以否定，认为已糟得无法收拾以后，于是他殷殷希望姚雪垠能够回武汉来，以便他们“大家一道，把这个摊子整理得有头绪些”，这个摊子如何才能“整”好呢?“改变工作的关键”究竟在哪里呢?按照李蕤的主张，就是要把作家协会改变成“学会”性质，由“作家轮流做工作”“而不是封定某些人为‘领导’”，不要什么“外行的干涉和胡说”。这就是李蕤所企图达到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是李蕤所提出来的反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这个纲领就是对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以及整个党的领导的挑战；这个纲领所要达到的就正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这个目的。其实，从他已经公布了的文章和背地的活动看，从他对党的领导的仇恨之深度看，他实际上是从文艺问题上提起，展开了对党与社会主义的全面攻击。
自7月9日到9月11日，两个月来，经过作协分会内部大小十七次会议以及党员同志与之多次个别谈话，又经两天文艺界的大会的揭发和辩论，李蕤的右派面目已完全暴露，但李蕤所采取的态度一直是顽抗的不老实的。对他的问题始终没有主动交代，而是步步设防，百般狡赖，态度十分恶劣。直到最后一次会议在揭发的大量事实面前始不得不承认某些问题，但仍避重就轻，认识极不深刻。
会议仍在继续深入进行。与会者一致表示，李蕤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揭发是武汉市文艺界反右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大的事件，是巩固党对文艺领导的一个重大的胜利，因为数年来，武汉文艺界的不少混乱情况都是与李蕤有联系的。这个斗争将继续深入的开展下去，并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继续组织武汉市的有关干部、工人及其他同志广泛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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