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0 作者：樊宇
樊宇文学期刊是我们和右派分子必争的一个前哨阵地。右派分子懂得文学期刊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意义，所以用最大的努力，并且不惜任何代价来夺取这个阵地。他们声称这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争夺战”，有的党内的右派分子在这斗争中甚至“压上自己的党籍”。他们从贩运毒草开始，直到篡改文学期刊的政治方向，夺取刊物的领导权。这一斗争到了今年五、六月间已经激化到白刃战、进行肉搏了。右派分子们也确实攻破了一些阵地、占领了一些阵地。但是为时不久，他们立脚未稳、喘息未定，我们就发动了全面反击，又将阵地夺回了。他们在不得逞或是预感到困难很多的时候，就改换战术或双管齐下，同时另外筹组同人刊物，企图在文艺阵地上割据，与党所领导的刊物分庭抗礼，以积聚实力，扩大影响。
办同人刊物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情，多几个有特色的同人刊物是没有害处的。右派分子筹办的同人刊物却是另一种企图，他们何尝有甚么风格，形成了甚么流派?不过象土拨鼠一样，要挖开社会主义的墙角，打出一个藏身洞，再来动摇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罢了。
我们倒是很想看看他们要办的同人刊物的真面貌。遗憾的是，这种刊物似乎一个也没办成。也曾有一个为流沙河、石天河所把持的“星星”，它刚刚掀起一点风浪，就被革命力量所压息，二“河”也被踢出编辑部的大门外。别的同人刊物虽然也急急忙忙、兴高采烈地蠢动了一阵子，不久又都纷纷流产。所以不但同人刊物的真面目看不到，而且连已经成文的纲领也很少发现。吴祖光右派集团准备办好几个同人刊物和一个同人报纸，也没看见他们的纲领，也许还在密藏着，待机卷土重来吧。“文艺报”的几个右派分子和冯雪峰以及编委陈涌密谋的同人刊物，也只开出了包括丁玲、王若望、刘宾雁在内的特约撰稿人和编委名单，还有三个月的拟题计划——据说要从左联开始一直清算到今天的“教条主义”统治，算是确定了主要的攻击目标。至于其它右派的同人刊物，也许因为要利用有利时机，赶快集股开张，来不及拟定系统的纲领和详细的计划，所以只能从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叫嚣和所贩运的毒草中，大略地看出同人刊物的精神和一点眉目。
正面讲出宏图大略的同人刊物纲领，直到八月下旬，我们才幸运地发现了一个。它的名字叫“‘探求者’月刊章程和启事”，出产地在南京，倡导者和策划者是并不为人所知、现在却是右派分子的陈椿年。物以稀为贵，那“启事”“文艺报”这一期将它发表出来，供关心右派同人刊物者参考。至于“章程”，因为大都是讲组织原则和活动方法的，又加上“文艺报”的篇幅有限，只好割“爱”了。(十月号南京的“雨花”月刊已经发表了“章程”的全文，请参阅。)
“探求者”的寿命，虽然象蜉蝣一样短暂，只有半月，却已经纠合了一批写过几篇作品而自命不凡的青年，看“启事”，有破有立，有实有虚，那声势虚张得很厉害。结束语“事在人为，胜利必定”的大言和实际寿命对照起来固然很滑稽，但可看出他们当时兴致勃勃、气势汹汹的神气。不能忽视的是，这个做为纲领的“启事”，道出了“探求者”们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文字简约而内容显豁，深文周纳而反动立场鲜明，能够表露一大部分文学界右派分子的心声。可当做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ABC来读。更重要的，“启事”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探求者”们自己的心肝，也照见了一些文艺界右派分子的五脏六腑。
关于“探求者”成员的具体材料，目前在手头的还不多，也无须一个个向读者介绍，可是他们之中的组织者陈椿年，在南北两京的活动，“新华日报”和“雨花”已经披露了许多——他是林希翎的谋士，仇恨社会主义到露出狼牙来的青年。他的活动可以为“探求者”的纲领做一些印证、加几点注解。
“‘探求者’章程”第一条，就坦白地说：“本月刊系同人合办的刊物，用以宣扬我们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文旁黑点是本文作者为了醒目，加上去的。)本来，政治见解谁都有的，如果是真的革命者，那么政治见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论，在革命阵营内部来说，他们的政治见解完全一致，用不着标出“我们”“同人合办”等字样。这正如今天我们和“探求者”们同属人类，当我们现在和“探求者”一起“探索人生”问题的时候，不必特别标出“人类”是“我们同人”的科学见解一样，这是常识以下的道理。“探求者”所以声明是“同人”的“政治见解”者，确实是和“我们”之外的“他们”的见解有根本的不同之处，至少也要大大地修正他们一下，不能不特别标出，以正视听也。
不过这样一标出，就使“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等等堂皇的告白露出了破绽。别人不会相信了，而要看“探求者”的真货色。
“‘探求者’启事”的内容，除了政治见解、艺术主张之外，首尾上还有创办的缘起，要看他们的真货色，不能不从他们创办同人刊物的缘由和他们对目前文学期刊的评价谈起。
他们是因为在目前的文学期刊上，不能畅快宣扬他们的“政治见解”，才决定筹办“探求者”的。
对于目前的文学期刊，他们认为有两弊：一曰，虽然明确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向，却“缺乏独立的见解，显示不出探索人生的精神”；二曰，其原因在于“官办”，“官办”的刊物虽然“美其名”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却反映了“战斗力的薄弱，艺术思想的混乱”。“官办”，当然就是党和文联，作协来领导刊物，在他们看来，既是“行政方式”的别名，又是“行政方式”的根源和必然结果。“官办”，据他们说是不治之症，要锄掉目前文学期刊之弊，除了摆脱党和文联、作协的领导之外，是无药可医的。
文学期刊的战斗力不强，特别突出暴露在今年整风初期，这是事实，用不着隐讳。其原因和“探求者”们的判断相反，恰恰是文艺为政治——具体说来，在整风初期文艺为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目标不明确。要不，为甚么许多文学期刊在这时候都表现了政治方向的动摇、投降，以至领导权被篡夺了呢?放毒草而不锄，甚至把毒草当做香花加以颂扬，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妨害了文艺为政治服务吗?对放和鸣的方针有抵触，有顾虑，不敢放毒草，放了而用钝斧去劈砍，锄毒草不能断根，这也许是由于修养不足，也许是教条主义作祟。如果是后者，那不是从“左”的方面妨害了文艺为政治服务吗?右和“左”的产生，不是都表现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标并不明确吗?“探求者”的看法和我们不同，我们觉得不足的，他们以为太多了。他们认为明确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标，就影响了编辑部“独立的见解”，妨害了刊物的“战斗性”。我们认为只能首先加强党的领导，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标才有可靠的保证；在他们看来，党的领导恰恰是症结所在，必须把“官办”——党的领导放逐出去，文学期刊才能有起色，才能产生“独立的见解”，才能真正的而不是“美其名”的贯彻放、鸣方针，“加强战斗性”。这正是他们反对“官办”刊物的原因，要办“探求者”的动机——他们要宣传他们的“独立见解”，“探索”他们的“人生道路”。
但是他们的“独立见解”和“人生道路”，从“启事”的艺术主张的部分是求不出一个究竟来的。前面所以说“启事”有实有虚，虚者，就是指他们的艺术主张。
他们并不是什么流派，虽然他们过去所写的作品并不都是坏的，如果有点特色的话，也并不相近似，只有不成熟而狂妄不驯才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探求者”们自己也说，他们的流派还没形成，仍“需要不断的实践”，而且“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那么什么是他们的艺术主张呢?他们宣言道：“现实主义”!他们对现实主义有什么特别的理解么?没有。他们所以要抬出现实主义，是因为便于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缘故。他们说，弄不明白社会主义文学作品“运用的方法为什么恰恰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们说，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划不出一条红线”来，于是就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且反对采用它的方法了。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划出一条线，不管是红线还是黑线，确是一个难题，有人在去年尝试着划过，却不料把自己划到修正主义泥坑里去了；今年“探求者”想划，但是“划不出”，无怪他们干脆一笔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对掉了事。据我个人所知，过去只有人在新旧现实主义的区别上划过线，今天看起来，那道线还清楚，当然也不妨而且也需要再深入研究。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要划线，依我个人浅见，那和在“人”与“男人”“女人”之间要划出红线来一样，不过是拔自己头发要离开地球的那种笨虫。对这种难题，我们且不去求答案吧。“探求者”们又嘲笑了一通研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们，说他们“在概念上打滚”，写的是“空谈社会主义的洋洋宏论”，并且对他们表示深恶痛绝。可是他们自己也在概念上打滚，说道：作家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过不承认做为作家立场的世界观，和作家的观点方法有甚么辩证的关系，不承认立场变了，将不可避免的引起认识论方法论(包括创作方法在内)的变化。所以他们主张“现实主义”加上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足够了。上面的这种“宏论”固然并不“洋洋”，可是连概念都没弄清楚，却在那上面“打”起“滚”来了，而且打得比他们所嘲笑的对象要低能得多。
一语道破，说来说去，他们的艺术主张无非是反对社会主义，“破”是“破”了，“立”起的却是空无所有，象买空卖空的交易所，外面登了个“艺术主张”的金字招牌，里面并没有一点货色。
要看真货色，还得研究“探求者”们的政治见解，这方面他们有破有立，破的是阶级论，立起的是“探索人生”的大旗。
“探索者”们的眼睛里所看到的政治现象也和我们不同。我们在阶级斗争(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看到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看到人们(当然首先是劳动人民)的思想面貌、道德面貌的变革和发展。劳动人民当前的生活虽然仍有困难，但和过去比起来已经是天上地下之分，他们已经不是被侮辱被损害者，而是社会的主人。他们正用自己的双手开辟着自己幸福的道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发展自己的个性，创造性的进行劳动。人们(当然首先是劳动人民)之间，正在建立着集体主义的关系。这个社会当然还会产生缺点和错误，但是这是太阳里的黑斑，阻挡不了生活飞跃前进的步伐。“探求者”所看到的完全不同，他们发现的是“阴影”，看到了“人们道德面貌上存在着许多缺陷”，并且找到了这些“阴影”和缺陷的根源，据说这是由于阶级斗争，由于“把政治态度当做衡量人的品质的主要标准”，“往往忽略了社会道德生活多方面的建设”的缘故。替他们讲得再坦率些：阶级斗争和人的道德品质的建设是互相排斥而不相容的。要阶级观点(政治标准)就失去了道德的准绳。反之，若维护道德标准，就必须放弃阶级斗争和做为它的思想基础的阶级论。甚至阶级斗争、政治标准的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你看，它们不是已经“妨害了人们正常关系的建立”，使“人情淡薄”了吗!这是“探求者”所要“破”的对象。
“探求者”们又不能不承认过去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阶级斗争也的确不是他们所能阻挡得住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的经济的所有制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的今天，他们就挽狂澜于既倒，大声疾呼要人们放弃阶级论的武器了。挺身出来，要在阶级斗争之外重新“探索人生”的道路，重建“社会道德生活的多方面”，这个任务，在他们看来，组织领导阶级斗争的政治家是不行了，正是由于政治家“往往忽略了社会道德生活多方面的建设”，这个担子才落在“探求者”们的肩上。只有他们才能探求这“更为复杂的人生道路”，把人们(阶级间)已经淡薄了的“感情”加浓，把“僵死了的正常关系”恢复起来。这是他们所要“立”的主要内容。——政治家改造社会，文艺家改造人的灵魂。你看，已经消散了久远的王实味的臭气，不又从“探求者”们诸君的身上嗅到了吗！
阶级斗争斗倒了哪些人?消灭了哪些阶级？破坏了哪些秩序的“正常关系”?“阴影”又存在于甚么人的心里？这些问题是一目了然，是用不着罗嗦的。“探求者”们倒确实变成了躲藏在“探索人生”大旗下面的“遗少”，对新社会人和人的关系(道德、感情关系)充满了怨恨和愤懑，对被消灭了的那种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正常关系”，表露出深情的缅怀来了。
“探求者”们把阶级论废弃了，看人论事的又用什么样的尺度呢?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他们说，人生的道路是复杂的，“把一切旧的东西看成坏的，把一切新的东西看做好的”，这是“支离破碎的”“教条主义”，“阻碍了思想意识的健康发展”。而人生的本体是“浩瀚统一”，不能用阶级论的方法去分割的。新社会本身会产生坏东西，旧社会也自有它的好东西。如果是巩固和扶持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改造和继承旧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那就是在新旧之间划出了红线，阉割了“浩瀚统一”的生活了。这是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方法倒也简单明了，对新旧社会的政治态度，并且不是无是非论者，而是要从新东西里面找出坏的来，要从旧东西里面找出好的来，讲得通俗些，这就叫做：挖新社会的墙角，补旧制度的废墟。
从新的里面找出坏的，从旧的里面找出好的，从字面上看是新旧社会不分轩轾，取长补短，同舟共济：“阶级与人性齐飞，劳动与资本一色”的万花筒；但是，把万花筒拆穿以后，真货色就露出来了，用通草纸和碎玻璃拼凑起来的花色，原来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甚么“社会主义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它具有伟大的生命力。我们愿意为这个制度的胜利，贡献出全部力量”等等，收起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去，不要骗人吧。
他们的倡导者陈椿年已经露出他的真面目，这个“探求者”之一曾经忘其所以地说着：“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又用“探求者”标榜的“现实主义”去分析：官僚主义与新社会的关系，就如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定义一样。他给林希翎的密信中的建议就更清楚了：
然而仅仅是一个一个地给他们教训那就太“手工业”了，能不能通过揭发这些分子所赖以活动、生存的条件，从而在根基上打击他们呢？在这同时，陈椿年把林希翎颂扬为“稀有的典型”，然后就拉这个“典型”参加这个同人刊物，一齐来“探求”了。
“探求者”们的创作，我们虽然没看到，可是陈椿年用他自己的反动行为写下的一幕活剧，就足够了。
揭开了他们的政治见解的底细以后，对于他们为甚么要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就弄明白了。既要取消阶级论，抬出人性论，就不能再要工人阶级立场。那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根本点就是“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这对于他们“探索人生”，从新的里面发现坏的，从旧的里面发现好的那种方法是不两立的，所以一定要先反对掉了才行。
“探求者”们在艺术上虽然没有正面、具体的主张，但是他们的政治见解，却给创作上的反社会主义、反现实主义的倾向打下了理论基础。既然放逐了阶级论，在文艺理论上就正好和“写真实”，“还生活本来面目”等滥调合拍：写作的时候不要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不要考虑到作品的教育作用和科学的认识作用，使艺术远离社会主义的政治，而投到资产阶级的怀抱里去。刘宾雁、刘绍棠、流沙河和李岸等人，就用他们的作品印证了“探求者”们的政治见解，他们极力地从新生活中去挖出坏的东西。找到了一点就用右派分子的放大镜把它夸大为全般，找不到，就歪曲，甚至象刘绍棠写“田野落霞”那样，捏造一点也无妨，管它现实主义不现实主义，为了挖社会主义的墙角，细节地真实也不讲求了。“探求者”月刊如果办起来，它所发表的，一定也是这一类的作品。
他们在启事里曾经提出了四条口号以概括他们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这个口号是个二十四字诀：
打破教条束缚 大胆揭露黑暗
严肃探讨人生 促进社会主义
在剥落了他们“皇帝的新衣”以后，让我们礼尚往来，回敬他们另一个二十四字诀吧：
取消阶级观点 污蔑新的社会
随意歪曲生活 促退社会主义
“探求者”们的常识贫乏，而狂妄有余，不去老实地做人而浮夸骄傲，所以抛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同时恐怕又因为是青年之故，韬略有余而狡猾不足，所以在赤裸裸地摆出他们的纲领以后，“探求者”也就宣布“关张”，烟消云散了。除了陈椿年之外，“探求者”其他分子的近况不知如何，也许能够早一点痛悔前非吧。不过这已经是题外话，不必多说了。
原载“文艺报”一九五七年第二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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