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6 作者：黎明
黎明右派分子马廷秀一面诬蔑党的统战政策，说我们“强调了代表性”，因而“造成不好影响”，要求把席次留出一些，来“扩大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一面又对一些民主人士的适当安置叫嚷着这个人“太高了”，那个人“没有代表性，声望不够”。言外之意，似乎只有马廷秀才有“代表性”，只有马廷秀的声望很“够”。
那么，马廷秀的“声望”究竟是什么，他的“代表性”又是哪里呢？
马廷秀对党的领导和党员具有刻骨的仇恨，他谩骂党员都是以“功臣自居，不可一世”。谁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向来是虚怀若谷的，无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方义革命时期，党都经常地以“虚心学习，防止骄傲”来教育自己的党员。毛主席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谈到我国革命的胜利条件时，曾指出：“就国内的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国际范围内，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这里，我们怎能得出共产党是以“功臣自居，不可一世”的结论呢？
马廷秀诬蔑我们的民主生活是“封建家长式的统治”，他甚至恶毒的说什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天下无不是的党员。”谁都知道，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不错，我们是要专政的，那就是“专”那些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之“政”，“专”那些为马廷秀所包庇、吹嘘和千方百计地为之安排“工作”的特务分子之“政”。也正因为如此，才引起马廷秀所谓“封建家长式的专制”的狂吠，但这又与我们的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有什么关系呢？
党从来就不原谅自己的缺点，不掩饰并且积极改正自己的缺点，党员当然也不免发生错误，但这些错误，正如古语所说：“如日月之蚀焉，及其改也，人皆仰之。”这和封建时代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伦理观念有丝毫共同之点么？
马廷秀丑化新党员是“两个脸”，其实，马廷秀才真正是“两个脸”。根据各族人民的需求，先后成立了少数民族的自治州和自治县。党对民族地区的经济上更是关怀备至，帮助他们发展农牧业生产、文化教育和医药卫生事业。但是马廷秀是怎样对待这些问题呢？在党提出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时，他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破坏，他说：“回族是大分散，小集中，不宜成立自治区。”如果马廷秀真是要求少数民族“当家作主”，那么为什么要反对成立自治区呢？
问题很明白。马廷秀不是要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要过去统治劳动人民的那一小撮反动头子以及他们爪牙，和现在的右派分子来“当家作主”。他公开颠倒黑白地说“四一二”叛乱“是政府逼起来的。”当然，如果人民政府对这叛乱的匪徒不加以平定的话，自然他们就可以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当家作主”了。马廷秀曾经为大特务头子、伪甘肃省民政厅长、回族人民的败类马继周奔走说情，并要求民革将其作为联系对象。马廷秀还经常为马匪鸿逵的旧部、各色各样的反革命分子洗刷罪名，介绍工作，甚至要求政府将业已没收的房产重新发还给他们，这也是为了重新让他们“当家作主”。但是，今天已经是人民的天下，那些早已为人民唾弃了的各族人民的公敌都已注定了灭亡的命运，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再回来“当家作主”了。
马廷秀还诬蔑我们没有法制。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现在，没有制定完备的法制，也未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法制观念，没有养成遵守法律的精神，也未进行法制教育。”
这也是彻头彻尾的谣言。
每一个中国人民都知道，在解放后的八年之中，我们不仅制定了伟大庄严的宪法，而且还颁布了土地改革法、惩治反革命条例、兵役法、婚姻法、选举法、惩治贪污条例……等等，这难道是没有法制么？党和人民政府经常在干部中进行模范守法的教育，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遵守法律的宣传。每当政府公布一个法令，也都普遍地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反复的学习讨论和宣传，难道这能说成是“没有法制教育”么？难道这是“没有养成遵守法制的精神”么？
马廷秀的用意是很明白的。他是以他的造谣的办法，来对社会主义法制进行“蜉蚰撼树”的攻击。为了达到他卑鄙的目的，竟疯狂地谩骂所有的党员都是“胡作非为”。当党对于个别犯了错误的党员进行党内处理时，他则又攻击为“以党代政”；在人民政府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进行处分时，他又狂吠是“以政代法”。在对于不同的情节，根据其悔过程度，进行不同处理时，马廷秀的毒牙就更恶毒了，他说这是“同罪异罚”！
马廷秀还坚决反对党对民革的领导并反对民革的组织方针。他说党由于“对民主党派帮助太多了，就不免妨碍了民主党派的独立、平等、自由”。他主张“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如有地区的限制，人数的限制，那就妨碍了它的组织独立精神”。这种不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地区、人数的限制而由马廷秀之类心怀叵测的右派分子去大量“发展”的“民主党派”究竟会变成怎样的组织呢？难道这不是蒋记国民党的“借尸还魂”么？
马廷秀还公开宣传中国没有阶级的谬论，企图以此否定阶级斗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土地改革。他说：“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别，甘肃更加是这样。”他要求把“甘肃的富农范围扩大，地方范围缩小”。他宣传“阶级关系应该日趋缓合”，他并狂妄地威胁党：不这样，就会影响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中国农村在解放前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解放后，中国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并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这些铁的事实，难道是马廷秀的叫嚣所能抹杀的么？马廷秀声言：“有些应该摘掉帽子的地主还没有摘掉”。关于这一点农民已经答复了马廷秀。他们结合两条道路的大辩论，重新审查了这些人的帽子。不过，不是“应该摘掉的还没有摘掉”，应该摘掉的当然摘了，同时给有些已经摘掉了帽子但又进行反动活动的地主分子重新戴上了帽子。
由此看来，马廷秀的“代表性”就很清楚了，他的“代表性”就在于他“代表”了已经消灭了的地主阶级，代表了被人民推翻了的反动统治阶级，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以及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因此，我们警告马廷秀，必须放下这个“代表性”，向人民投降请罪；如果再顽抗下去，就会像你所“代表”的阶级一样，只有灭亡的一条道路。
---- 原载《甘肃日报》1957年10月6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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