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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其名,篡夺其实: 民盟重庆右派集团是怎样向党进攻的

日期:1957-10-10 作者:重庆日报记者 戴永福

重庆日报记者 戴永福

时间是1956年12月,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几个月之后。地点在成都。民盟中央右派首领罗隆基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工作”的名义来到四川,暗地布置反共阴谋活动。民盟四川右派头子潘大逵向这个右派首领汇报“工作”,半忸怩半卖弄地说:“成都民盟的工作没有看头,到重庆去看吧!”

好一个右派野心家所谓的“看头”!这是什么样的“看头”呢?时间要追溯到1955年春天,民盟西南组织撤销以后,民盟重庆市组织的领导实权就开始落在一个右派小集团的魔掌里,即是已经揭发出来的舒军、李康、杨复全集团,他们分别攫取了民盟重庆市委员会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秘书处主任等重要职位,把民盟这个合法组织作为右派的阵地。他们在这块阵地上蓄积右派力量,伺机向党发动进攻。去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后,他们就开始蠢动,到处搜集片面、夸大、歪曲事实的材料,向党射出一支一支的冷箭,他们却美其名为“监督”。匈牙利事件后,这批政治野心家,在章罗反共联盟的指挥下,更加猖狂活动起来:他们一面招兵买马,扩大右派组织;一面叫嚣民主党派的地位没有“摆正”,要与共产党分庭抗礼。这个右派集团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民盟重庆市的基层组织,到了今年鸣放期间,他们主观认定这是一个大好时机,于是打着“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幌子,与民盟中央及各地右派纵横呼应,在重庆知识界发起了全线进攻。在人民反击右派的巨大的正义的力量下,这一小撮右派政治野心家妄图篡夺共产党领导权的阴谋已彻底败露和粉碎了。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重庆民盟右派集团怎样在“互相监督”的掩盖下干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

右派的“思想动员”

“我们要斗争!”——民盟重庆右派集团在密室策划作出了这个决定。他们依据章罗联盟的秘密指示,对于重庆民盟组织的发展形势作了如此这般的估计。他们认为,重庆是民盟的“发祥地”,高级知识分子也多,今后确实“大有搞头”。

在发起攻势之前,为了煽惑和夺取群众,他们首先放出一套反共的歪理论。身为宣传部长的李康,充当了右派理论宣传的先锋。他制造了“党与民主党派主要矛盾论”,叫嚣“民主党派的地位没有摆正,作用不明确,工作条件没有很好解决,是当前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主要矛盾”。因而他提出:要中共中央“彻底解决”民主党派的历史地位、政治作用和工作条件问题。李康又说:“以往共产党只是对民主党派中有代表性的人士作了安排,没有对民主党派整个组织作全面的长期的安排,现在已经临到对组织安排的时候了。”这些叫嚣的用心何在呢?现在李康自己已经承认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以后,他们经常在打算如何提高民盟的地位和作用,扩大民盟的政治影响,借以造成一种舆论空气,向共产党提出要挟,企图达到与党分庭抗礼和满足个人政治野心。

他们为了同党争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又花言巧语地说:“知识分子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现在是克服宗派主义、相信知识分子、礼贤下士的问题。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之所以未发挥出来,关键在于两个盖子未揭开。”所谓“两个盖子”,按照李康的话说:一是学术盖子,二是政治盖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打开了学术盖子,可是政治盖子还未揭开,只是露了缝缝,要揭开政治上这个盖子,必须搞“互相监督”,与共产党平起平坐。

章罗反共联盟有一个“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地位平等,自己当家”的反动方针,重庆民盟右派集团把它奉为“十六字真言”,并且加以具体化,制订所谓“十大纲领”,作为他们行动的指南。在这个彻头彻尾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中,他们鼓动盟员“对权威思想、教条主义、卫道者要仗义执言,打破迷信”,实际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共产党的领导,打击团结在党的周围的积极分子。他们鼓动盟员要“解除顾虑,大胆争,带头鸣”等等,实际就是要同共产党唱对台戏,“争天下”。盟员的错误和反动言行如果受到批判,他们就要采取保护措施——发救兵“解围”,“作政治保险”。一言以蔽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引导知识分子摆脱党的领导,跟着他们走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舒军在今年四月借传达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为名,别有用心地传播了这个反动的“十大纲领”,有一千多个盟员和盟员联系的知识分子受到毒害。而被右派分子把持的民盟基层组织实际上也已经按照这个反动纲领行动起来了。

这是民盟重庆右派集团向党进攻的“思想动员”阶段。

在“监督”的掩盖下

章罗反共联盟的“军师”费孝通,继罗隆基之后来到重庆,听取舒军汇报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情况之后,便向重庆部将面授锦囊妙计:到知识分子中间去了解情况,搜集材料,整理出来,往共产党的机关一送,隔几天,去一个电话催催,这就叫做“监督”。于是,民盟重庆右派集团就运用这条妙计,玩起了“监督”的鬼把戏!

今年一月民盟四川工作会议上,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民盟支部主任委员龚灿光大叫“师专的党和民盟不通气”。舒军听到以后,大为欣赏,马上赶到这个学校去了“解情况”。右派分子龚灿光、刘稚苓等向舒军提供“情况”说:(1)党委依靠学生办学校,对教师的情况抓不起来;(2)民盟工作没有阵地,要向党委要阵地;(3)民盟支部开会,学生、科长在门外偷听,等等。这些污蔑和捏造的事实,舒军认为正是他所要搜集的好材料,跟即整理出来,送到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并且当面向这个部的负责同志叫嚷“师专问题很大”。他们就是这样专门找对党不满的分子了解情况,搜寻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加以夸大、歪曲,甚至捏造事实,作为所谓“监督”的材料,向党进攻。

调查研究,本来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但是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家却盗用它来进行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活动。去年下半年,民盟重庆右派集团在高等学校、中学、戏曲界进行了别有用心的“调查”工作。在舒军的主持下,他们在高等学校里“调查”了民主党派的作用。在这个调查报告里,一方面竭力夸大民盟几年来在学校工作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竭力攻击高等学校党委对民主党派重视不够、信任不够、支持不够、协商不够。这个“调查”的目的,如舒军自己所承认,是要“为摆脱党的领导制造根据”。舒军根据这个材料所写“加强高等学校中民盟工作的初步意见”里,有意避而不谈接受党的领导,对于盟员的思想改造也只强调通过业务进行改造,并且着重要求“加强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

章罗联盟处心积虑要篡夺共产党的领导权,特地就高等学校党委制、科学研究、互相监督、有职无权等四个问题,非法成立了四个研究组进行策划。重庆民盟右派集团也在重庆配合展开活动。他们派出一些专职干部到高等学校去“调查”所谓党委制问题,“调查”盟员在科学研究中的情况和问题,为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和提出科学体制的反动纲领搜集材料。这些材料都已经汇报给他们的右派中央——章罗联盟了。对于所谓“有职无权”问题,他们也是不遗余力地搜集材料,舒军还亲自跑到西南师范学院去访问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盟员。他们得出“结论”说:有一个时期,是“系秘书专政”,现在是“系党支部书记专政”,系主任“有职无权”。李康还在中共重庆市委召开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叫嚣:“必须改变‘系党支书专政’的情况”。

民盟重庆右派集团这一年多来,借“互相监督”之名,向党进攻,可说是连续不断、无孔不入的。甚至连他们的右派头子罗隆基去重庆大学参观访问,不是由学校党委出面接待的,他们也当作是一个“问题”,向中共重庆市委负责同志提出意见。对于这些卑劣的阴谋活动,他们却洋洋自得。舒军向另一个民盟四川右派骨干分子赵一明介绍“监督”经验时,公然恬不知耻地说:“我们到处告状,把党委都告怕了。”他们蓄意向党进攻的狂妄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疯狂的进攻

今年鸣放期间,这个右派集团的反共阴谋活动,达到了空前疯狂的程度。他们到处搧风点火,发起盟员带动群众向党进攻,以前布置的“十大纲领”就也埋下了火种,这时便开始有组织有步骤地放起火来,妄图篡夺共产党的领导权。

首先是在5月上、中旬举行的市政协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他们集中火力攻击高等学校党委制,阴谋夺取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权。在政协开会前,李康就对他们的“智囊团”成员蒋书楠、叶谦吉说:“盟员要担负点火的任务,要放的问题很多,如民主党派是否要接受党的领导问题、高等学校是否要党委制问题都可以放。”市政协开会期间,李康利用政协委员、会议联络组长的身份,调兵遣将,要“智囊团”主将李源澄放党委制,由于李源澄不愿出面,才改由陈东原担任进攻党委制的急先锋。李康还纠合“智囊团”李源澄、叶谦吉、蒋书楠、叶麟等秘密商议用“民主党派联合治校”的办法来代替党委制。与此同时,并非政协委员的舒军,也在晚间跑到政协会场,与李康配合,进行秘密串连活动,散播谣言说:“毛主席都认为高等学校的党委制不好,可能要取消”。他们在政协会上的阴谋活动,为在高等学校内向党发起攻势作了酝酿、准备。

与政协开会的同时,舒军坐镇民盟市委,连续召集以中学为主的盟员干部会议,布置点火。从5月6日到12日就开了六次小型会议。舒军在这些会上指示基层组织负责人说:盟员要带头大胆鸣放,放错了,出了问题,可通知盟市委,盟市委决定派人来支持你们。舒军又说:三反、肃反有人受“委屈”,这次鸣放要“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他还在这些会上布置“火线入盟”说:“这次鸣放是一个考验,要在鸣放当中物色我们发展的对象。”此后,在中、小学的民盟基层组织里也燃起了反共的毒焰。

接着,这个右派集团以民盟市委的名义,借“帮助共产党整风”为名,在5月22日重庆日报上向民盟基层组织发出罪恶的点火指示。他们要盟员“站在最前线”煽动群众向党进攻,指使基层组织“主动举行盟内会议和群众性的座谈会大放大鸣”,还要“善于使用各种形式”,鼓舞盟员和群众向党进攻的积极性。在这之前的一个星期,舒军就已亲自下到重庆大学、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等几个大专学校去秘密部署攻势。李康在发出点火指示的当天晚上,就跑到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去,在民盟支部会议上狂妄地说:“我是来给大家撑腰的。”又煽动说:“党委制是一个根本问题”,要他们“放”取消党委制。他又跑到西南农学院去与叶廉吉、蒋书楠密谋,决定“目前只对党放”。李康还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西南政法学院的民盟组织去“巡视”了一番,再次指示他们“解除顾虑,带头鸣放”。

这个右派集团头子舒军、李康又亲自上阵,在中共重庆市委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大放厥词,向党进攻。舒军在5月23日的座谈会上用歪曲事实和夸大的手法污蔑党的统战工作,对党进行恶毒的攻击。他在谈到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时,竟这样捏造和污蔑的说:“客气一点的,面带笑容,烟茶招待”,“不客气的,枪杆、政权、报纸在我手里,你要做啥”。李康则叫嚣民主党派的地位是“虚线”,是“花瓶”,进而要求把地位“摆正”。这两个民盟重庆右派头子一唱一和,他们的阴谋打算,就是要把民盟摆在与共产党对抗的地位上。

在这同时,舒军又布置民盟市委专职干部把三反、肃反中受过处理的盟员档案清理出来,准备找这些人回来开会,给他们“撑腰”“摘帽子”。由于不久反右派斗争就开始了,这一罪恶阴谋没有实现,但是在他们的指示下,一些基层组织却已行动起来,大做其“翻案”文章了。西南农学院盟员右派分子刘佩瑛不仅污蔑肃反,还为四川大学“三反”中畏罪自杀的死人“翻案”。叶谦吉、蒋书楠也在西南农学院公然“建议”成立所谓“历次运动专题研究组”,图谋进行大规模的“翻案”活动。

仅在五月份一个月期间,这个右派集团就召开了旨在点火的大会七次,参加的有二百七十一人,小会五次,参加的十七人。他们把火点燃以后,气焰嚣张,猖獗一时,满以为可以夺取党在文教界的领导权。但是,他们的幻梦破灭了。声势浩大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粉碎了这个民盟右派集团,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目一一暴露出来。

来源:《重庆日报》1957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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