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0-14 作者：白寿彝
白寿彝向达从1953年起，就和湘西土家族右派份子田心桃等有联系。1956年5月，向达和章罗联盟骨干份子潘光旦一同到湖南视察，在土家族问题上就很明显地和潘光旦、田心桃等站在一边，和党对立。1956年10月以后，向达和湘西土家族右派首要份子彭泊等联系加密了，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土家族人民的代表人物，说成是代表土家族人民的民族要求，蛮横地要单独成立土家族自治区，骨子里却在进行着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罪恶活动。今年6月间彭泊等阴谋揭露以后，直到现在，向达还不肯承认自己的严重罪行。
应该指出，向达在土家族问题上的罪恶活动是有计划的。
首先，向达和潘光旦1957年3月18日在全国政协的联合发言，是以土家族问题为例，制造分裂民族的荒谬“理论”。右派份子彭泊集团对这一谬论的发表，大为欢呼，翻印散发，并要用以鼓动群众给中央写千封书万封书，企图要挟中央成立土家族的单独自治区。他们说，这篇发言使他们“真是感激得难以形容”，说“当作经典著作来细读”，说“这次炮打得准，打得响，令人痛快！痛快！痛快！”这篇发言是为彭泊集团提供了向党进攻的武器，而彭泊集团份子也确实表示了，他们由于有这篇发言而感到思想上有了武装。
其次，向达对彭泊的反党活动提出原则性的指示：“单独自治为上策，联合自治为下策”。“我们应尽力争取实现上策，非不得已而走下策”。这是向达所指示的，反党的行动纲领，也是彭泊集团所始终奉行的，说这是他们“一切活动的根据之一”。向达也始终坚持这一纲领，所以在6月间，当他知道原来主张单独自治的彭武一改变了主张，立即写信给彭泊，要他对彭武一“警惕”。
第三，向达的反党活动是有组织的。他在这个组织里，是制造“理论”的人、策划的人、发指示的人、替彭泊等“大吹大擂”的人、是使彭泊集团份子感到“极大鼓舞”的人、“在京援助”的人。当“坐探”的人。彭泊等是在湖南出头露面，“唱”“主要的戏”的人。还有他们的重要人物，大军师潘光旦，是和向达共同策划反党活动的人。还有所谓“名记者”向宜远，是要利用大公报为他们宣传的人。这也正像罗隆基抓文汇报一样的办法。
第四，向达还有进行反党活动的策略。我们已经看出来的，至少有四条。一条是企图以政协发言来影响群众，造成一些认识不清的人的错觉。一条是歪曲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的话。故意说成中央和地方上意见不一致，从而蒙蔽一部份人，使他们把自己的错误看法当成正确的。第三条是向达装扮成事外人，“以他族人士的面貌出来帮土家说话”，以便躲避别人的注意，可以混水摸鱼。第四条是要彭泊等“处处要考虑到，如何使对方能够下台，而不要逼着对方负隅反噬”，以为自己随时准备着退路。
第五，向达的反党活动是有目的的。彭泊等已经安排向达作自治州州长，彭泊作副州长，秘书长、县长、乡长等等，都已安排有人。他们所梦想的单独自治形式的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实质上就是一个听从他们安排的独立王国。向达自己也说，他是“以土家族的长者自居”，“自以为土家族的名誉领袖和保护人”。很显然，向达以为土家庭的事只是他们家里的事，不许党来过问，所以他会把他的反党活动看作为土家族的“长者”和“保护人”的分内事。这也就是彭泊所说的，“民族问题是我们的内部问题，党团组织不能过问。”像这样的一个独立王国，他们还不满足，还预备了第二步棋，要把自治区域扩大到湖北西南部、四川东南部和贵州的东北部。向达和潘光旦都也已安排为这个大自治区的领导人物。向达在今年五月到云南后，又很注意打听彝族和土家族的关系，他对于云南又注意上了。
向达这一系列的活动是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有策略、有目的的有计划的反党活动。他这些活动的严重程度，已是企图使土家族在本质上脱离社会主义祖国。这是分裂祖国各民族团结的丑恶阴谋。向达自居于土家族的“长者”，实际上却是土家族人民的叛徒，土家族的败类。
向达在其一系列的罪恶活动中，有一个更为阴毒的一点，就是他和潘光旦制造了分裂民族团结的“理论”，以在全国政协的联合发言形式公开地加以宣传。
在这篇发言的开端，向达就以他的历史家身份出现了。这里先来了几段所谓“历史性的说明”，对于土家族的民族关系大大地加以历史的歪曲，妄图以此为他们的反动谬论制造论据。
向达和潘光旦把土家人认作巴人的后裔。这完全是依潘光旦所作的另外一篇文章中的主要意思来说的。潘文中曾列举五项论据，企图证明土家族是古代巴人之后，但无一论据不是牵强附会，可以说是确切可据的。即使这一点说法略有近真的地方，向达他们也还是耍了不少花招的。第一，作为人们共同体的土家族，不会在遥远的年代里，没有从部落到民族的各阶段的发展过程以及伴随着发展过程而来的各种巨大变化。但是向达他们却把土家族说得两三千年来好像在共同体上就没有什么变化。第二，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里的活动领域不一定和居住领域等同起来了。第三，人们共同体的迁徙或衰落，可以由于生产上的需要，如逐水草而居等等；可以由于自然的灾害，如水患、荒年、瘟疫等等；当然，民族压迫也可以是原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向达在这里把民家历史的变成都说成是民族压迫。很显然这些花招都是集中在一点来使用，为的是要把土家族在历史上所受到的民族压迫特别过分夸大起来，企图以此煽动土家族对汉族的仇恨。不错，向达他们只说是“中原政权与文化的不断伸入”，不用明文来指斥汉族，但这只有更说明他们用心的阴暗而已。
向达也说到许多巴人“都已与汉人无别”，这本可用以说明土家族和汉族之悠远的血缘联系，但向达却是在暗示：汉人把巴人同化了！向达也说到中原文化不断伸入巴人地区，说到巴渝舞在汉族中的流行，这本可用以说明土家族和汉族间的古老的文化联系，但向达的用意是以中原文化的伸入为民族压迫的一种形式。向达也说到苗族土家族两千年来生活在一起，这本是好事，可用以说明民族间生活上经济上的联系，但向达却说：“表面上生活在一起，实际上蕴蓄着不少的矛盾。”原来就不算好的东西，在向达嘴里，变成很不好的了。原来很好的东西，也变成不好的了。这是为什么？究竟土家族和汉族、苗家族之间，是友爱团结好呢？是互相仇恨好呢？
向达说过去不好，是不是为了要衬托出现在民族关系的好呢？恰恰相反，向达对于解放后民族关系上的根本性的变化，是绝口不谈的，却对于我们的民族工作干部深恶痛绝，说成是大汉族主义者的化身，并且说现在“无疑的把历史上早已存在的隔阂又加深了几分。”向达为什么对于我们的国家干部这样仇恨呢？为什么对于我们的民族团结，一定要全盘否定，好像必破坏了而后快呢？这和过去的封建统治阶级、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便于自己的私图而进行阴险的民族挑拨，在本质上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紧接着“历史性的说明”之后，向达潘光旦提出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说是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问题。向达在这里绕了许多湾子，表达出一个三段论法的阴暗公式。这就是：
“一个汉族干部，如果没有受到足够的民族政策教育，他不可能不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
“我们没有把民族政策的宣传工作做好，”因而汉族干部不可能不是“大汉族主义”“压力的一部份”。
这个阴暗的公式已是非常恶毒了，但公式里隐藏着的意思却更恶毒。那就是要说，我们的民族政策并没有认真地执行，现在的民族关系还是大汉族主义统治的局面。我们要问向达：现在国内成立了大大小小的民族自治区域，是大汉族主义统治下所可以作到的吗？以湘西土家族聚居的永顺县为例，土家族和苗族的人民代表有一百一十三名，占总名额的百分之四十六；土家族和苗族的县人民委员占总名额的百分之五十；国家机关和企业单位中有土家族干部五百名左右。这是解放以前所可能有的吗？永顺县的文教卫生事业在1950年只有小学二十四所，小学生一千四百零四人。1956年，全县有完全小学五十七所，初小二百一十六所，学生人数接近三万人。全县还有两个电影放映队、三个民间职业剧团、一所有线广播站，一个全州性质的人民医院，医疗机构遍于大小乡镇。难道这些新的迅速的发展，不能说明我们的民族关系，土家族的民族地位的根本性的变化吗？难道这些都还是大汉族主义的产物吗？向达、潘光旦所以敢于这样颠倒黑白，为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为的要表示他们对各少数民族、对土家族比我们党、我们国家更为关怀，为的要把自己驾凌在党和国家之上吗？
向达他们把中央对土家民族成份问题解决得审慎和民家地填报民族成份比较迟缓，说成是过去宣传教育工作没有做好的证据。我们要问向达：过去是谁使得土家族成员隐瞒了民族成份？今天是谁鼓励土家族成员登记民族成份？过去是谁不承认土家族是一个民族？今天是谁承认了土家族是一个民族？向达现在以土家族的“长者”自居，但过去他一直以为是苗族，这难道要中国共产党负责吗？
我们并不不论现在还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存在。毛主席要我们克服这两种主义，为的是有利于民族团结。向达他们也抬出了毛主席的指示，但他们的意图恰恰和毛主席的指示相反。他们特别夸大了大汉族主义的存在，为的是挑拨民族情感，破坏民族团结，以达到个人的政治野心。
向达他们在联合发言里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成立土家自治区问题。他们为了要达到单独成立自治区的企图，在这里极尽民族挑拨的能事。他们对苗族说，土家族过去是统治你们的。对土家族说，苗族反对你们。又挑拨土家族和政府的关系，说行政上受苗族的影响，不接受你们的民族要求。又挑拨土家族内部，同时本质上也含有挑拨人民和政府间的关系在内，说那些不赞成单独自治的土家人都是不关心本民族的要求、以汉族成份出现的在机关中工作的人。向达他们也明积压物资“联合自治，使他们可以更紧密的合作，从而消除过去的隔阂，对同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易于作通盘的筹划和调剂”。事实上，湘西汉苗土家三族人也是团结友好的。在永顺县二百九十四个农业社中，三族联合社占其中的一百五十四个，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但向达他们偏偏要说，联合自治“这样一个考虑是否全面”。当然罗，我们没有把他们的政治野心考虑在内，他们是不会认为是“全面”的了。
向达他们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土家的名称问题。这从表面上看，好像有浓厚的考据味道，和向达所惯用的治学形式接近。但骨子里却是要利用各种字音接近的名词，为未来扩大他们的独立王国作先行的宣传工作。向达的考据在这里发挥了隐蔽的战斗作用，他的考据在这里是为他的反动政治目的服务的。
向达他们又提出第四个问题，是土家地区的进一步调查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也还是为扩大他们的独立王国作准备的。
在联合发言的结尾，又出现了“历史性的说明”。这里说的是土家族的文化遗产、政治上的历史贡献、土家族在工作上比汉人能干。我们对于每一个兄弟民族的优良传统，都应该钦佩、喜欢，并应该加以宣传，以便于鼓舞他们的发展和民族间的相互学习。但向达的用意是和我们有根本上的分歧的。他们是想以此来煽动土家族人民，好为他们的政治野心服务。
向达、潘光旦的联合宣言，可以说，是为土家族人民准备下的毒药，是诬蔑我们全部民族政策的白日说梦，是向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进攻的破锣烂鼓。
向达对他在民族问题上所进行一系列的罪恶活动并没有低头认罪。他在历次的所谓“检讨”和“交代”里，都是很不老实的。
向达8月16日在北大历史系的检讨，把自己的问题归纳为“自己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归纳为“对民族问题有偏见，对涉及大汉族主义的事特别感到兴趣，如评尚钺同志书中引水经注的问题，也同样反映了这种偏见。”
这不是检讨。这是诡辩。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是不能说明他的问题的。向达一向不知道自己是土家族，他的民族成份还要潘光旦来鉴定。如果说他在土家族问题上有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是安不上去的。他这样说，是妄图把自己的政治野心掩盖起来。至于他说到大汉族主义和尚钺同志的书，这是继续对我们进攻，对我们又放出的一支毒箭。这是要说：大汉族主义不能反对，反对大汉族主义就要犯错误了。我们应该指出，在北大历史系讨论尚钺同志书的时候，有几位先生都批评了尚钺书中大汉族主义偏向，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在民族问题上犯错误，向达所犯的错误也并不是由于对尚钺同志书的批评，我们决不允许向达在这里混淆黑白。
向达8月29日在北大文科各系大会上的检讨，说他和潘光旦主张单独自治，给联合自治“造成许多困难”。这话也是对我们的反攻。这是要说：你们既要我们讨论，但我说出单独自治，就不对了。其实，领导上既然就湘西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即使他坚持单独自治，也不过为自治形式问题增多一些协商的过程，也决不会因此而说向达有政治上的问题。事实上，向达的问题却恰好不是如此。他不是诚实地对领导上表示自己的意见，而是借题发挥，乘机进行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有目的的反党活动。他主张单独自治，固然为的要更彻底地反党；即使他主张联合自治，也还是要反党。他自己不是就说过：“单独自治为上策，联合自治为下策”吗？无论区域自治采取什么方式，在他都有自己的打算。29日的检讨故意要在“单独”“联合”上做文章，还是想把他的罪恶活动本质遮盖起来，继续对人民欺骗。
向达在9月初写的关于土家族问题的书面交代，只是零星地写了一些过程，对于他和潘光旦、彭泊等共同搞了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有策略、有目的的一系列的计划，却有意地闪躲。对于许多重要事实，一再推托地说：“一点也想不起来”，“记不清”，“已不记得”。一个年过五十岁的人记忆力不好，本来是常见的。但奇怪的是：为什么向达对于他的许多反党活动“记不清”、“想不起来”，而对于钱俊瑞同志对他不够恭维、郁文同志见他没有打招呼，侯外庐同志向他请教过尊姓大名，却为什么念念不忘，一说起来就好像有满腔的“义愤”？我们要问向达：为什么这些事就偏偏记得，而你那些反动的活动却偏偏地忘记了？
向达在书面交代里，提到了他们的联合发言，只轻轻地说了一句：“其中主要意思主张土家族单独自治，这是我也同意的，因而副署了。”向达在发言里主张单独自治，是很明显的，并不必再要他交代。我们要他交代的是：他们主张单独自治的企图是什么，发表这篇联合发言的全部企图是什么。如上面所分析这篇发言是以历史作立论的根据的，并且最后还以历史去煽动人。向达也自称：“过去研究历史，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也摆了一些力量”。尽量发言的某些论点，潘光旦早已提出过，但向达是认为“很合胃口”，“颇为欣赏”的。就向达的向份说，他是历史二所副所长、北大历史系教授，并以历史界前辈自居，他对于发言中的历史部份是应该负更多的责任的。这决不能以“副署”两个字轻轻滑过去的。
在10月11日向达的书面检讨，还不承认在土家族问题上所犯的严重罪恶。说什么他是湘西人，因历史上和地理上和土家族有联系，“因而和彭泊他们的思想起了共鸣”！说什么“为彭泊他们保镖，打抱不平”！我们要问向达，你为彭泊他们保的什么镖？打的什么抱不平？原来一直到这时候，他还为彭泊不平，为彭泊感到需要保镖。并且，他认为，因为是湘西人，在历史和地理上和土家族有联系，“和彭泊他们的思想起了共鸣”也就是当然的了。这好像是说：湘西人都自然地要和彭泊他们起共鸣了。原来他这样做，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必然形成了！
10月11日向达的口头交代，说他只和土家族右派中的彭泊、田心桃、彭武一三个人来往，好像人并不多，向达的罪恶也不算大。其实，彭泊正是右派头子，他组织一般恶霸地主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在湘西各县组织核心组织，发展骨干分子，肆无忌惮地搞。向达只要通过一个这样的人，也就够干许多反动活动了，还嫌人少吗！
我们知道，潘光旦是章罗联盟中的大将，是6月6日六教授会议中的重要人物。向达和潘光旦于1956年5月和潘光旦一路到湘西苗族自治州去视察，并已看到潘光旦关于土家族的文章。今年3月，和潘光旦共同发表联合发言。5月间又和潘光旦一路去苗族自治州，并且来往都住在一起。向达和潘光旦都商量些什么，打算作什么勾当，应该都交代出来。向达在鸣放期间有好多话，如说“用带头的方法搞科学”，“党员六亲不认”，等等，都和章罗联盟分子节奏相同。究竟向达和章罗联盟有什么关系，应该交代。
向达5月间在云南注意寻找彝族和土家族的关系，视察大理白族自治州。6月返京后，他同我谈到白族自治州，说自治州是代治州。8月16日，他的检讨中说，他曾调查了白族自治州七个州长的族别和职权。向达应该详细交代，他在云南进行了什么活动，他注意上述问题的企图是什么。
向达进行的活动是严重地与人民为敌的活动，群众都在注视着。抵赖是不行的。自己交代出来，比别人揭发出来好。首先应该端正自己的态度，正视自己的罪过，才能从泥坑里爬出来。没有这样的决心是自走绝路。社会主义的大门在敞开着，但想走进大门须先走上正确的路。大家都希望把向达救出来，但首先须向达有要求新生的决心。
来源：1957年10月14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的批判史学界右派分子大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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