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1-0 作者：杜秀达
杜秀达在大放大鸣期间，右派分子宋宁向党、向社会主义展开猖狂的进攻，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动言论，并有一套政治观点作为指导思想。
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斗争，是各阶级为了争夺社会统治权的斗争，其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各阶级的基本利益首先表现为政治利益，并通过政治活动得到实现。因此，政治——始终是阶级的政治。在阶级社会中，人们都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有着相应的政治要求和反映政治关系的政治观点。工人阶级的前途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与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能公开承认和宣布本阶级的政治观点。而一切剥削阶级总是害怕承认阶级的政治观点，极力把自己的政治目的伪装成“全民的”东西，打着“超政治”的幌子，欺骗群众，以达到本阶级的政治目的。宋宁就是这样。他热中于政治活动，积极投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对党和政权、国内和国外的一系列政治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却在群众面前宣称：“一切政治是不必要的”。
宋宁认为“一切政治是不必要的”论据之一就是：人生吃饭求知论。他说：“人类只应该有二种需要：求知；吃饭。求知是为了推动社会前进，吃饭是为了个人生存”。当然，吃饭和求知是人类必需的，但是不是因此就不要政治呢？绝对不能。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能占有生产资料和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垄断求知权利，而真正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劳动人民，却终年劳动，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被排挤在求知的大门之外，就由于剥削阶级掌握着压迫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旧社会中最低层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了吃饭、求知，要求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杜绝一切剥削，充分享受自己创造的社会财富，就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和组织强大的战斗队伍，用社会主义革命手段去摧毁旧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借此镇压敌人的反抗，建立、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今天，否认政治的必要性，就是为剥削阶级政治复辟开辟道路，使广大劳动人民重新受剥削阶级的奴役和剥削。关于“求知是为了推动社会前进”，那要看什么知识，那一个阶级掌握知识。在世界上两大部类知识中，社会知识是有强烈的政治性质的，其产生和发展是受特定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的制约，并为特定阶级的经济政治服务。只有先进阶级的社会知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一旦掌握了群众，才成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动员和组织群众去战胜一切腐朽的社会力量，推动社会前进；而一切没落阶级的社会知识，总是反对先进阶级，阻碍社会发展的工具。我国右派分子企图复活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就是挽救资本主义命运，反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反对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因此，各对立阶级的社会知识，势必展开不调和的斗争，成为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宁在“超政治”的幌子下，抹煞了知识与政治的联系，是与社会科学界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口号下进行一系列政治阴谋活动相呼应的。宋宁是学自然科学的，或许他指的是自然科学的“知”，但是这也不能帮他的忙。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似乎与政治无关，但它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掌握和运用它的人是有阶级性的，受一定阶级政治思想指导，并为其服务。今天，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趋向缓慢停滞状态，并用来制造战争，屠杀人民，破坏社会财富。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指导，用在和平劳动上揭露大自然的秘密，为人类增加大量的财富。苏联、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科学成就生动地证明：任何知识是不能脱离政治的，知识要推动社会前进，则掌握知识的人必须进行思想改造，与工农相结合，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否认知识与政治的联系，实际上就是把知识分子引导到脱离社会主义政治、离脱党的领导的道路上去。
宋宁否认政治的第二个论据就是：人类恶劣品质根源论。他说：“人类的恶劣品质，特别是自私、野心是政治的派生物，没有政治就不会有这些恶劣品质，人们就能平等互爱地生活在一起，借四海为家，以天涯比邻。”这真是本末倒置，荒诞之至。如果真是这样，那末劝人们别纠缠政治纠纷，要抛弃人间红尘的佛教，劝人们抛弃政治，去祈祷“公正”上帝的基督教，为什么不能杜绝人类恶劣品质?为什么自称不要政治的宋宁之流却存在最卑鄙恶劣的品质，而最关心政治的共产党人却具有人类最高贵的品质呢?显然，为了不陷于空洞的臆想，我们不能从上层建筑的政治中去找寻人类恶劣品质的根源，而要从借以树立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中，从物质生活条件的社会存在中去找寻其根源。在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人劳动为生，没有压迫和剥削，也不知自私、野心为何物。只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里，一部分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力图无限地占有社会财富，才产生自私、野心等恶劣品质，而现代资产阶级则把这些恶劣品质集其大成，发展到顶点。相反，本身一无所有、以出卖劳动力为活的无产阶级，在分工很细的大生产中工作，养成了团结互助、大公无私、有组织纪律等高贵品质。宋宁有什么理由来否认社会存在决定人们意识的基本原理，把人类恶劣品质说成政治的派生物呢?
政治是阶级的政治，资产阶级政治是与资产阶级的恶劣品质相联系，并促其发展，而工人阶级政治是与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相联系，并促其发展。毛主席说：“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国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同时通过工人阶级政权去改造私有制、消灭阶级，从根本上铲除人类恶劣品质产生的根源和存在的基础。宋宁否认政治，实际上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政治去改造和彻底铲除人类的恶劣品质。
总之，政治只能是阶级的政治，政治的存在、发展和消亡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在一定阶级地位上生活，一切活动都与政治相联系，并有相应的政治观点；而宋宁否认一切政治的必要性，只不过是打着“超政治"的幌子，以资产阶级政治反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治而已。
宋宁反对社会主义政治，就必然反对阶级斗争，因为阶级斗争是为了争夺和巩固政治统治，阶级斗争只有包括政治方面并抓住政权问题时，才彻底展开。那未宋宁是怎样反对阶级斗争呢？第一，否认阶级的客观性。他说：“阶级的划分只不过是为了谈政治”。解放后，人民政权为了实行土改运动，颁布了农村划分阶级成分的规定，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划分阶级。但是，这只有人民的政权才能做。而一切剥削阶级政权，从来不敢而且害怕这样做的，因为这样会揭破了剥削阶级的内幕，使它不能冒称“全民”利益的代表者来愚弄群众。其次，阶级就是由于人们在一定生产体系中所处地位不同，使一部分人能够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而形成的不同社会集团。阶级的划分是客观存在，决不是为了政治才划分阶级，相反，政治却是阶级的产物。列宁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凡是阶级矛盾在客观上不可调和的地方、时候和限度内便产生了国家。倒转来说，国家之存在，就证明阶级矛盾之不可调和”。在资本主义以前，阶级以等级形式出现，被法律、宗教外衣所蒙蔽，但是到了资本主义时期，两个对立的阶级就鲜明地分成两个阵营，连18世纪末期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得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同时在我国也到处可以看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不难了解，宋宁否认阶级存在的客观性是为反对阶级斗争找理论根据。
第二，宋宁从否认阶级的客观性出发，否认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说：“人类的真正历史应该是揭露物质秘密的历史，阶级斗争史不过是这一历史的附属品，只是往往推动和阻碍了这种历史的进展”。“阶级斗争是人为的东西，假使不存在，就会更安静些”。
人类历史是生产发展史，是人们揭露物质秘密的历史，但是人们要生产，要揭露物质秘密，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不是一个孤独的人去进行的，而是要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去进行的。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对立的关系。由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不得不成为剥削阶级的奴隶，只有经过剥削阶级的允许才能劳动。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限制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但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始终要反对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保持旧的生产关系。因此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强力推翻其反动统治，才能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随之引起全部社会政治结构的改造。从原始公社解体起，全部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正是阶级斗争推动了社会前进。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特点就在于：斗争结果不是剥削形式的更替，而是根本消灭剥削，导向共产主义。今天，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无限地揭发物质秘密，迅速的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就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斗争最尖锐形式——的胜利，确立了新的生产方式的结果。
第三，宋宁把阶级斗争看成社会罪恶的渊源，说阶级斗争“太残暴了”，没有它，“社会就安静些”，同时提出“一般的、永恒的道德如正义感、人道主义”和“具有绝对价值的善良意志”，来反对阶级斗争。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是以不调和的阶级利益为基础，有阶级就有斗争，但是真正要消灭阶级斗争，消灭一切罪恶的渊源，又必须通过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在阶级社会中，梦想阶级妥协代替阶级斗争，想避开残暴的现实生活，追求“安静”环境而否认阶级斗争，实际上就是叛卖劳动者的利益，让劳动者永远不能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地位。在阶级社会中，不管什么道德都打上阶级的烙印，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人们评定道德行为是以阶级利益为标准的。不同阶级对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都有不同的理解，决没有“超阶级”的道德标准和“绝对价值的善良意志”。资产阶级从上帝意旨、唯心主义中引伸出所谓一般道德，实际上贯串着强烈的阶级利益，是愚弄和禁锢劳动者头脑的工具。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撕毁了资产阶级道德，锻炼和培养了新的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最高尚最伟大的道德，因为它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道德的对立和斗争是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我国过渡时期是充满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阶级斗争还是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是尖锐的复杂的。宋宁对残害人民的反革命分子，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狰狞面目，处之泰然，对维护人民利益、推动社会前进的肃反运动，却说是“太残暴”，是“个人报复，有意捏造事实，冤枉了好多好人”，要求追查某些肃反干部的刑事责任，对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反右派斗争，大叫“过火”而加以反对。显然，他是以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来作为反对阶级斗争的武器，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宋宁把人类恶劣品质、阶级划分都归之于政治，那么政治是根源于什么呢?于是他从政党中找根源，提出反党的观点。他说：“党是不必要的，是政治纠纷的根源和工具，如果没有党团，就会安静得多”。在这里，宋宁接触到政治观点的核心，因为党是阶级中最前进、政治上最积极的一部分，对立阶级的存在就有对立的政党，而政党是政治的核心，政党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最完整、最充分和最明确的表现。同时，以党“是政治纠纷的根源”为借口来否认政党是极其荒谬的，因为政治纠纷是阶级关系的纠纷，而政党的产生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前提，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战胜敌对阶级，变自己为统治阶级而组成的，是用来领导本阶级斗争的司令部。在各政党中间，剥削阶级政党为了欺骗群众，巩固阶级统治，最害怕公开自己的阶级性和政治目的，同时又最害怕消灭阶级、消灭政治纠纷；而只有共产党才能公开承认阶级性和政治目的，认定领导阶级斗争，建立本阶级政权，正如毛主席说的，是为了“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入大同境域”，但是当敌人还存在时，我们的任务不是削弱和消灭、而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借以保护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
或许有人会问：宋宁没指出具体的党，那么他到底反对什么党呢?这里我们完全可以肯定，他是反对领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而对我国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党派则同意其他右派的言论，认为“应该在青年中发展组织”。显然，他的意见就是：产生政治纠纷，使社会不安静的是共产党而不是民主党派，因此共产党不必要，而民主党派应该存在和发展，并代替共产党的领导。其次，他在谈到党的领导时说：“党不是民选的，既没有行政权，更没有立法权，党的有关全国人民的措施，只有通过同级人民委员会才有效”。这论调与其他右派言论完全是一样的。
我们党从来不去包办行政机关的事务，不直接对群众颁布强制性法令，相反的，反对包办行政事务，防止陷入日常的事务主义和命令主义而削弱政治思想工作。但是，党必须在一切非党机构活动中起领导作用，必须对群众发布政治号召和关于政府工作方针政策的指示，保证政治思想的独占领导。斯大林曾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们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刘少奇同志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也说：“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来实现的。”党不是民选的，但是党是劳动人民中最觉悟最有组织的先锋部队，是工人阶级最高组织形式，它以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南，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与群众保持血肉般的联系，最善于把群众智慧集中起来表现为统一的意志和有纪律的行动。党的领导作用是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群众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认定党是唯一正确的领导者，只有党的领导，才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高群众觉悟，统一群众意志和行动去战胜敌人，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全人类的解放。因此，任何借口和任何形式来削弱、限制和否定党的领导，都是极端错误的。
宋宁否认党的必要性，但实际上党是存在并起领导作用，于是他提出另一种反党的意见，说：“党的领导并不等于非要党员领导，只要贯彻党的方针就行了。”如果这是指党领导不等于党员个人领导，那么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而且党章上明确规定：“各级党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一切重大问题都经过集体讨论决定。”如果是指只要贯彻党的方针，不需要党基层组织和党员的具体领导，那就是反党的观点，所谓贯彻党的方针只是形式而已，因为要真正贯彻党的方针，必须通过党组织和党员在群众中的活动，通过群众在党领导下的自觉努力，因此就需要建立机构，正确配备和选择干部，并进行具体的指导和严格的监督。这坚固然要吸收非党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但必须坚持党组织和党员的核心作用。党要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把方针政策变成群众的思想行动，并由党员在和群众共同工作中听取群众意见，以模范作用引导群众为贯彻党的方针而奋斗。宋宁否认党员作用，就是挖党的墙脚，把党的领导悬在空中，割断党群联系，变成空架子，从而否认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保证。党的领导愈强有力，革命和建设事业愈顺利；反之，就会遭到挫折。
马克思主义是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南针，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是我国不可动摇的指导思想。离开了它，就会失去灵魂，迷失前进的方向。那末宋宁又是怎样反对马克思主义呢？
首先，宋宁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他说：“在政治上无真理可言”，“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而一切社会科学除文学、艺术、自然哲学以外，都是某些人臆造的，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这里显而易见的，他所谓不必要的社会科学是马克思主义，而“臆造”这些科学的“某些人”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了。看！这是多阴险而又露骨的恶毒诬蔑和攻击。
在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历史理论，正如列宁说的，十之八九“都是一些关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等纯粹先验论的、独断的、抽象的议论。……而且这些理论就其存在来说已是无用的，就其基本方法，就其彻头彻尾的暗淡无光的形而上学来说也是无用的。”因此这些历史理论就如蜉蝣一样朝生暮死，最多不过是当时社会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征象。但是马克思主义与过去一切学说相反，是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而没有任何主观臆造的成分。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直接参加工人运动的实践、总结世界工人运动的经验、研究了社会发展规律、对人类社会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都加以探讨、批判和实践的检验的基础上，才作出那些为资产阶级狭隘性限制和偏见所束缚的人们所不能得出的结论。马克思从社会生活的领域中划出经济领域、从社会关系中划出生产关系，并把它作为其他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从而得出了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基本思想，社会科学第一次成为真正的科学。正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反映了客观规律的真正科学，才能指导各国革命运动的胜利，才能在仅仅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共产主义由一个在欧洲游荡着的“怪影”发展成强大无比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体系，掌握着世界上千百万人的命运。试想在人类历史上有那一种社会政治思想，能有马克思主义那样生气蓬勃，强大有力，表现出巨大的动员群众和改造社会的威力呢？至于宋宁说政治理论“都是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那要看是对那个阶级有害和不必要的，因为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公正”的社会理论。为资产阶级服务，目的在于巩固资本主义统治的资产阶级理论对资产阶级是有利的和必要的，但对广大劳动群众是有害的，需要粉碎它，并肃清它在人们中的影响；同样，对资本主义宣布无情斗争、指导各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对劳动人民是有利的，绝对必要的，但对资产阶级是有害的，并极力想加以驳倒和毁灭。因此各阶级在理论上势必展开尖锐的斗争，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斗争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
在我们社会里只存在两种思想体系，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指导就必然为资本主义的理论思想指导，而别无中间道路。宋宁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势必仇视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人们在政治上的进步。他说：“每一种重要文献(如宪法、毛主席报告等)问世时，几乎每一种刊物都要登载是不必要的、是形式主义、是浪费。”又说：“人们只需要理性生活的提高，不需要政治上的进步。”显然，如果按照宋宁说的去做，那就是让资本主义思想来支配我们的头脑，走向反动道路；让它来指导我们的国家活动，造成资本主义的复辟。因此，忠于社会主义的人们都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扩大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成为先进的革命战士，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重建剥削阶级的血腥统治，是宋宁政治观点的最终目的。那么他怎样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呢？首先他是在民主自由旗帜下进行的。他说：“虽然社会主义本身比资本主义强”，但“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自由不充分，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存国体、而加进一些资产阶级民主自由”。
国体是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本主义国体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体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为人民民主专政)，即对广大人民民主、对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的剥削者专政。而民主呢?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种形式。列宁说：“民主制如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对人民所施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强力。……另一方面，民主制就是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有平等权利来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制是调整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团结本阶级力量、对劳动人民施行暴力专政的手段；同样，社会主义民主制是调整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团结一切社会主义的力量，镇压剥削者反抗和抵御外来侵略的手段。由此可见，国体和民主制不是抽象的而是有阶级内容的，什么样国体就有什么样的民主制，宋宁要在社会主义国体中加进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就是对我国确立了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所谓社会主义本身比资本主义强，什么保存国体，都只是骗人的鬼话和烟幕弹。
其次，是不是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比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优越呢?不，完全相反。民主是上层建筑，是有阶级性的。资本主义民主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树立起来并为其服务、巩固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统治的。因此侭管资产阶级宣布是“全民性”民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只能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决没有人民的民主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几年一次的选举以种目繁多的限制、剥夺了劳动群众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每次选举结果不过是更换统治的成员而已。列宁曾一针见血的说：资产阶级民主始终是“狭窄的、残缺的、虚伪的、假仁假义的民主，对富人为天堂，对贫人和被剥削者为陷阱为骗局。”相反，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用来消灭阶级和剥削，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才能有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自由，并有物质上的充分保证，才能广泛吸引群众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由资本主义民主制到社会主义民主制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跃进，而后者比前者要高超几万倍。
最后，宋宁说：“自由和民主本身是好的，而专政本身是不好的，带有一定程度的残暴性，是人类天性的沉沦。”在他看来，民主与专政是对立的，专政太残暴，应该取消。但是在我们看来，民主与专政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只有对敌人专政，才能扩大人民民主；只有扩大人民民主，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群众积极性，更好的对敌人专政。在我们看来，人民民主专政是好得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粉碎敌人反抗，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则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这是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经过实践反复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不难看出宋宁反对专政而高谈“民主”、“自由”，实际上就如“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说的，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是要求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
从以上的分析和批判中可以看出，宋宁有着系统的政治观点，作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基础。
宋宁的政治观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具体地说，是在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时期，由于坚持剥削阶级立场，对党对社会主义充满阶级仇恨而开始形成的。因此每个论点的锋芒，都是针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针对这一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及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这就决定了整个观点都具有严重的反动性。它不仅是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而且是对胜利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反动和倒算，从根本上摧毁党和社会主义基础，实行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
其次，社会主义事业是建立在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与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相一致，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正义事业，因此一切反对这一事业的政治观点都是与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对抗的，都是歪曲事实、本末倒置、凭脑子胡思乱想的主观臆造，而不能有任何科学根据。宋宁从唯心主义世界观出发，否认物质第一性，经济基础第一性，到上层建筑中寻找产生上层建筑的根源，说人类恶劣品质、阶级划分是渊源于政治，而政治是渊源于政党，而指导党行动的理论是“某些人臆造”的，从而建立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的体系。
宋宁的政治观点是反动的反科学的，然而却披着华丽的外衣，用一些耸人听闻的字句，如争取民主自由等来迎合一些人们尤其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心理，进行煽动。同时用“超阶级”“超政治”的“公正”面目，离开了阶级内容来侈谈政党、进步、知识等，以掩盖其反动本质。但是，毒草毕竟是经不起阳光的，在群众面前，特别是经过锻炼、初步掌握阶级分析法武器的群众面前，终于暴露出其狰狞面目的反动本质。
来源：《战斗的声音》，中共安徽师范学院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一九五七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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