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1-17 作者：[待确定]
【文汇报讯】 上海出版界昀近连续举行了六次座谈会，和上海文化出版社右派分子黄嘉音进行大论战。在“短兵相接”的激烈辩论中，摧毁了黄嘉音的几道防线，把他的反党谬论一一驳倒。
辩论一开始，黄嘉音就耍起了枪花，说他要求“改变领导关系”；认为“领导不好，可以拒绝领导”，等等，是对业务领导说的，并不是反对党的政治领导。他还说什么解放后有政治代替业务的现象。
人民出版社张锡纯、画片出版社王坤生、财经出版社李湘波驳斥了黄嘉音的诡辩。他们指出政治领导和业务领导是不能分割的。因为党的方针政策是通过业务领导来贯彻的。黄嘉音过去叫嚷着业务可以让出版社自由活动，不要领导机关过问，试问这如何贯彻党的政策方针?出版工作是党的宣传阵地之一，要是在这方面否定了党的业务领导，也就否定了党的政治领导。
在鸣放期间，黄嘉音张牙舞爪，向党进攻，能够解释为仅仅是反对业务领导吗?中华书局舒新城、文化出版社熊大绂、王文华、黄石村、董寿昌等摆出大量事实说:黄嘉音恶毒地攻击社内党员领导干部，咒骂“人事档案是一垛墙”，主张“开放人才自由市场”，反对汇报制度。当黄嘉音列席政协会议时，还布置右派分子仇标向他汇报情况，作为他利用人民的政治讲坛向党进攻的炮弹，并且伙同右派分子韩鸣、陆诒毁谤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视察工作流于“公式化”、“形式主义”，提倡把“勇敢”揭露单位缺点的人(实际上是对党不满的人)组织起来，作为人代会和政协的通讯员，而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更应下去专找毛病。他竭力歪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认为“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地位应该一致”并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恶性发展盟员，企图扩大民盟右派势力，与共产党对抗。他还打着巴甫洛夫学说的假招牌，利用所谓个性心理改造精神疗法，挑拨病人对新社会的不满，破坏国家的政策方针，攻击上海市卫生局……这和业务领导有什么关系?不是反对党的政治领导是什么?
黄嘉音说解放后政治代替了业务，这好像说解放前出版业务是离开政治的。新文艺出版社孙家晋指出，这是瞎说。事实是，不论解放前后，出版事业都是属于上层建筑，具有极强的政治思想性。例如黄嘉音在解放前编的“西风”杂志上，登载过这类反动文章:提倡“知识水平较高的女郎”和美国大兵交往，借以增加“盟军”旅居的“乐趣”。这里就有政治，就是黄嘉音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政治。 黄嘉音说他只反对业务领导，无非是企图掩盖他反动政治意图。他说“共产党领导政治，也未见会好”，更是露骨否定党的整个领导。
黄嘉音一向以出版界的“内行”自居，他诬蔑党员干部是“外行”。在论战中，他又重抬起这把生满了锈的烂武器来。他解释他不要党的业务领导的“根据”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出版局庄晴勋、新文艺出版社周天、文化出版社钱舜娟、何求、人民美术出版社赵家璧、新华书店丁裕等先后发言，揭穿了黄嘉音的所谓“内行”。黄嘉音当然不是编社会主义书刊的内行，而是编“西风”、“光”等反动杂志的内行。这些刊物的内容大部分是从美国杂志中翻译过来的，是道地的美帝国主义的货色。当时，人还写文章为美国侵略头子马歇尔、麦克阿瑟大捧其场，他办的“家”出版社专门出版宣扬美帝国主义反动文化和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的书。
解放后，黄嘉音仍在编辑业务中贩卖当年“西风”的私货。在审阅“摄影佳作欣赏”一稿时，对其中“母亲的愤怒”一幅揭露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轰炸罪行的照片，竟批道:“在今天国际环境中，发表出来，是否恰当，应从各方面考虑。”
我们的党对出版事业决不是外行:在1921年党成立后，就有了党领导的报刊和出版社，像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无产阶级书店、生活书店、新华书店等，出版了很多进步书刊，它对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鼓舞人民的斗争意志，起了很大的作用。解放后，党领导出版工作者，虚心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出版事业有了蓬勃的发展。至于有些党员对具体业务不够熟悉，也并不奇怪，所以党一再号召要我们积极钻研业务，做到“又红又专”。
黄嘉音要用他的“内行”来领导，目的是要夺取宣传阵地，让资本主义复辟!
黄嘉音理屈词穷，他开始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而且相当严重。但是他又把自己扮成了“羔羊”，说是为了“帮助”党整风，他的“动机是好的”，而“效果不好”，仿佛是“好心”做了坏事。
文化出版社刘培康从各个角度剥下了他的羊皮:先从黄嘉音的言行本身来看，黄说:“解放初期阶级斗争尖锐，需要党员来领导，现在人民内部矛盾突出时，这种领导关系可以改变一下。这也是推倒墙的办法。”黄还认为:“没有党员照样工作得很好”，并企图把他领导的四编室变成反党的“民主基地”……这些言行和帮助党整风是一点也联系不上的。再看黄所使用的手段，为了排挤共青团员褚陈英，黄嘉音就处处加以歧视，鸣放期间，反倒打一耙，说她是党派来“监视”他的，是她造成了他的养媳妇忠想。当社领导上嗅到了“民主基地”的一些反党气味，向黄嘉音提出警告时，黄借此就在背地里挑拨党群关系，告诉几个同志说:你们“暂时不要抛头露面，免受打击”。同时又鼓动他们入盟，说“入了盟才有保障”。这些都能说是出于“好心”吗?再说，黄的言行，不是发生在个别场合，而是发生在许多场合，不是偶而说错话，做错事，而是一再地说，一再地做，越来越严重。这都能说是“善良动机”下的产物吗?
至此，黄嘉音的反党罪行昭然若揭，人们在分析他的右派言行时指出，黄嘉音这次利用整风机会，疯狂向党进攻，绝不偶然，而是同他多年来反动立场一脉相承的。
据揭露，黄嘉音在1937年即和文化买办林语堂等合办“西风”杂志，后来又担任申报“自由谈”、“家”、“光”等报刊的编辑，进行反共反人民反苏的宣传，而大捧美帝国主义，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洋奴。
黄嘉音还利用所谓科学知识，宣扬剥削思想，为反动统治者服务。在1940年7月30日的申报“自由谈”上，他侈谈这样的生理学:“人之初，性不善，自私自利是一个人性格发展的起点”，把剥削制度说成是由于人的本性所造成的；他还继承希特勒的衣缽，宣传反动的“优生学”，主张把斯谓心理不健全的遗传者进行强迫绝育。
在“西风”上还特辟一拦，叫做“军备、战争”，什么“坦克车来了”、“可怕的燃烧弹”、“毒气战”，千方百计地长帝国主义的戴风，吓唬中国人民。黄嘉音的这套手法，裨上是胡适的“征服中国人民的心”的变种，他处心积虑地要把中国既然如此于万动不复的殖民地的地位。另一方面，黄嘉音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大肆攻击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初期，他宣传蒋介石所提出的“军队国家化”，要解放军解除武装，还赞扬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的“保甲制度”。
解放后，党和政府不究既往，安排黄嘉音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工作，并让他担任第四编辑室主任，而他却恩将分报，仍然眷恋着他的洋奴计时代。
黄嘉音在原形毕露、无从遁迹时，承认自己是个可耻的右派分子，表示低头服罪。
——原载《文汇报》1957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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