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2-0 作者：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
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钱伟长是章罗联盟在科学界、文教界积极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急先锋；同时他还是一个披着“青年导师”的迷人的外衣，积极向青年贩卖资本主义的私货，把青年引入迷途的政治搧客。
去年，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今年年初又颁发了新中国第一次科学奖金。钱伟长得了科学奖金二等奖，他的学生胡海昌、叶开沅也得了三等奖；钱伟长把党和人民对他的重视和信任当作培植他私人威信和势力的一种资本。而章罗联盟也不放过这个好机会，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这个右派集团就利用各种报刊来替钱伟长作宣传，把钱伟长资产阶级式的培养青年的一套，当作青年向科学进军的正确方向到处宣扬。1956年12月18日他的学生胡海昌、叶开沅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们的老师钱伟长先生为什么能在百忙中坚持科学研究”的文章，把钱伟长描写成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能够在担任二十几种工作的同时，以坚强的毅力，“每年开一门专门课”，同时又“紧紧地利用被挤到最小限度内的时间，以最大的效率从事科学研究”，把他描写得简直象有神奇的超人本领。今年2月15日中国青年报“我们时代的英雄气概”里，又发表了一篇“钱伟长谈胡海昌”，钱伟长把他的“高足”大大夸耀一番，说什么胡海昌不到28岁就发表了20多篇论文，波兰力学家诺瓦茨基教授把他当成“胡海昌教授”，以此夸耀自己如何善於指导。这两篇文章真是一呼一应，极尽相互吹嘘捧拍之能事。2月16日文汇报上所登的新华社记者毛家钧、丁宝芳所写的“在力学会上”一文，把钱伟长师生描写成“年龄相差无几，但是在学术研究上他们却已经是四世同堂”，把一个庄严的学术会议描写成“群英会”、“家庭会”，而把工程界的老前辈茅以升先生却描写得连最基本的应力与应变的关系还不懂，而要到“测字摊”上去向钱伟长请教，藉此来贬低工程师和抬高钱伟长的科学家的地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月5日文汇报登载的叶冈所写的“钱伟长谈科学”一文，根据反右派中叶冈来清华时亲自所谈，这篇文章是罗章联盟中的右派女将浦熙修亲自指使他组织、并且用专电发给文汇报的。文章在宣扬了一翻钱伟长对科学研究和教学的荒谬观点之后，接着说：“钱伟长培养学生的见解是精辟的；”说什么：他的学生之所以有成就多半要归功於他们的老师的教导精神，这几年，钱伟长很忙，他的学生反转来又成了他的许多学术著作的催生婆，最后，记者赞叹地说：“这样的师生关系是迷人的!”
“迷人”的师生关系确实迷惑了不少人。这一连串的宣传在学校内外广大青年学生及青年教师中造成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青年把钱伟长当作“伟大的科学家”“青年导师”，偶象一样地崇拜，把投奔钱伟长当作自己向科学进军获取个人名利的捷径，於是在青年中掀起了一股脱离政治、脱离组织、不服从国家分配的思想逆流。有些同学总结了钱伟长所标榜的青年向科学进军之路就是这样三点：第一，不服从分配，走“私淑路线”；第二，不问政治，埋头搞好业务；第三，不要党的领导。他们的根据是钱伟长在文章中说：“胡海昌是几经周折才被他找到数学研究所的。”言外之意，最初负责分配的人不能发现胡海昌这一人才，如果不是钱伟长的发现，胡海昌就要被埋没，就是国家莫大的损失。因此，有的同学公开说，计划培养限制了创造性，限制了天才发展，服从分配是埋没人才，甚至有的想咬咬牙关挺过毕业分配这一关，设法做个钱伟长的私淑弟子，以后就可以成名有望了。这种恶劣的影响造成了今年应届毕业生中许多人的思想混乱，增加了学生思想工作的困难。
五月间，鸣放开始以后，钱伟长又借机大肄宣传他的“迷人”的师生关系，并攻击党和新社会，藉此来争取更多的青年。他在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语重心长谈矛盾”一文中更进一步露骨地宣扬了个人主义和不服从分配。他说：“一个有专长的教师总是希望把徒弟培育成才的，犹之乎古人所云‘望子成龙。…胡海昌、叶开沅的成长不过是四、五年的事，他们学习虚心、积极，我也乐於指导，师生间团结友爱、有什么不好呢?听说有人在批判什么“胡海昌路线”，真不知从何说起。”他还谈到“校外有七、八个青年人没有通过什么组织关系，‘走私’来向我学习，我也欣然地接受了。”
钱伟长公开的宣扬脱离政治，“先专后红”(?)，不止一次公开地说：“我培养研究生是不允许研究生参加社会活动的……最好是关在屋里不问时事，稍出一头，才允许他出去活动。”还说：“一个人红了以后，也就专不起来了。”他在介绍胡海昌时说“他的成绩主要是在高度求知欲驱使下，集中全副精力，用功学习而取得的，”此外只提到他注意适当休息，根本没有什么政治的动力。但现在胡海昌既已成了名，他就认为可以活动活动了。所以在钱伟长看来所谓“红”根本不是为社会主义做个红色科学家的“红”，而是积蓄了个人学术上的资本，以便将来做个有名有利的社会“红人”。他对力学班说政治要学哲学，只为的应付付博士考试。叶开沅教书不好，同学有意见。钱伟长对他说：“要好好教，否则你威信就没有了，限你半年，恢复你的名誉。”从这些话看来，在钱伟长眼中，什么政治、威信、为人民服务等等都只是个人投机的政治资本。他的学生叶开沅则更公开的向学生宣扬他的稿费超过他正常收入的三倍。跟了钱伟长就能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呢?他就是用这些一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观点来腐蚀着青年的。
钱伟长在谈胡海昌的文章中说天才就是勤奋加上时间，他自己呢?胡海昌替他说，“从他担负职务之多可以看出他能够从事科学研究的时间实在是不多的”。既然他时间不多，他怎么能“每年有著作问世”，怎么能指导研究生呢?他的时间究竟是哪里去了呢?
原来钱伟长把许多时间用到搞右派的政治活动去了，他要摸科学界、文教界的底、与章罗密谋、串联知识分子，还要四出活动，到太原、广州等地作煽动性的报告，他花去许多时间去进行政治阴谋活动以后，一方面却又骂党和政府不“保护”科学家，骂社会上的人没有“科学家的感觉”，一方面却又夸耀自己“在会议的夹缝中写了不少科学著作”。他在青年面前标榜自己是青年导师，来者不拒。但实际上他在清华只招了一个研究生，而他还常把以自己名义招收的研究生推给别人去带，理由是“由我出面事情好办”，他就这样把自己看成为一块可以吸引人的招牌。有时，他还把找他的人介绍给弟子胡海昌、叶开沅去带，这样，不出几年，就可以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桃李满天下了。据他的学生胡海昌在批判钱伟长的大会上发言中所揭露，钱伟长并没有认真辅导过学生，常常是用取巧的办法来迎合一些人的名利思想。稍稍有点成绩，钱伟长就帮他们在科学界大吹大捧，这样钱伟长的学生就成了名。他利用他们来替他看资料，来合著书藉出版，这是文汇报所吹嘘的钱伟长“做科学工作的时间是逐年减少了，他的学生反过来成了他的许多科学著作的催生婆”的实质。所以钱伟长并不是在科学上艰苦劳动，热心指导青年的人，而是用尽了旧社会一套文坛登龙之术，藉以抬高自己的声望地位。
不止如此，他还要求学生在政治上也听他的话，他所谓要他的弟子“不问政治”，只是不要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相反地，他是积极引诱他们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他是有着他自己的干部路线的：凡是政治上坚决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的青年，他是不培养的，他所培养的就是接受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青年。因此，他的“弟子”中有不少人在整风期间立场界限不清，还有人帮他贴大字报的，在反右派初期甚至后期，这些人中还有少数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政治上没有问题，或者为他“痛心”。显然，这些青年思想上已受到深深的毒害，被这种“迷人关系”所迷惑了。
由此可见，有各种各样的师生关系，有封建社会的师生关系，有资本主义的师生关系，也有社会主义的师生关系。而钱伟长所鼓吹的则是以名利为基础的互相吹嘘的资本主义式的师生关系，是要徒弟绝对服从师傅，走私淑路线的封建式的师生关系。这就是“迷人的师生关系”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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