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2-4 作者：新华社记者杜导正
新华社记者杜导正中共广东省委8月14日决定通过整风，将对广东历史看法上的分歧而影响到党内团结的问题加以彻底解决。以后，省委曾几次重申了这个决心。9月底省委明确地提出反地方主义的口号。广东省省级机关、中共驻广州机关进行反地方主义斗争有两个多月了，斗争还在逐步深入中。这一斗争是在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省长陈郁、书记处各书记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1月21日开幕的广东省党代表大会，已把反地方主义列为重点议题之一。会后，一个更深刻地反地方主义斗争一定会在全省党内更深入地开展起来。
广东省部分地方党员干部中，自去年以来，老是对广东省的土地改革、广东省依靠大军和南下干部完成土改、广东地方干部的整队、中共广东省委的干部政策、琼崖纵队的整编复员、中共广东省委五年前的反地方主义斗争等正确的方针和政策，采取怀疑态度。这些同志中，有一部分人根本上否定这些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及其伟大成就。而他们又不把这些错误看法拿到党的会议上来讨论，却尽情地到处散布。全省各地不同程度地都有人在传布各种错误看法，海南岛尤其严重。议论的范围包括“土改偏差很大”、“南下干部来广东正如王明、博古进苏区”、“广东历次运动都是外来整本地，北方整南方；整得过多、过严、过重”等问题。广东省省级机关内，连非党地方干部也较普遍地有盲目地排斥北方干部的情绪。如有人说“北方人不来，我们机关用不着整编”，“北方人把广东的好房子占完了”，“外来干部多了，猪肉也紧张了”。广东省供销合作社运输处工会甚至作出这样的决定：事故损失广东干部可以不赔偿，外来非党干部赔50％，外来党员干部赔100％。华南垦殖局有一青年干部肖子超竟然主张成立“广东人民共和国”。
一年来，闹地方主义最厉害的地方——海南岛，有极少数地方主义严重的人，公然不分党内党外，积极串连编造谣言，拨弄事非，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地拆省委和海南区党委的台，严重地损害着党的团结、党和人民的关系、军民关系，造成十分紧张的局面。他们竟丧心病狂地说：“大军到海南是侵略海南，比日本鬼子还厉害”、“大陆有沙文主义”、“海南解放不如不解放”。他们还要前任中共海南区党委书记张伟烈和前任海南军区政委陈德回海南岛检讨，并且要求对他们进行处分。(实际上，张伟烈和陈德两同志在海南岛期间，坚决执行了中央、中共军委和省委(前华南分局)的指示，胜利完成了上级给予的任务，是立下了功劳的)他们又威胁说：“如果爆发战争，看你们(指解放军和外来干部)怎么办？”“如果爆发战争，你们(指解放军和外来干部)连带路的都找不到！”
去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海口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分别召集了一千多个科级以上的干部座谈会，非常慎重非常耐心地处理了这一问题。会议中，省委和区党委诚恳地接受了大家所有的正确意见，对海南工作的缺点作了批判并积极加以改正；对那些极端错误的意见虽也作了批驳，但并没有处分一个人(包括那些毫无立场说了一些同反动派一样的话的人在内)。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于维护党的团结，也表示了省委希望那些有严重地方主义的人最终能够顾全大局认识错误向党靠拢。但是结果竟然相反，省委和区党委愈忍让，这极少数的地方主义严重的人愈嚣张。他们说“要和省委斗争到底！”污蔑陶铸同志是“两面派”，说“省委用压的方法对待海南团结问题”。陶铸同志代表省委做的海南党内团结问题的结论，也成为这些人发泄不满时的资料。一些破坏党的非法串连活动继续在进行。海南琼山县委书记管寿章(外来干部)继续接到匿名信，信里要求王琼明、黄文统(地方干部)回去当县委书记。信中并提出“打倒管寿章！”“如办不到，请割琼山县给湖北省或湖南省管理！”等反动口号。信中声称“这是全琼山县人民的要求。”海南岛临高县更在今年1月海南团结会议后爆发了地方主义者策动的临高骚乱。极少数地方主义十分严重的老干部，联合了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主要是受过党的处分的不满分子，复员军人及逃跑、清洗回家的人)，专门成立了闹事办公室，自筹了闹事经费，口号是“把外来干部赶走”，每天组织几十个人到县人委会住下吃饭，“闹生活！闹工作！”大街上碰到外来干部便无理责问“你们怎么还不走！真不要脸！”闹事者自己甚至提出了完整的新任县长、县委书记、县委委员等负责人的名单，还替这些干部安排好级别。闹事中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也混进来了，反革命分子和地方主义者叫着同一个口号，并威胁说：“外来干部不走，我们要带二千人上山插蓝旗！”闹事时间前后持续达两月之久。与临高骚乱同时，海南岛嘉积等地又相继发生琼崖纵队复员军人闹事事件！广东省大陆上其它地方虽轻少些，但也受到极大影响。陶铸同志11月16日在省委会上警告说：“现在，党内的地方主义不彻底反掉，广东省将来要出大乱子！”这句话是一点不夸张的。
广东省党内有极少数地方主义严重的人，是在七个问题上指责甚至污蔑党的；有相当部分的有地方主义情绪的同志，也是在七个问题上怀疑党的。这七个问题是：(一)广东的土改偏差很大，反右倾也不对；(二)广东依靠大军、南下干部“挂帅”错了；(三)广东土改时整队整错；(四)省委实行着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五)琼崖纵队整编复原错了；(六)1952年反地方主义错了；(七)外来干部不重视广东历史或割断琼崖历史，不了解广东情况是造成这些错误的根源。
11月22日，在中共广东省党代表大会上，区梦觉同志依据大量数字和事实，系统地反驳了上面这七个错误论点。(个别论点是别的同志驳的)
(一)广东省的土改是否偏差很大？初期土改(南下干部“挂帅”前)是否右倾？右倾该反不该反？先谈第一个问题。譬如海南岛少数地方主义严重的人，老是说海南岛土改打击面5％大了；老区土改时斗错了不少自己人；华侨家乡土改偏差尤其大，海南岛土改时没收“华侨”房屋四千七百间，这些房屋按国务院规定都不应该没收，现在已退还了三千九百间等等。真实情况是不是如此？前任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吴南生同志(现任中共广东省委副宣传部长)说，完全不是这样。他说全国土改打击面平均达4％，华北打击面高的竟达7％，海南只3％为什么就大了？海南岛被打击的地主土地面积等于当地贫农土地面积十五倍，高的地方竟达三十倍，这难道打错了吗？海南岛老区同样斗了地主(包括曾经在战争中掩护过我们的地主(当地叫“老户主”)和军烈属中的地主户)这有什么错误？难道“老户主”和军烈属中的地主不准斗吗？他们能称做土改中的“自己人”吗？(当然，照顾是必要的，当地也作了照顾)。没收“华侨”的四千七百间房屋，实际上是没收华侨地主的房屋。当时的中共华南分局为了满足广大贫农对房屋的要求，经过国务院批准，将国务院原规定的没收房屋范围放宽了些。这里有个我们要谁的根本问题，我们要贫农，还是要华侨地主？土改以后为加强团结华侨的工作，省委同意退一部分房屋给华侨地主，但不同意海南岛现在将四千七百间中的三千九百间退还华侨地主，不同意强迫贫农从已占有的华侨地主房屋中迁出。海南岛这么做是严重右倾。在这个问题上指责土改偏差大，并这样强迫贫农搬房子的人究竟屁股坐在那里？为贫农利益设想过没有？让贫农搬到那里去？把大批土改果实从贫农手中夺回交还华侨地主，后果会怎样？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我们依靠谁？万一爆发战争我们又依靠谁？至于整个广东省的土改偏差，陶铸同志代表省委早就说过：因为广东省的土改是全国内地最晚的一个省分，从而可能吸取别省经验，应当搞得更好些，由于时间短，难免有粗糙之处，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广东省土改中的偏差和成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和全国相比并不突出。
第二个问题，大军、南下干部“挂帅”前的广东土改有无严重右倾？以后反右倾反得对不对？区梦觉同志说，只要加快一下当时的真实情况，就会看到华南分局和各级党委以至广大干部中右倾思想严重到什么程度。当时，右倾思想的表现是不去坚决消灭地主阶级，不坚决站在农民这一方面。对地主阶级百般照顾，深怕过分；而对充分发动农民，给农民以尽可能多的利益不感兴趣。不懂得土改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只有依靠立场最坚定的干部才能搞好土改，却去依靠缺乏或根本没有革命阶级立场的人去搞土改，流传着“宁靠南大(南方大学)，不靠南下”的极端错误的说法。具体地说：①土改指导思想上有改良主义倾向，强调广东工商业发达，土地“分散”，华侨多，农民“富足”等等。因而整个土改不是执行中央的“放手发动广大贫苦农民群众起来革命”的方针，而是更多地采用了自上而下的和平方法，运动未搞起先怕乱，提出“宁慢勿乱”、“宁右勿左”，农民呼声听不到，地主、富农、资本家(包括华侨)一叫，领导就急，注意照顾，注意纠偏，且对农民泼冷水；②地方干部队伍不纯，许多地方干部和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联系，未经过严格阶级斗争锻炼，过去就有右的底子，现在又严重右倾。但是领导上不去反右，反而大叫“反左”；③长期未抓住土改这个当时对广东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使其它工作与它平列，尤其错误的，地主阶级根本未触动就强调民主建政。如此看来，为了完成土改，为了挽救干部，怎么不该反右？
(三)广东省依靠大军、南下干部“挂帅”是否错了？少数地方主义严重的人说：“南下干部来广东有如王明、博古进苏区”，“南下干部‘挂帅’口号就是错误的，从后果上看也不好”，“土改偏差很大，造成宗派主义的统治”。区梦觉同志用事实批驳了这些谬论。她说，这需要回忆当时的情况。“中央关于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挂帅’反对地方主义的决定是在1952年7、8月间才提出的。那时，一来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就要立刻开始，中央要求广东立刻跟上来；二来朝鲜战争紧张，广东处在国防前线，随时可能发生突然事变。这都要求广东通过彻底的土改革命将广大群众，首先是贫农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奠定一个坚强的群众基础。可是当时广东省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因为土改指导思想严重右倾以至迷失方向，又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主义，拒绝外来干部，拒绝老解放军经验，因此土改运动死气沉沉，迟迟不前，全省只搞了少数试点县，这些县里又是和平分田，贫农没有发动，地主不能打倒。海南岛十八个县从1951年3月到1952年8月一年半时间中，只完成了七十六个半乡的土改，(其中还有十三个乡是解放前1948年所谓土改试点时搞的)土改结果，地主只占农村总户数的0．6％(从1949年8月到1952年8月前后达三年。这三年中，中央几次指出广东的问题，也想过许多办法来帮助)殷切地希望广东省党的领导机关会自觉地克服错误，扭转局面。但结果使中央大失所望。直到1952年7、8月间，中央考虑到广东省政治任务而如此重大，时间又如此紧迫，才不得不下决心改变广东省党的各级领导，培养建立新的领导核心(即所谓“挂帅”)。南下干部“挂帅”后，紧紧团结地方干部，放手发动贫雇农，在极短时间内便组织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土改运动高潮，不到一年的时间(到1953年8月)，就彻底地完成了全省的土改，打倒了地主阶级，在农村里树立了贫雇农的领导优势，培养了大批的地方干部。正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迅速彻底地完成了土改，广东国防才得以巩固，才使广东各项工作赶上来，并于1956年春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使广东省由历史性的缺粮省变成余粮省。(1952年广东还从外调进粮食)党中央的关于“依靠大军南下干部‘挂帅’完成土改”的方针在实践中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后果是非常好的，广东省广大地方干部和广大人民也是这样评价的。只有被打倒的地主、反革命、刑事犯、不满分子才污蔑执行这个方针执行错了。党内少数地方主义严重的人跟着敌人和坏分子喊叫这个方针“后果不好”是令人非常痛心的。
(三)少数地方主义严重的人说：“广东土改时整队整错了！偏差很大！冤枉了许多好人！‘逢长必垮’！县以上干部整垮了80％。”“整队就是南下整地方，外来整本地”，“整垮地方干部，好自己‘挂帅。’”区梦觉同志问道：事实是不是这样？广东整顿土改的干部队伍(简称整队)，是在1952年2月和12月分两次进行的。党要的是彻底的土地改革，既然是彻底的土改，就必须依靠一支纯洁的坚强的干部队伍。可是当时广东地方干部的队伍怎样呢？成员的绝大部分是党校第一期学员和南方大学(招兵买马来的旧人员与新知识分子)一部分学生，干部队伍不纯情况严重，真可谓“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这时老同志情况也相当复杂。老同志过去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要从根本上消灭地主阶级。革命更深刻了，但是老同志的思想一下跟不上来。加上这些干部和地主阶级多有联系，未经过严酷的阶级斗争锻炼，打地主打到自己父兄头上就打不下去了，以致包庇地主压制农民的事情经常发生。1951年华南分局组织部清理中内层时，据六个地委和华南财委、省政府、广州市三大系统的材料，即清查出特务和反革命分子二千一百七十人，政治嫌疑分子五百八十九人，有血债的坏分子三百三十四人，阶级异己分子四百六十九人，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一百二十人，有历史性重要问题的一百○五人，政治面目不清的一百二十人，有一般政治问题的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一人，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二千二百一十一人，严重丧失立场的三百三十六人，严重贪污腐化的一千○九十三人。连山县的区政府及县府各种主要人员80％都被地主恶霸及其亲属掌握。紫金县三区区长是伪军官，家藏步枪一百二十七支，轻机枪一挺，准备进行反革命武装爆动。惠阳县横沥区区长是个叛徒，曾杀过六个革命同志。不少县委书记、县长公开包庇亲属中的地主恶霸分子。试问这样的干部队伍能去完成土改任务吗？不整顿行吗？难道这是外来干部专门要“整垮本地干部，好自己‘挂帅’”吗？
区梦觉同志还举出详尽的数字说明“整垮”的都是自觉地包庇地主的阶级异己分子，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和严重蜕化变质分子；犯其它一些错误的，只要交待明白表示悔改一律保护过关；地方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同志，这样好同志都是保护了的。因此第一次整队中受处分的人只占参加整队人数的10％强，第二次整队(南下干部挂帅后)受处分的人更少，仅仅占参加整队的干部总人数的1．2％。另外从中共广东省监委对解放以来历次运动全省处分的党员干部不服申诉清查的结果看，在已结案的案件中，改变处分的仅占受处分党员总数的5．9％(这些同志均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给予一定处分是正确的，但当时的处分是重了些；也有的是加重处分的)；真正处分错了取消处分的，只占受处分党员总数1％(其中除少数是错处分的以外，大部分都犯有轻微错误，是可处分可不处分的)。在当时整队时间紧、运动猛的情况下，加上被整的某些干部不忠诚，因而出了点偏差是很难避免的。同时省委(前分局)从1953年第一次省代表会起就用大力做善后工作，极少数整错和整重了一点的都已改变或撤消了处分。区梦觉同志还说，从组织上纯洁队伍固然是整队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整队对大多数干部来说，是一次深刻的端正阶级立场，学习阶级分析方法的阶级教育，它对提高地方干部的阶级觉悟起了很好作用。所以整队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成绩很大，偏差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个问题上指责党是毫无道理的。
(四)极少数地方主义严重的人指责中共广东省委“有宗派主义”，执行着“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重北轻南，不能一视同仁”，“外来干部提拔的多和快，本地干部则相反”，“广东的官都叫外来干部做了”，等等。区梦觉同志说，这全然不是事实，是严重的封建主义的说法。邓小平同志在党的三中全会上说，“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则是共产主义化”；“县以上机关，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应该有一定数量的外来干部，县一级的机关都是本地干部就未必有利。”中共广东省委(包括“挂帅”后的前华南分局)正是一向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的这个干部政策。土改时坚决执行中央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同时很重视培养和提拔地方干部。1954年省委就作出决定：县委委员中本地干部不应少于三分之一，各县正副书记、县长三人中，应有一个地方干部，区委逐步做到地方化。以后地方干部所占比例逐年有适当的提高。1953年全省提拔干部的总数中，地方干部占到60．8％，1954年上升到76．32％，1955年又上升到86．3％，1956年为86．28％。省委1957年2月统计各级领导骨干中地方干部所占比例是：在县委第一书记中占44．5％，正县长中占85．2％，区委正副书记中占94．6％，正副区长中占95．8％。今年6月统计，地(市)委第一书记中，地方干部占到43．5％，专员、市长中，占到54．5％。区梦觉同志说，这些数字充分说明，那些指责省委有宗派主义的人是错误的，不是省委有宗派主义，而是他们有地方主义。
(五)琼崖纵队整编和复员是否犯了错误？极少数地方主义严重的人，对党极端不满地说，“琼崖纵队被解散是错误的”，“是大军欺侮小军”。有的人还到处散布“复员时政府不照顾，……以致许多人流离失所，集体或个人自杀，女同志沦落为娼”等编造的谣言。区梦觉同志说，对琼崖纵队的整编，将琼纵的三个团组编为林一师，和原来的复员(当时还保留了两个团，直到今天还保留了一个团)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而且一些缺点已经改正了，并给予了更大的照顾。这应该说是可以满意了。然而有些人还是要闹，这除了严重的地方主义在作怪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为着军事上的需要，以战斗力较强、正规作战经验较多的主力部队一百四十六师担负作战任务，应付沿海紧张的局势，而以成员是地方人的琼纵来垦殖橡胶，还带着武装，以建制部队的形式进行垦殖，一旦有事，它仍就是作战部队，这样做能说是“大军欺侮小军”吗？能说是“割断历史”和“宗派主义”吗？尽管我们军队内部有野战军与地方部队之分，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之分，但它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它都是党的武装部队的一部分，党可以根据各个时期革命的需要来建设和整编。我军自建军以来进行过无数次的整编，不少过去在一个地区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部队也撤消了番号，合编或编散了，难道就是琼崖纵队不能整编吗？至于林一师集体转业复员也不是个别问题，1953年中央根据当时形势决定将三十个生产师集体转业复员，林一师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其它部队都能这样做，为什么林一师就不能呢？
对琼纵转业复员干部和战士，政府是作了适当安置并作了其他部队所没有的特殊照顾的，他们领了和全国标准一致的复员转业费，办理了离队手续，据1956年冬广州军区慰问组的调查统计，琼纵离队的排以上干部二千○六十九名(其中转业的一千一百零六名，复员的八百八十名请假不归的五十四名，退职的二十六名，逃跑的二名，其它一名。)，其中在区以上党政机关、企业部门工作的有九百一十三名，垦殖系统五百八十四名，乡、社干部一百一十一名，工人五十名，农业合作社社员三百七十三名，试用人员八名，没有工作的只三十名(占二千○六十九名的1．4％)。转业干部绝大多数都提升了级，只有几年来工作表现不好或犯了错误的才维持原级或降了级(维持原级和降级的占14％)。上级还专门拨了五十万元给他们解决困难(以二十万元给转业复员干部修建房子、治病等，以三十万元救济集体转业干部和一部分复员的班以下人员)，这些特殊照顾，在海南复员转业的野战军干部是没有的。
至于他们所说的集体自杀、女同志沦为娼妓的事，经调查证明完全是虚构的。
(六)极少数地方主义严重的人说，1952年反地方主义“反错了”。他们认为广东解放后“没有地方主义；有，也是外来干部的宗派主义引起的，所以反地方主义反错了”。区梦觉同志说：这种看法同样地没有道理。如果当时真的没有地方主义，那么1949年的赣州会议上，为什么当时负主要责任的地方同志拒绝接受中央从北方老区调来的近千名区以上干部进广东？又为什么在赣州会议上曾经确定一些南下干部担任正职，到了广东许多人又宣布为副职了？为什么对南下干部(包括南下的原广东籍的干部)几乎都采取不欢迎的态度，不介绍情况，开会不通知参加，使他们工作上插不上手？为什么不适当地过多估计地下党的基础，对基层组织、干部队伍的严重不纯熟视无睹？陶铸同志11月17日在省委会上说，当时广东党领导干部的地方主义，还突出地表现在不尊重当时的中南局的领导，对党中央的方针路线也是执行不力的。大家看，地方主义严重到这种程度了，难道还说没有吗？难道还不该反吗？
(七)少数地方主义严重的人说，“外来干部在广东犯了这么多错误，就是因为对广东(包括琼崖)历史的光明面估计不足，过份地强调了不纯的方面；就是因为对广东省的情况不了解。”区梦觉同志说，事实同样否定了这种说法。她说，广东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曾经坚持了长期艰苦、复杂的斗争，造成了有利于解放广东的局面，这里的党组织、干部和人民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党中央和广东的外来干部都十分尊重这一方面。1952年8月以前的广东党组织在土改中犯了严重右倾和地方主义的错误，中央曾用各种方法启发其自觉，忍耐等待了三年(从赣州会议起到1952年8月)；1952年反地方主义没有处分任何一个干部；历次运动对地方干部中的骨干都是帮助过关，全保护下来，并且又都提拔了；广州军区对琼崖纵队整编和复员所作的特殊照顾；去年12月省委对海南问题的处理采取的仁至义尽的方法，甚至对错误严重的人都没给处分；对老根据地解放以来仅救济款就拨了近一千二百万元……等等，这说明中央、省委和外来干部对广东光荣的斗争历史是多么尊重。大军、南下干部“挂帅”后，几年来领导广东党组织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也正是为了更好地巩固和发扬这个光荣的革命传统。但是，对广东的革命历史，必须作恰当的估计，既要肯定好的方面，也应该看到缺点的一面。几年来，真正成为问题了的，并不是外来干部不重视广东历史的光荣方面，偏偏正是一些干部(主要是一部分地方干部)对广东历史上的缺点方面估计不足，相反的又对好的方面作了过分夸张的估计，因此才产生和发展了地方主义。她说，广东党组织中的严重不纯和许多干部(包括省的领导骨干)的严重右倾，是必须给以足够估计的。需要说远一点。1936年恢复党的组织以后，广东党的组织就处在统一战线时期中，王明路线又对广东党组织有过严重的影响，加上所发展的党员，所培养的干部，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因此，许多干部便产生了严重的右倾思想。1942年南委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后，在艰难的日子里，不少党员消沉、堕落甚至变节了。1944年党组织恢复活动后，恢复党员关系和吸收新党员非常马虎，当时继续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封建地主有过某些联合。这些都使党的组织的不纯和右倾继续有了发展；包括不少老党员干部在内，不懂得阶级分析，不懂得阶级斗争，看问题总是偏右。1948年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大势已去，社会上便有大批投机分子想入党，加上我们有拉大的缺点，使党组织的不纯程度再加大。1949年刚解放，群众根本没有发动，华南分局又提出发展十万党员的计划，因此投机分子、坏分子大量地乘机混进党来。土改、整队、整党前的广东党组织，确确实实存在着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和政治思想上(包括华南分局领导干部)的严重右倾。正因为这样，才出现了和平土改，才出现了组织上的许多严重事件。海南岛琼山县四十五个党支部中就有三个是被敌人掌握的。兴宁县、梅县所有基层政权和农会的骨干中，可靠的只占到20％。高要县有一千○三十个行政村，真正为我们领导的政权和农会占24．1％。清远县有五十三个乡，只有三个乡的干部是可靠的。南下干部“挂帅”后，广东省党的领导机关正确地看到了广东党的这些缺点的方面，连续地进行了整队(整干部)、整党(整基层组织)、反地方主义，反右倾思想，才可能团结全党，领导广大群众完成了彻底的土改。说大军和南下干部不重视和割断广东历史是没有根据的。
陶铸同志11月17日在省委会上分析这七个问题后说，七个问题的实质，概括起来是三个大问题：第一，广东要不要服从中央？局部要不要服从整体？第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正确还是错误？第三，中共广东省委六年来是否执行了党中央的政策？如果答复是肯定的，那么，第一，中央就有权力改变广东省委(前华南分局)的领导，有权力委任或撤消任何的职务，有权力调外来干部来广东工作；也有权力整编琼崖纵队；广东党的光荣历史必须和全党斗争联系起来考虑，必须记在党中央的账上，它的不正确方面必须批判；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抱有抵触情绪便是错误的，反地方主义便是完全正确的。第二，广东省也应该毫无例外地进行彻底土改，以前的和平土改便是错误的；中央为了进行彻底土改，决定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南下干部“挂帅”便是错误的；(所谓“挂帅”仅仅是为着搞好广东的土改，改变当时广东各级党委对土改右倾的领导才采取的一种组织措施的意思)广东的干部队伍和基层组织严重不纯，干部右倾的问题就必须反对必须整顿，不满和反对整队整党便是错误的。第三，前述两条肯定了，解决了，衡量广东省委的工作便有了一个正确的标准。用这个正确的标准衡量，那么便可以完全肯定的说，中共广东省委(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后)执行中央路线(包括土改、“挂帅”、整队、整党、干部政策、部队复员和整编、反地方主义等等)是十分坚决和彻底的。由于坚决的反对了土改的右倾和地方主义，就使得广东的土改任务迅速完成，保证了省委能坚决的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路线。虽然在工作中缺点是有的，但并不大，而且对待这些缺点，省委历来采取了严肃的负责态度。
区梦觉同志说，这次通过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肃清地方主义，基本上属于党内性质，是思想教育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又必须看到，在斗争中必然会揭露出极少数右派分子，不少党内外右派分子正是在地方主义的掩护下向党进攻的，因此这次斗争又包含有敌我矛盾在内。
区梦觉同志说，省委将对待广东历史问题上有错误看法的人分做四类：第一类是水平低，思想糊涂，不明情况，只是听人传说，人云亦云；第二类是有地方主义情绪，对领导有点意见，对外来干部不服气，或被整过心怀不满，自由主义地放过一些不正确的言论；第三类是地方主义情绪比较严重，对广东历史问题有自己一系列的错误看法，并发展到有轻微的非组织活动；第四类则是由地方主义发展到对党对领导仇视，积极串连，组织小集团，向党进行恶毒的攻击，作种种的反党活动。省委估计属于第一类第二类的是绝对大多数，属于第三类第四类，特别是第四类的是极少数。
省委已作出分别对待，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规定。第一类第二类人员进行思想批判，不作组织处理。第三类人只要在今年2月省委扩大会议作出海南问题结论之后，就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并切实改正了的，也可不作组织处理。划为第四类的极少数的人和第三类中坚持错误的人才绳之以纪律。但是这些人只要能在此次斗争中彻底交待错误；甚至对第四类的人也只要在今年2月省委作了总结以后彻底承认错误，停止非法活动，那么，党在处理时也将从宽。陶铸造同志10月24日说过，尽力保护同志，能不处分的尽量不要处分，能不划右派的尽量不要划，只有到不处分不划右派就会失去党的原则性的时候，才给处分才划右派。
此次反地方主义斗争，完全采用大鸣大放大争的群众路线方法进行的。省委是想通过在全省党组织内的历史大辩论，分清是非，批判错误，提高觉悟，以达到清除地方主义错误思想之目的。
区梦觉同志11月22日说：这个时期，广东省党内外的地方主义思想确实是严重的，要否定广东这几年来的工作成绩，否定省委领导的正确性；企图破坏全党的统一和团结，把外来干部排斥出去，好让自己搞个“独立王国”。广东省现在的地方主义，固然有其一定的社会根源(广东由于地理、经济、语言等特点，人民群众的地方观念较浓厚)，但它主要的是极端个人主义发展起来的。现在广东省一般干部的地方主义已经够危险的了，但是高级干部如果有了极端个人主义，把自己估计过高，贪天之功为己功，背上功劳包袱，向党要名要利，就必然会发展到对党不满，和党对抗，向党闹独立性，造成“封建割据”局面。广东省个别高级干部中的地方主义情绪和极少数人的严重的地方主义组织活动，影响所致，对党的危害最大，是值得全党和他们自己万分警惕的！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7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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