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2-10 作者：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本报讯】一贯仇视党和社会主义，积极参与杭州缫丝业右派集团进行反党活动的右派分子徐礼耕，最近被上海工商界政治学校的学员们揭发出来了。
徐礼耕是本市公私合营庆济绢纺厂副经理，上海市丝绸工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同时杭州缫丝业中最大的一个资本家，又是浙江省政协委员。徐礼耕很早就与杭州工商界中的右派分子徐祖潮、沈九如、裘良儒等组成右派集团。他在杭州的时间虽然不多，但在集团中的地位甚高，每次到杭都参预集团活动，是集团中不抛头露面而活动又很阴险的成员。
今年五月间，杭州缫丝业右派集团利用党整风机会，有计划有纲领地向党猖狂进攻。徐礼耕以出席浙江省政协会议为名，到杭州参与密谋策划。在政协预备会议后，徐礼耕与集团分子乘船到西湖湖心亭，由沈九如作了向党进攻的动员，并就鸣放作了分工。接着，在浙江省政协会议上，这个集团分子向党射出许多毒箭，徐礼耕与其他右派分子则就浙江蚕桑方面的问题向党进攻。在政协会议期间，每天中午休息时，徐礼耕就到沈九如家与其他右派分子交换意见。他还在右派分子举行的聚餐会上，介绍上海当时“鸣放”情况，鼓励集团分子向党进攻。这个右派集团还订立向党进攻的“五不”纲领(不讲正面、不谈成绩、不扣帽子、不作结论、不泼冷水)。在政协会上，徐祖潮等叫嚣“鸣放不要再歌功颂德，希望大家只谈缺点不谈优点”时，徐礼耕也恶毒地把党的报告诬为“党八股”。有人谈成绩时，他说：“我们希望听到批评的意见，一面倒的话不过瘾。”他还把许多牛鬼蛇神的谬论，说成是“社会舆论”和“群众的呼声”，并说这对“教育干部最有力”。
在会议内外，徐礼耕还发表了很多反动恶毒的谬论。他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和干部说作是“封建暴君”，说“过去是一个大皇帝，现在是几百几千个皇帝”。他猛烈地攻击党，说“那里有共产党员那里就有墙”，说“企业里的党像是最高权威，影响行政积极性”。他还抹煞事实，一口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说“合营企业优越性目前还看不出来”。在浙江省政协会议上，农民代表谈了合作化优越性问题，徐礼耕在会外造谣说：“农村里一塌糊涂”，“粮食问题，一般干部不按实际情况，虚报成绩，弄得农民吃不饱”。右派集团“主帅”沈九如诋毁公私共事关系时，徐礼耕则恶毒地攻击公方予以配合，说“公私关系不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公方外行”。
与此同时，徐礼耕还把上海鸣放情况和右派谬论带到杭州，在右派集团内广为传播。他曾向集团分子介绍右派分子李康年的历史，对李康年的“定息二十年”的反动主张推崇备至。就在这时，集团分子之一、徐礼耕的侄子徐祖潮在杭州也提出了“定息十三年”的反动主张。
在沪杭两地民建组织内，徐礼耕还将章乃器反动谬论加以引伸发挥，否认资产阶级分子要进行改造。对于“脱胎换骨”的说法他很反感，表示“实在听不下去”。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徐礼耕做贼心虚，秘密到杭州去和右派集团分子密商对策，教导他的侄子徐祖潮说：“平时在外面说话真要小心”，“反面话不好讲”。他自己也想用这种手段蒙混过关。参加工商界政校整风时，他原以为在杭州活动，无人知道，拒不交代自己的罪行，经过学员们的揭发批驳，最后不得不低下头来。
徐礼耕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贯的。解放前夕，他曾和工商界人士密谋去香港台湾一带，勘察市场，准备迁厂。解放后将厂中资金以化零为整办法抽逃出去，以对抗党和人民政府。五反时他是五毒俱全、拒不交代的违法户。五反后消极经营，意图翻案，并有意要把厂内资金作为退款，以增加企业困难，同时企图挑拨职工对党和政府不满。徐礼耕所参与的右派集团，形成已久，五反运动后，猖狂地进行反党活动，徐礼耕到处污蔑“五反是暴君统治”、“是冤枉的”、“是共产党要钱”。总路线宣布后，这个集团不甘心资本主义的消灭，千方百计地拒绝社会主义改造，频繁地进行反党活动，竭力维护资本主义。
原载《解放日报》1957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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