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2-13 作者：[待确定]
新华社广州13日电 冯白驹同志在12月8日中共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第二次检讨自己的地方主义错误时说：“以我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已发展到公开反对中央路线，对抗省委，组织小集团反党的地步。”
冯白驹同志现在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之一，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在5日闭幕的中共广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他曾经作过第一次检讨，那是党代大会上各代表团要求大会主席团让他检讨的。但是大会对他的检讨极不满意，因此决议责成省委在党代大会闭幕后，继续召开省委全会解决。省委全会于7日开幕，现在正在进行中。
冯白驹同志承认自己的地方主义已发展到怀疑和反对党中央的路线的地步了。他说：“八大前后，海南一部分干部来我家向我反映海南情况时，我总是偏听他们的反映，不加查对，不加分析，就信以为真，以为海南问题不少，而且严重(实际上是地方主义严重)。这些问题是：海南土改的缺点和偏差大；海南老干部处分得过重；海南区党委有宗派主义情绪；土改整党中原基层组织(支部)解散的过多；琼崖纵队转业复员有问题；领导上有割断海南斗争的历史的缺点等。”冯白驹同志又错误地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以致日益严重起来，是由于外来干部存在着宗派主义、是由于中央提出的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和南下干部‘挂帅’方针造成的”。因此在去年10月省委召开的书记会议上，冯白驹同志又提出“中央这个方针是否正确值得考虑，特别是‘挂帅’二字更有毛病”的错误意见，直到同年12月省委解决海南问题时，冯白驹同志在执行中央这个路线上，还存在着对抗情绪。(据记者了解直到10月冯白驹同志听了邓小平同志在八届三中全会的总结后，仍然认为他在海南问题上没有什么错误，并同意古大存同志说的“中央提出反地方主义是陶铸提出来的污蔑中央的说法”。)
冯白驹同志说，他对抗省委领导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在海南问题上，我的看法和省委领导是有分歧的，同时是对抗省委领导的”。他认为“过去省委都没有很好的解决海南问题，现在要由省委解决海南问题是无大希望的”，“现在要能解决问题非由中央加以督促不可”。他说，“直到今年省委二月扩大会议，陶铸同志作了关于解决海南问题的报告(据记者了解是省委作的海南问题的总结，这个总结冯白驹同志是同意了的)后，自己还有不同看法，和陶铸同志争论过两次。到今年11月召开党代大会时，思想上也并未解决问题”。他说，“在海南问题上，有了地方主义的我，就对省委存在不满，而这种不满反转来又助长了我的地方主义的发展”。冯白驹同志说他对抗省委的另一个问题是，“一部分干部向我谈到省委领导的问题时，我既不批判，又不反映。比如，林克泽(原省人委秘书长)有一次向我说：解散琼纵是陶铸消灭异己的力量。何浚(广东省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谈到对林李明同志(中共广东省发书记之一)的印象时说，林李明对上级是奉承，对平级瞧不起，对下是压骂。符哥洛(广州水利发电勘测设计院党委书记)说，陶书记作关于解决海南问题的报告，很冲动，又压又骂。(据记者了解，这是陶铸同志代表省委对地方主义活动作了严肃的批评后，这些有地方主义的人表示严重的不满说出的话)黄康(现海南行署主任)说，海南问题，陶书记作报告后，干部还不同意，又在酝酿向中央控告”。冯白驹同志还指出其他一些类似的例子，说明自己对省委是不满的。冯白驹同志说，“在组织小集团反党的问题上同志们揭发我的材料，我基本上同意。去年7月以后海南一些干部常到我家乱吹海南问题。到我家来的有三五人时，有十多人时，也有二十多人的时候。其中有在省工作的，有来省开会的，有到从化休养的；有部队干部，也有地方党、政干部。他们大多数是礼拜天来，有时不是礼拜天也来。来了便大谈海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大军南下干部挂帅、土改打击面、整队偏差、地方干部的处分和提升、琼纵复员、老区问题、人民生活苦和自杀，等等。我听到他们的错误言论后，既不支持省委的意见，要他们正确的认识和处理海南问题，又不向省委反映，相反地我将我的看法谈了，支持了他们，鼓励了他们。这就使他们更加大胆和嚣张，肆无忌惮，到处串连，召开秘密会议，拨弄是非，进行非组织和小集团活动，来向党进攻”。
冯白驹同志承认他曾“支持和鼓励这些海南地方干部多向中央反映海南情况，以促进中央注意，责成省委解决海南问题”。他也向这些海南地方干部说，“将来解决海南问题时，我要大胆讲话，要作好准备，要集中材料”。还说过“你如有材料，可给我一份，因为我手头无材料，无法讲话”。他并要“符哥洛、林克泽、李汉(中共海南区党委交通部部长)等同志多和他们(指对海南问题有意见的海南部分地方干部——记者)连续搜集材料”。他说，“这些活动对海南地方主义者向党进攻的闹事行动起了巨大影响”。他举例说，临高反革命事件的发生，我不负直接的责任，但是受了我的地方主义的影响。”
冯白驹同志还说，他在与海南一些地方主义分子座谈时，曾讲过“愿再当一次地方主义的头子”的话。一次，有的同志这样说，“我们这样来乱谈海南问题，会不会被人家认为是地方主义”？我说：“不会的，我们本意是为了解决海南存在的问题。如果提出‘解决海南问题’就是地方主义，那么，这个地方主义，我愿意接受，愿意再受一次整，再当一次地方主义头子。”
冯白驹同志承认上述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非组织和小集团宗派活动”，“以我为首的地方主义，已不是一般的地方主义问题，已发展到适合于地方主义少数人的要求，而有计划、有目的的活动来向党进攻。”他检讨说，“海南地方主义所以发展到这种地步，我是起了支持和鼓励作用的，也可以说是我的地方主义影响所造成的后果。”
冯白驹同志第二次检讨时说，“思想上对抗党中央的依靠大军、依靠南下的方针，是一贯性的。事实有：(一)在解决海南的问题上，我提出过海南岛先广东大陆解放的错误主张，说明自己那时就有不靠大军解放海南岛的思想；(二)海南岛解放后，对大军派来参加土改的干部不大信任，以为他们能力低，不懂海南话，作用不大；有了缺点，就要把他们送回大军去，我觉得大军干部参加土改，好像给自己添了麻烦和负担似的；(三)1951年党代表会议上，我提出应把海南军区部队也当做大军来依靠，意思就是自己依靠自己，并不依靠大军；(四)认为来海南岛工作的南下干部和我差不多，甚至还比不上我，因此不但不向他们学习，反而夸大了他们的缺点，影响了团结，使多数外来干部不安心工作；(五)解放以前，对待中央派来的干部也是不大信任的。”
冯白驹同志还说，“我不仅现在对抗省委，向党委闹独立，过去也是如此。最突出的事实是召开中国人民政协第三次会议时，我未经党内讨论，就向政协提出了一个提案，建议将海南岛划归中南区直接领导，这是组织向党闹独立的一种表现。在海南部队问题上，又企图和中南军区直接发生关系，不尊重华南军区领导。党整编部队时，华南军区提出取消总队，不建立军分区，由海南军区直接领导团，我也表示不满”。冯白驹同志还说，“对上级指示和决议，一般说来都是尊重不够的”。
冯白驹同志说，“我的地方主义之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是与我个人领袖思想分不开的”。他说“我个人领袖思想是由来已久的，具体表现是：(一)个人领导，个人超出组织，个人代替组织，不民主，家长式的领导，什么事情都是个人独断专行，造成干部盲目服从，崇拜个人；(二)解放后在海南区党委礼堂旁边挂起我的像，解放前开群众大会时，也挂我的像；(三)群众集会游行时，有人抬着我的像，开会时有人喊冯白驹万岁！冯白驹是海南人民的救星！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有人说在少数民族地区老百姓只懂得冯白驹不懂得毛主席。在南洋群岛有人卖我的相片。”冯白驹同志说，“这些虽然不是我主动去组织的，但我知道了不但不严加制止，反而觉得对自己有利”。最后他说，“从去年解决海南问题来看，我是想通过解决海南问题，翻地方主义的案，以达到提高和巩固自己的威信，使自己成为唯我独尊的‘海南王’的目的”。冯白驹同志说自己的地方主义错误，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有这么些原因：个人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不好好学习马列主义，坚持海南二十多年斗争的包袱很重，功臣自居；长期在海南居于领导地位；1952年反地方主义反的不彻底，以后党又不断提拔我，党的目的是勉励自己为党工作，但自己却产生错觉，越加骄傲。
近几日的省委全会上，发言的同志有的认为冯白驹同志的第二次检讨比第一次检讨好些，好像有解决问题的愿望；但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冯白驹同志的错误远比他现在认识到的严重很多。从冯白驹同志谈的和会议揭发的材料看，冯白驹同志的地方主义错误极严重，他已在12日下午作了第三次检讨。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7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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