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12-23 作者：冯友兰
冯友兰罗隆基曾经提出些封建道德的陈腔滥调，作为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工具。这些陈腔滥调，也许能迷惑一些人，还有加以批判的必要。
罗隆基提倡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或“士为知己者用”，其目的是挑拨旧知识分子，使他们相信党不是他们的知己，使他们与党对立，也企图引诱落后的知识分子，使他们相信只有他能了解知识分子的心情，只有他能为知识分子“仗义执言”，只有他能代表知识分子的“合法利益”。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更恶毒的企图，那就是要使知识分子只注重私人感情，不管是非的分别。
从前有句老话说：“桀犬吠尧，各为其主”。狗总是保护它的主人，不管他们是好是坏。知识分子用依照封建道德的标准，要为他的知己者用，甚而至于为他的知己者死，也是这个样子，他们不管他们的知己者是好是坏，只要“感恩知己”，就要为他们用，为他们死。照这种逻辑推起来，一个人可以为台湾用、为台湾死，只要是由于“感恩知己”，就也有道德价值。右派分子提倡这种封建道德教条，正是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找出道德上的根据。
本来在剥削阶级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这个“主”或者那个“主”都是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的。他们之间本来没有绝对的是非可言。在剥削阶级社会里，“桀犬吠尧，各为其主”，也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我们的斗争是消灭剥削阶级的斗争。这样的大是大非，是绝对的。为剥削阶级“用”或“死”的人，无论他是怎样的由于“感恩知己”，都是社会的罪人，他们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士为知己者用”的下句话就是“女为悦己者容”。在旧社会里，知识分子本来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个阶层。在封建社会里，它和统治者的关系就和在封建社会里女人和男人的关系是类似的。上面这两句话联系起来，正是这种类似的说明。还有一句俗话说，“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也是这种类似的说明。在封建社会里，最高统治者是“家天下”的。一个知识分子到皇家做官，为统治者服务，就好像一个女子出嫁到她丈夫家里为她丈夫服务一样。在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看来，做了一官半职的知识分子，就如以前一句老话所说的“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
这中间也有一种买卖的关系，从前一句俗语说的，“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他所学的“文武艺”就是他的资本，他卖艺所得到的代价就是他所得到的俸禄，“食王的爵禄报王的恩”，这就是“士为知己者用”这句话的真实意义。
这个事实，韩非子讲得最清楚。他引田鲔的话：“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又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
有人觉得韩非子讲得太露骨了，其实后来的人也就是这样露骨的做了从前皇帝“赏”给某个人一官半职，他就要谢恩，说明他要“感恩图报”皇帝也就公开地要求他“感恩图报”，这不正是韩非子的话的具体说明吗？
罗隆基还向知识分子宣传“以国士待我，则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则以众人报之”。叫他们向党要求所谓“礼贤下士”，“三顾茅庐”“以贤相视”，“以礼相接”等等，在过去是知识分子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一种办法。
这种办法在春秋战国诸侯割据时期，是有许多人这样做的。因为那时候有许多的独立王国，有许多的君主，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的“才艺”的买主，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当时有许多自由市场，可以出卖他们的“才艺”。可是在秦汉统一以后，就只有一个最高的统治者，他们把知识分子的自由市场垄断起来。于是他们就立了另一个道德标准。照这个道德标准这些讨价还价的办法，对于最高统治者，皇帝，是不准用的；对于皇帝，只能“感恩戴德”，不准讨价还价。在过去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对于知识分子，是极端侮辱的。在明朝无论多大的官，皇帝恼了，都可以打屁股，称为“廷杖”。王阳明因为得罪了一个太监，就受了“廷杖”。在封建社会里，在统治者的利禄的引诱之下，知识分子向上爬的历程，就是一个整个的屈辱历程。“士可杀不可辱”，只是一种虚话。
在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为统治阶级服务，完全是替人家办事，是一种交易的行为。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就更加清楚。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完全不要一切虚饰，而只是把金钱交易的关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大学里，大学的大权属于董事会。董事会的董事都是大资本家，教授是大资本家用登广告的办法找来的，公开地说：你是被雇来做什么什么的，功课叫你怎样讲，你就得怎样讲。在这种情况下，完全说不上“士可杀不可辱”。
罗隆基妄图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叫知识分子用旧眼光看新事物，认为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服务，不过是换了一个主人，叫知识分子向党讨价还价。罗隆基和他的集团认为现在是“党天下”，同以前“家天下”一样；他鼓动知识分子向党说：你要保持你的“党天下”，你就得买我知识分子的“才艺”；你要买我的“才艺”，你就得“礼贤下士”，“三顾茅庐”；我有“反”你也不能“肃”；我有落后思想，你也不能改造；我是“士可杀不可辱”。罗隆基就是用这种方法鼓动落后的知识分子，迷惑中间的知识分子，让他们跟着章罗联盟走，与党对抗。
其实在我们现在社会里，知识分子跟工人阶级的关系，跟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有根本上的不同。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被雇用的阶层，永远是统治者的高等奴才。地主阶级不肯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变为地主，资本家不肯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变为资本家；可是工人阶级希望而且能够把所有的人都变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在其内。只有在把所有人都变为工人阶级的时候，工人阶级才能建设共产主义，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它自己。
所以知识分子发挥自己的才能，建设社会主义，为工人农民服务，完全是为自己办事，并不是替别人办事；他是主人，不是奴才。他在工作中所得的报酬，是一种为工农服务得来的补偿，并不是统治者所给的恩赐。这其间用不着讨价还价，这其间无所谓“食王的爵禄报王的恩”，也无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才真不受“辱”，才真享受到尊严。
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是知识分子为主为奴的两条道路。
上面所说的这种认识和体会，不是容易得到的；为主的道路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走上去的。工人阶级虽然愿意把所有的人都变为工人阶级，准备把所有的人都改造成为工人阶级，但是也有少数人拒绝改造。大多数的旧知识分子虽然愿意改造，但是改造是一种“脱胎换骨”的事情，一时还不能完全改造过来。拒绝改造的知识分子固然永远不能成为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灭亡时，他自然是无依无靠，成为“梁上君子”。就是愿意改造而一时还未完全改造过来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完全有上面所说的那种认识和体会，也不能完全走上为主的道路。他口头说，他要拿出主人翁的态度，他要当家作主，有时候他确实也这样想，可是在大多数的时候，他还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向领导上讨价还价，计较领导上对他重视或不重视。总而言之，他还是认为，在我们的社会翻天复地的大改变中，他不过是换了一个新的主人，他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作，对于社会主义也要一定的爱护，但是到关于他个人的问题的时候，他还是免不了用旧眼光看新事情。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两面性。
正是在这些地方，罗隆基钻了空子。他利用知识分子的落后的一面，用封建道德的某些教条，做为煽动的工具，妄图把知识分子勾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社会主义思想改造，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必须经过彻底的思想改造，把我们自己改造成为工人阶级，我们才能真正享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幸福。党在大鸣大放，打垮右派之后，紧接着就提出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措施。这是接引我们在思想上走上社会主义的大路。在斗争右派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也已经提高了不少。对于两条路线，大是大非的认识，也清楚得多了。这就为下一步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实际上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已经受了很多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此文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举行的“驳斥罗隆基、批判章罗联盟大会”上的发言，本报编辑部曾略加删节)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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