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11 作者：[待确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次会议揭发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和罪恶行为。由于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我同意各位代表在大会和小组会上对右派分子进行揭发、批判、控诉的各项发言。我愿意跟各位代表一起，跟全国工、农、知识分子一起，投入到反右派斗争中，并且要把这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贯彻到底，不得到胜利不收兵。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现在我就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及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在大会上进行揭露、分析和批判，请代表们共同加以谴责和声讨。
首先分析一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章罗联盟的本质。
一九三九年当中国民主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就已经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在全国解放以后，中国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到了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在这一时期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团结改造的正确政策，民族资产阶级接受了赎买政策，交出为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有一大部分接受了思想改造，其中一小部分改变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始转变成为劳动知识分子。
但是，这只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作为整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是决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的。在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包含他们里面的知识分子在内，就有很大一部分，仍然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中间摇摆着，他们有接受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一面，又有抗拒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另外又有一小批人是资产阶级右派，他们是坚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他们处心积虑，待机观变，要夺取共产党的领导权，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把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拉回到资本主义的反动道路上去。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人数是很少的，但是由于他们是坚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并且他们能够影响为数众多的资产阶级中间派，所以他们的危害性是很大的。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就是由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结合起来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集团。
章伯钧、罗隆基是怎样一种人呢？罗隆基说：“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出一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完全错了。应当这样说才对：把章伯钧、罗隆基的骨头烧成灰，也仍然是反共、反人民的，断然闻不出一点社会主义的气息。
章伯钧，地主阶级出身，留学德国时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他就脱离共产党，参加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第三党在当时号召中国应当走第三条道路，就是既反蒋又反共的中间路线。从那时候起，章伯钧就鼓吹第二国际考茨基的反共理论。列宁曾经说过：“考茨基完全曲解了马克思学说，将其赝造成为机会主义。”又说：“他在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所以章伯钧传受了叛徒考茨基的衣钵，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挂修正主义的招牌，贩资本主义的私货，三十年以来是一贯的。
罗隆基毕业清华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回国后成为胡适门下的走卒，曾任新月月刊和天主教机关报益世报总编辑。他在一九三○年十月，在新月月刊上写道：“在今日中国的状况下，为中国人民求生路计，自然只有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谚所谓‘两恶相权取其轻’，即此意耳。”在同年十二月他又在“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这篇文章里写道：“如今，中国的青年界里，已有这样的呼声：‘与其归日，宁愿附俄’。中国共产的成功，固为中国之祸，亦非日本之福。俄国如今已乘机兴起。中日鹬蚌之争，共产渔人之利，一旦东亚全部赤化，复巢之下，宁有完卵！这又是日本有智识有眼光的国民和政治家应顾虑的一点。”
罗隆基曾经说过：“章伯钧是七分反蒋，三分反共；我是六分反蒋，四分反共。”章伯钧也说：“农工民主党靠反共起家，而民盟靠中间路线起家。”章罗两人一贯耍两面派手法，但是这两句话说得比较老实。由此可见，章伯钧和罗隆基从开始搞政治活动起，已经是坚决反共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从抗日战争的后期起，他们两人又都走着一边反蒋一边反共的中间道路。天下老鸦一般黑，从反共的政治本质来看，他们两人是完全一致的。章伯钧和罗隆基到后来终于结成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联盟，不是偶然的，是因为他们两人本来就已经有了共同的阶级基础和共同的思想根源。
作为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章伯钧和罗隆基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他们所代表的阶层仍然不完全相同。章伯钧自称为马路政客，也就是流氓政客，他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里面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的一批社会渣滓：旧军阀、旧官僚、流氓、地痞、从地主阶级出身的旧知识分子以及在革命斗争中掉了队的那些人们。另一方面，罗隆基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是英美留学生，其中有一些是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和声望的。其中又有一部分人在后来这几年思想有很大进步。但是他们在没有经过思想改造之前从头到脚盖着资产阶级的烙印，他们梦想着要按照资本主义的型式来改造中国社会。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所寄托希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就是指罗隆基所代表的这一批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章伯钧和罗隆基仍然在做着中间路线的迷梦，要把民主同盟引导到反动的第三条道路上去。他们从来没有估计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他们满以为内战要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国民党不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消灭国民党。”他们以为趁火打劫混水摸鱼的机会到来了。章伯钧就在华东、西南、西北布置军事活动，满以为有了枪杆子，就可以称王道霸，至少可以同人民政权和蒋介石三分天下。罗隆基就勾搭美帝国主义，要美国扶植中国所谓“第三种势力”。罗隆基曾经向司徒雷登建议：“美国买了蒋介石这匹马，赌输了，还是买民主同盟这匹马罢，可以保你赢回来。”但是章伯钧还来不及也不可能实现他的称王道霸的军事计划，美帝国主义也并没有下决心赌罗降基这匹马。从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年，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所谓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变成一场恶梦，现在是完全破灭了。
中间路线虽然在本质上是反动的政治路线。虽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它还有积极的一面，这就是反日反蒋的一面。可是到了全国解放以后，中间路线已经丧失一切积极的因素，而成为彻头彻尾反动的路线了。中国革命进入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之后，横在资产阶级面前的路只有两条，或者是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就是接受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或者是走资本主义的旧道路，这就是反人民、反共产党的领导。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是向一切的人们开着的，问题是在于人们选择那一条道路。
在表面上章伯钧、罗隆基是选择前一条道路的。他们代表了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参加了人民政协，参加了人民政权，接受了共同纲领，后来又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就是说他们接受了共产党领导，接受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罗隆基说：他因为毛主席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中，没有提出六项政治标准，所以犯错误。这是胡说。六项政治标准，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共产党领导，难道还不是都在宪法上写明白的吗？
从反右派分子斗争中所揭发的事实证明，章伯钧、罗隆基从全国解放以后一直到现在，并没有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选择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是一贯玩两面派手法的，他们伪装着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接受共产党领导，暗中却没有一天停止过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在解放以后的最初几年中，由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的巨大胜利，党和政府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和信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公开活动，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事实证明，章伯钧在这几年中买旧书，跑古董铺，在政治上伪装消极，实际上是在待机观变。罗隆基在民盟内布置他的反共小集团，美其名曰“以文会友”。在这一时期，章、罗两人是有矛盾的，主要表现在他们争夺民盟的领导地位，但是他们的行动的目标仍然是一致的，就是准备时机到来，夺去党的领导权，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
资产阶级总是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而不是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问题的。章伯钧和罗隆基都有一个主观愿望，就是中国要大乱，世界要大乱，大乱的时候社会主义就搞不成了；人民政权也就站不稳了，于是乎资产阶级就可以取而代之。章伯钧时常对人说，三年以后要有大变，二年以后、一年以后要有大变。罗隆基总不相信国际紧张形势有趋向缓和的可能。这就是由于他们都是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来看问题的。
过去的一年，一九五六年确实是大变动的一年。中国国内形势有变动，国际形势也有变动。可是这决不是象章、罗主观愿望所设想的那种“大变”。去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获得基本胜利，工农业建设和文教建设都有很大成就，这是说社会主义事业是更加巩固，而不是削弱了；党和政府的威信是更加提高，而不是降低了。由于波兰、匈牙利事件而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虽然不是好事，但是由于这些事件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阵营是更加团结，更加坚强了，帝国主义要向匈牙利进行颠复活动的阴谋完全失败了。
由于利令智昏，章伯钧、罗隆基对于当前形势，却作了完全相反的错误估计。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章伯钧、罗隆基就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削弱，中国内部有困难，趁火打劫的时机快要到来，即使不是立即“大变”，也不会是很远了。去年七月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的会议上说：“社会主义民主还要发展变化，现在正在继续变化。形势还要变，我们大家的责任很重大。”章伯钧所谓“变”是什么呢？就是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责任”又是什么呢？就是要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进攻，夺取党的领导权，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要干这样的一件大事，就得要一个强大的队伍，于是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联盟就结合起来了。章伯钧有一套伪装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也有一套积累三十年的流氓政客经验。罗隆基呢，他有他的宗派小集团，和受他的影响的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章、罗分开，是干不了大事的，但是合起来，声势就差不多了！
章罗联盟到底为的是干什么？从现在已经揭发的材料来看，以章罗为首的阴谋集团，是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的。首先，他们要从动摇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入手，企图用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用英美式的议会制度，来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用资产阶级的两党轮流执政来代替民主集中制。章伯钧、罗隆基和其他主要的右派分子，这一年来在政协和政权机关的会议上，经常发表各种谬论，矛头主要针对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和肃反工作。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传达毛主席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时说：“现在很多人说资本主义不好，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有生命力。为什么有生命力，就因为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上下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资本主义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有生命力。”章、罗联盟所提出的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和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谬论，孤立起来看，只是一些怪议论，是不容易了解真正用意的。但是结合起来看，就很明白，章罗联盟是要用资产阶级民主来代替人民民主制度，而更主要的是要削弱以至推翻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削弱了，上层建筑动摇了，这样就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了道路，为资产阶级专政创造了条件。
在外交政策上，章罗联盟是反苏的，不赞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文教政策上，章伯钧、罗隆基一贯地反对党领导文教机关，认为共产党员不懂科学，所以不能领导科学，章伯钧和罗隆基都不承认苏联有文化和科学，主张科学要学英美。章伯钧是以卫道者自居的。他认为马列主义是教条，只有线装书才值得一读。章伯钧是不是真的重视民族文化传统呢？不是的。他不过是拿保卫民族文化作为幌子，诬蔑共产党不要民族文化，借此勾引一批落后的旧知识分子来扩大反共的影响罢了。
如果说，章、罗反共联盟只是由于一时冲动，采取完全盲目的行动，这是错了。事实上它有战略战术，也有方针步骤。从已经揭发的材料证明，章、罗联盟的反共阴谋，是以对党不满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作为基本群众的。它利用了一部分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对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暂时不习惯，甚至有严重抵触，夸大了一部分工农干部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进行挑拨离间，企图首先夺去党对文化科学事业的领导，夺去党在高等学校中的核心领导，并且散播绝对民主和个人自由主义的毒素，煽惑知识分子和青年，引起对党的不满，以便于时机到来的时候，在中国造成一次匈牙利事变。他们曾经这样的估计：“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
为了实现这一反共阴谋，自然还必须在组织上有充分的准备。章、罗联盟是用合法组织来进行非法活动的，因此它首先要控制民盟内部的领导权，这就是要排斥民盟的主席沈钧儒同志和其他民盟里面的左翼进步分子，并争取一些中间分子吸引到右派这一方面。章、罗都主张民主党派要大发展，民盟要发展一二百万盟员，还要到青年甚至工农中发展组织。章伯钧主张取消“防区制”，这就是说民主党派发展组织不要有重点分工，不要有任何限制。在宣传工作方面，章罗联盟首先控制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创办一些民主党派的机关刊物，为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纲领进行宣传鼓动。
要做好这一些组织和宣传工作的准备，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起，事实上章、罗联盟已经在积极进行活动。章伯钧把中国共产党的整风作了一些主观主义的估计。他认为中共在群众中间已经逐渐失去威信，党内一整风，一定会引起群众不满，到那时就可以向党发动进攻，夺去党的领导权的机会就到来了。在今年春间，中共宣布要在一九五八年才开始整风，所以章伯钧和罗隆基在本年三、四月的民盟工作会议中，虽然一方面发表了一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并且作了一些组织布置，发动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地方组织大力发展，特别是吸收一批对党不满的右派反动分子加入民主党派，但是他们的行动仍然是十分隐蔽的，他们还竭力避免暴露他们的真面目。
于是“不平常的春天”到来了。在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后，党采取了“大鸣”“大放”的政策，到四月底，党又宣布了整风提前开始。到了这时候，一方面章、罗联盟的原定计划已经被打乱，在还没有作好组织准备之前，就只好仓皇出战，另一方面时机是不可失去的，章、罗联盟就控制了两个党派和两个日报，采取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行动，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进行猖狂的进攻。正如人民日报七月一日社论所说的，“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到了六月六日，在文化俱乐部由章伯钧召开的会议上，章伯钧主张向党进行讹诈，由民盟来“收拾残局”，以夺去高等学校中的领导权，狂妄可算是到了极点。章、罗联盟的阴谋野心，到了这时候才完全暴露了。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疯狂到这样程度，以至敢于向工人阶级进攻，向共产党进攻，向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决不容许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决不容许社会主义制度受到破坏，更不容许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受到猖狂进攻。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在全国人民面前完全暴露之后，章、罗反共联盟遭到粉碎，是必然的，是不值得惊异的。
章、罗联盟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阴谋，是一件坏事。毛主席教导我们，只要我们接受教训，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应该从这一事件，接受教训，只有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真正接受共产党领导才是唯一的出路，要是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会迷失方向，最后陷入资产阶级右派的泥坑中。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虽然置身于人民的队伍之中，但是却站在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甚至采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对这种人进行必要的坚决的斗争，使绝大多数真正爱国的人认识到右派分子的立场和行为的错误。”我也相信章、罗联盟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阴谋的揭露，一定会教育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向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道路迈进。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1日，原标题为“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章罗联盟的透视——胡愈之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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