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17 作者：《甘肃日报》
《甘肃日报》整风运动一开始，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右派分子廖延雄就向党展开进攻。他公然说：“我这次不是提意见，而是攻击。”他趾高气扬地在师生之间点火，煽动他们闹事。学生们希望盛彤笙院长能再回院主持校政，他认为这是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就对同学们说：“我是主张请盛院长回来的。现在全靠你们闹哩，我们一闹人家就扣帽子，你们闹没关系，他们不会把你们怎么样。”有些同学对迁校到黄羊镇去有疑虑，他便又大肆宣扬他同意学生们不去黄羊镇的要求，并鼓动他们说：“你们闹吧。”
难道廖延雄真的希望盛彤笙院长回到学校里来吗？不。他不过是借此煽动学生闹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对学生说，他是主张请盛院长回院，可是，他对院党委书记却说：“其实盛院长不回来也能把学校办好，可以再从学校里提拔一个人。”提拔谁呢，廖延雄没有明确说出他心底话，但是他说：“许绶泰（现任副教务长）脱离群众，谢铮铭（教授）糊里糊涂，杨诗兴（现任畜牧系主任）也不行。”言下之意吗，只有兽医系主任廖延雄自己行了。
其实，廖延雄的野心不只是想当个院长，而是想把党委赶出学校。当北京的一些右派分子放出“教授治校”，“党委应退出学校”的谬论的时候，廖延雄就到处对人说：“清华、北大解放前就是‘教授治校’。”“将来学校的领导应该由群众选举。”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传来以后，他又对人说：“这是公道话。”什么公道话呢？原来这种谬论正是和廖延雄的反党思想一脉相通的。在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还没有传播出来以前，廖延雄就在学校党委召开的第一次教授座谈会上叫嚣着：“党政合一了，寡人即天下，天下即寡人，党包办行政，党员包庇党员，难道天下就是你们共产党的吗？除了共产党再没有人吗？”他并且还把学校党的组织污蔑成什么“高氏王朝”、“李氏王朝”，把学校党组织的负责人称为“皇帝”。他这种谬论比起储安平的“党天下”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廖延雄仇恨党由来已久。远在土地改革时，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廖延雄就和党结下了不解之仇。他反对党领导农民斗争地主，公开说：“反正政权在你们手里，想斗就斗，要杀就杀。”他把我们党所领导的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污蔑为“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共产党与国民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于在给学生上课时，他也不放松对党和革命干部的污蔑与攻击。一次上课，他讲到屠宰场时对学生说：“将来的屠宰场是高层建筑，其高不逊于西北大厦。一边大厦住的是高级干部，一边大厦屠宰的是高等家畜，遥遥相对。”廖延雄竟然把高级干部与高等家畜相提并论，他对共产党仇恨之深于此可见。
廖延雄为了达到他的反党目的，在鸣放中四处奔走，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煽惑群众。在教授座谈会上，他说：“我认为党内外有一堵墙，这堵墙不是南方的墙，也不是华北的墙，而是西北的墙，墙外还有沟，我们想越过墙，但越不过沟。”当光明日报记者来兰州点火时，廖延雄又一次叫嚣着说：“党组织有没有宗派主义？有，而且相当严重。党员犯错误，党内检查；群众犯错误，当众斗争。有些党员无德无才，却无故地被提拔了。”同时，廖延雄又煽动知识分子对党不满，他在学校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有人讲‘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是当一天钟挨一天撞’，可见大家对过去挨整在大脑皮层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反映！”又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知识分子有个性，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如果我不爱她，如何能同她结婚？”在全院学生大会上他谈到迁校问题时说：“省委为什么薄此厚彼，把我们当私生子。”污蔑党的领导机关。又在一次九三学社召开的座谈会上谈到迁校问题时说，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是“从个人主义出发，不够个党员标准”，攻击党的领导同志。
廖延雄把党在解放后领导全国人民所进行的各项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说成漆黑一团，企图煽动群众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改造。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公然提出：“在每次运动后，领导上总结工作时，一定要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难免的’，并强调说：‘矫枉必须过正’。……我认为解放以后一再应用这句话，是不是算教条？”
在土地改革时，这个地主的儿子对这一翻天覆地的伟大运动，表现了刻骨的仇恨。他说：“分地便分地，何必斗争？惨啊，反正政权在你们手中，不在地主手中。要分地，地主奈何？要分不是就分了？”1952年在课堂给学生解释畜病诊断时，他竟公然指着尸体翻身说：“好像农民翻身……”这里可以看出廖延雄对地主阶级多么忠顺，而对劳动农民却是恨之入骨。
思想改造运动，使广大知识分子受到了深刻教育，批判了知识分子中的三敌思想，划清了敌我界线，初步解决了知识分子为谁服务的问题。但廖延雄对这次运动却是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他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在兰州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有人过分夸张了思想改造运动的作用。依我看，思想改造运动成绩是次要的，错误是主要的。”他又在该院教授座谈会上说：“在思想改造中我当了三号战犯，名单是‘钦定’的，我认为思想改造的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方式是粗暴的。我在思想改造中如果说受到教育的话，也是吃了一盘回锅肉，挨了一个耳光，结果互相抵消了。”
廖延雄对肃反运动的成绩，也全部予以否定。他攻击肃反运动说：“所谓肃反有成绩，就是把黄家毅当成反革命，结果偷偷又放走了。”事实是，黄是一个现行反革命犯，解放后，参加了三个反革命组织。肃反中依法逮捕判处十二年徒刑，后来由于政府的宽大，被提前释放了。这怎么是“偷偷放走了”？廖延雄故意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其反党反人民的用意不是很明白的吗？
在这次整风运动初期，党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以改进工作。这时，他一方面疯狂地向党攻击，尽情地诬蔑党，另方面又抛出一颗烟幕弹。他对很多人说“我有顾虑。”又给一个人说：“最近党员对大家客气了一些，见了非党人士先打招呼。老兄，当心！”这就是他的所谓帮助党整风。
廖延雄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极端仇视民主集中制，一遇到机会，就对集体领导大肆诬蔑，并煽动群众对党的集体领导、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进行攻击和破坏。
鸣放开始，廖延雄在教授座谈会上说：“上边放个屁，下面就说香，这是品质问题。”意思是学校领导只会逢迎上级。这是毫无根据的诬蔑。随后又在行政会议上公然说：“高教部是个什么东西。”大鸣大放阶段，他认为破坏民主集中制的良机已到，到处对各级领导加以恶毒攻击。从中央到地方、从学校一直到高教部，都破他骂到了。一次在课堂上，他对学生说：“兰州市长根本不理我们，但是市郊闹了猪瘟，这个老兄蹲在墙角上求救于我们。”他又在迁校问题上大做文章，在该院九三学社座谈会上说：“迁校问题，完全是高教部扬部长的主观主义。省委不了解我院的实际需要，这也是主观主义……。”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放了一把火，硬说迁校问题是学校领导为了迎合领导意图，不顾实际情况而生搬硬套。他说：“为什么要迁黄羊镇？据说杨秀峯部长指示要面向牧区，畜牧兽医学院一定要建在牧区，那么鞍钢岂非一定要办个钢铁学院不可？”他就是利用这种谬论迷惑群众，诽谤高教部为官僚主义，学校领导也是官僚主义，只知行政命令，不考虑群众意见。他在教研组又说：“迁校问题是省委决定的，现在黄羊镇又不建设了，想到原来计划又不大恰当，但是省委又怕丢脸，又怕向中央检讨，故按照原计划办事，这非常不对，这是浪费。迁校问题检讨首先是高教部，其次是省委，最后是学校领导。”
从以上事实看来，似乎廖延雄是非常注意发扬民主的了。实质上他所提倡的民主，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民主，无政府主义的民主。企图利用这种“民主”来达到反党的目的。他在学生座谈会上就公开煽动学生反对省委，他把省委对迁校的支持，说成是：“拿钱把我们买回去。”“把我们当作私生子。”接着他就出了主意说：“迁校问题如果不能决定，就来个排队方法愿意迁校的站在一边，不愿意迁校的另站一边。”他这种宣传资产阶级民主的用意，不难看出是为了达到个人野心的。在迁校问题上，有人提畜牧、兽医两系分家，他就表示赞成说：“这可好，可以多出两个院长。”这时右派分子就大肆替他宣传这种分家的论调，出大字报叫喊：“那么杨大哥（畜牧系主任）率领畜牧系全班人马搭车西去，廖小弟（指廖延雄）带着兽医系英雄好汉守留兰州。”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一贯仇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廖延雄，对于美帝国主义却是至亲至善。他曾经毫无廉耻地对人说过：“中美合成一国我也同意，把中国划为美国的第四十九州。”从这句话里，不难看出廖延雄是个什么东西！
廖延雄是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派遣的公费留美生。他“对美国的一切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别人说：“世界上应以美国的生活方式为标准”，“我希望能长期有美国的生活环境”，因而想“把中国划为美国的第四十九州”。
1951年，廖延雄回国来了。回国后，他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廖延雄虽然生在中国，现在又住在中国，可是他已经完全把自己划到中国人以外。最近，廖延雄由于在打开牛奶瓶盖子时费了一点神，竟然破口大骂：“他妈的，中国人！”有人批评他说：“你为啥骂中国人？”他的爱人则说：“这有什么奇怪？还不是平常事。”
在科学研究工作上，廖延雄一贯追求个人名利，不结合实际生产需要。他处处想搞一套不切实际、脱离目前生产的所谓“世界闻名、全国第一”。在他领导的羔羊痢疾研究工作中，羊场及畜牧厅一再提出的大羔羊急性死亡问题，虽然对牧业经济影响很大，但因不合他个人的兴趣，他始终不愿列入计划，早日开始研究并解决。前几年，他要教研组内一位先生搞巴氏杆菌的分类，说这个问题全世界都还没有解决，搞出来之后，可以世界闻名。那位先生当时觉得我们国家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这类细菌所引起的严重危害禽畜的疫病的防治问题，不是这类细菌的分类问题。但廖延雄以种种理由为他的脱离实际的主张辩护，最后，因廖延雄的主张在目前是错误的，没有通过，未能进行。前一时期，他又在搞肠球菌的分类了，理由又是全世界还很少有人研究。
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为了沽名钓誉，廖延雄另一个卑鄙无耻的手段是想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攫为己有。今年春天，有位同志在永昌作羔羊痢疾病毒人工感染初步成功后，给他拍了个电报（当时他在青海三角城）。他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召开紧急会议，派一个同志去永昌，美其名曰“帮助试验”。为什么过去对人家的工作从来不闻不问，当人家在病毒感染方面取得研究成果时，他却这么“热心助人”？廖延雄口袋里装的是什么药，不是很明白的么？他是想在这一研究成果上“捞一把”，因为廖是羔羊痢疾研究的总领导人。这一次派人到永昌，就可以把这一研究成果占为己有了。
在一个骗子的心目中，别人总都是傻子。他到处洋洋得意地向别人说：“用人的导尿管给羔羊灌药的方法，是老夫创造的。”其实早在二十年前，别人研究羔痢的著作上对这一点已有记载，而且，大家知道廖延雄是有这本书的。他明目张胆地把别人早已发表的东西，说成是自己创造的。
关于羔羊痢疾的治疗问题，三角城羊场兽医早已用百分之一的高锰酸钾治疗，获得了很好的疗效。但廖延雄却要坚持用五百分之一的作治疗试验，结果疗效不好。经同志们的要求，再用百分之一的高锰酸钾试验，得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他竟然在总结报告里说，这是他试验成功的，对羊场兽医同志的工作只字来提。原来口口声声自称是中国第一流细菌分类学专家的廖延雄，却是这样一个剽窃别人劳动的扒手。
科学研究是科学家们的共同事业。然而廖延雄却自私自利，像地主霸占土地似地，处处想垄断科学研究，打击和压抑别人。1956年春天和廖延雄一块研究羔痢的扬圣典同志，在兰州做人工感染，中途感染材料没有了，当时即给廖延雄拍电报（廖在三角城），要他寄些感染材料。作为研究组领导人的廖延雄，接到电报后，深恐杨圣典研究成功，显得自己落后，因此迟迟不给，还说“不给不给，难道我们不能搞人工感染吗？”
廖延雄为了给自己脸上贴上“名教授、卓越科学家”的黄金标签，就到处无耻地自吹自擂。
在羔痢（羔羊痢疾是西北畜牧业上的严重的传染病之一）研究工作方面，廖延雄大言不惭地说：“羔痢研究成功后，老夫是第一功！”实际上，在羔痢研究方面，有人作的比他时间长，并且已初步找出了羔痢的病原。而廖延雄在研究上却没有达到这样明确的结果。廖延雄就这样无耻地抹杀别人的研究成果，自封“老夫第一功”。他曾给青海畜牧厅一个同志大吹牛皮：“羔痢的研究我不想搞了。可是我不搞，那你们青海有人搞吗？我看，青海没有，中央也没有，非老夫不可。”对于他和其它几个同志合编的“兽医微生物学实验指导”一书，他到处宣扬说具有国际水平，世界少有，并像一个商人似地招揽生意：“你们赶快订，不然就买不上了。”这本书并非谈什么高深理论，而只是一本实验技术指导性的书，它原是盛彤笙院长著的，在出第三版时，廖延雄重加了修订，作了一些补充和插图工作。在俄文学习上，他的成绩很不好，可是他还到处宣扬自己是突击学习中的高材生。他说：“我学会俄文，突击时只花了七小时，巩固的时间只花了八小时，现在能掌握了。”但是事实呢？考试结果是倒数第二。他还常常向同学们宣称“我是学校最年轻的教授，是国内第一流的细菌分类学专家。”言下之意，他真是了不起的当代科学家。
那么他究竟有些什么了不起呢？揭开美丽的面罩，他原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学无术、不懂装懂、打肿脸充胖子的小丑。请看廖延雄的几樁事迹：
1956年春天，青海省三角城羊场，有一只种羊难产。当时廖延雄正在羊场。牧工认为，只要用手轻轻一拉，羔羊就可以出生。可是他却抖起科学家的架子，理也不理，神气十足地叫人家给他穿上白衣服、戴上手套，然后在羊的屁股下摸了半天，其实连手指也没伸进去，他便对别人说：“胎羔头大，出不来，非动手术不可。”场里同志立即去找器械，准备请他动手术。谁知，器械还没取来，羊羔已早被工人用手拉出来了。此其一。又如同年春天羊产羔期间，他一到青海就毫无根据地对畜牧厅长说：“羔痢是个饲养管理问题，今年你给我几群羊，我保险让羔羊的成活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后来，三角城羊场就给他一群羊，让他做示范，结果这群羊内羔羊的死亡率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比其它羊群羔羊的死亡率还高。此其二。再如同年春天，进行羔羊尸体剖检时，他认为这是他卖弄才学的机会，便考问其它同志“这叫什么神经？这叫什么淋巴？”以卖弄聪明。在把羔羊腹腔打开以后，便马上合住，神秘地考问一位叫沈斌元的同志说：“羊的脾脏在什么地方？”沈即回答在第一胃上。廖延雄立即脸色一变，声色俱厉地说：“你这还算个助教么？简直该打屁股！”“脾脏是在第三胃上。”于是他把羔羊腹腔重新打开。找了半天，脾脏还是安然长在第一胃上。自己给自己打了一个有力的耳光。此其三。又如他给别人吹嘘，自己的病理学学得如何如何好。但对病理学上基本常识的“实质性变”这一名词，硬给别人不懂装懂地按字面解释成是“实质器官的性变”。此其四。又如鸡，大家知道它是没有牙齿的，这是一个多么普通的常识。可是这位堂堂教授，却硬说鸡是有牙齿的。此其五。呜呼，这就是所谓第一流细菌分类学家廖延雄的“真才实学”！
廖延雄在工作中以“教授、科学家”自封特殊，处处摆他的臭架子。他的感情和人民的感情相距十万八千里。从他的身上丝毫看不出一个人民教授应有的品质。
1955年，廖延雄带领了许多大学、专科毕业的兽医技术干部，在三角城羊场进行羔痢研究工作。当时场里羔羊死亡得很厉害。场内工作人员虽然全部投入这场抢救羔羊的紧张战斗，但因兽医人员很少，药物治疗工作忙不过来，羔羊不断地死亡。但廖延雄这时却怡然自得、无动于衷，还常常嘻嘻哈哈地打麻将、打扑克。高场长看到这种情况后，曾多次请求，希望廖延雄从羔痢研究小组内抽出一部分技术干部帮助他们抢救羔羊。但是廖延雄坚决不答应，眼看着羔羊大批死去，见死不救。更可恶的是，事后在青海省畜牧厅大会上，他回忆起这件事，还绘形绘色地、幸灾乐祸地叙述这次羔羊死亡的情形说：“向左转死一个、向右转死一个、向后转又死一个”，又说：“都辘辘死一个，都辘辘死一个”。而对他自己不愿抢救羔羊的情况却只字未提。
对于这样一个“科学家”，人民是怎样对待他的呢？青海省畜牧厅和羊场的领导上，对他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抬脚动步是汽车接、汽车送，还特别给他准备了好米好面，并派专人办伙食。而他却不知自量，摆出他那一副人民老爷的臭架子。吃饭时，端起碗以后，常常皱着眉头说：“不吃嘛，要饿死；吃嘛，实在吃不进去。为了保全生命，只得一口一口地往嘴里塞。”无怪羊场同志们说他像个钦差大臣。三角城羊场好几个生产队，都表示不再欢迎廖延雄到他们那里搞工作。当他在羊场工作结束返回兰州时，一方面他嫌坐半天汽车太苦，一方面为了显示他这个人民老爷的威风，于是他自动用公款乘坐飞机回兰。就这样他还嫌人民对他不尊重。1954年，高教部请他到北京去参加教学大纲编审会议，他敷衍了草、不负责任，打麻将、玩扑克，可是他同来后却说高教部“教条主义”，没有很好尊重他的意见。这样的老爷，人民实在感觉难以伺候。
廖延雄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坦然谈过他对思想改造运动的态度：“……打一遍脸，骂自己一次，骂得愈凶，学生认为险讨得愈深刻。……顺此而行，过学生的‘关’也易。”现在，当他的专家外衣被揭开、丑恶面貌露出来的时候，他又想玩弄思想改造运动中所采用的手法。在群众要求他检讨时，他虽然给自己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却不交代反党活动事实，企图蒙混过关。廖延雄这种惯用的伎俩，早已被群众看穿。他的避重就轻的“检讨”，引起了群众的愤怒。好多人当面警告他：廖延雄，你要想再蒙混过关是不行了！
---- 原载1957午7月17日《甘肃日报》，转载于《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资料汇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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