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21 作者：《甘肃日报》
《甘肃日报》从7月1日到19日，甘肃日报共收到三百一十二个人和单位的来稿来信二百三十八篇，揭发和批驳水梓一贯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许多读者指出：水梓是一个老奸巨滑、吹牛拍马、鑽营逢迎、贪污盗窃、假公济私、口是心非的地主、官僚、政客三位一体的所谓“西北完人”。从读者们揭露的材料中说明：水梓解放后八年来，共产党虽对他宽大为怀，不究既往，但他的地主本性丝毫未改，仍明里暗里反对党的各种政策，抗拒党的各种运动，留恋过去的反动统治，憎恨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鸣放以来，水梓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向人民猖狂进攻，完全露出了他阴险狠毒、狡诈多端的原形。
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面貌的大暴露
自从党开始整风以来，水梓即先后在省委召开的文教座谈会、统战民族座谈会、政法座谈会、民主人士谈心会，以及光明日报记者在兰州点火的座谈会上，以伪装的“善言”，从司法部门、人事制度、六法观点和仁政观点、“士”与共产党的关系和肃反问题等五方面，向党向人民展开猖狂进攻，企图夺取党的领导，使国家重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使人民再过被剥削、被压迫的痛苦生活。
水梓在司法战线上向党向人民猖狂进攻，偷梁换柱地否定法律的阶级实质，企图推翻党在司法部门的领导，迫使国家放弃保障人民既得利益和革命成果、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法制，树立反革命的法制。他在政法座谈会上说：“法院、检察院应依照宪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干涉……不能以党代法，由党在司法机关操纵左右，否则就是违反宪法”。他假惺惺地促请中央速订各项法律，偷梁换柱地否定法律的专政性质。他狂妄地叫嚣“执法要有专门人材，不能拿政策和政治来代替”，他侈谈法律，不同意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六法”，他说：“法律是一门复杂细致的科学，是根据社会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继承等权利的武器，必须认真研究和正确执行。”他说：“我不同意批判六法观点……六法观点有什么不好？”他居然振振有词地说：“试问在将来我们完备的法律中，要不要制定民法、刑法、民诉法、刑诉法、违警法等，如果要制定，那这是不是六法呢？那么批判‘六法观点’又作何解释呢？所以，旧六法也是可以参考的”。他侈谈“仁政”，颠倒黑白、混淆听闻地说什么“我不同意批判仁政观点。过去如果有人提出正确执行法律中从宽的精神，或对重制约案子提出意见，就批评他有仁政观点。试问要求把案子判得恰如其分，施行这样的仁政有什么不好呢？”他诬蔑地说：“仁政是各代的贤君圣主都一致重视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施行仁政呢？”其实，他的罪恶历史和无耻行径，已无可辩驳地表明了他所谓的“仁政”究竟是什么货色，他的目的不过是在于诬蔑和影射人民政府不施仁政只施暴政，在于为残民以逞的反革命分子请命和打气撑腰而已。
反对党来掌管人事纂改党的干部政策
水梓在政法座谈会上对人事制度大肆攻击，其目的在于诬蔑党的人事制度，以达到削弱以至取消党对人事工作的领导。他说：“人事机构应酌量参加非党人士，免使人事机构成为宗派主义的枢纽。我们是联合政府，何必独掌用人大权，一党包办呢？”他谩骂说：“省人事局做人事工作的人员，大都很年青，不懂得人情世故，态度异常骄傲，有特权思想，自以为自己是‘吏部天官’、‘天官赐福’。”他并且故意假别人之口说：“有些人反映人事部门掌握的档案材料是‘生死簿’，很了不起”。他要求改变党和政府德才兼顾的干部政策，而采取一种不考察历史，不问政治情况，只看学历，只看技术的干部政策。且看他的发言骨子里包含着什么：“人事安排是，用干部除了政治、历史外，还应重视人的学历、品质及其专长，做到学用一致，各尽其才，分配工作中，对能用的人不要遗弃，亦不应限于党团员，以免造成特殊权利，使野有遗才。”他举“例”说：“如省政协曾派了一批人到西安学习，回来后，省人事局使一些有技术的人做了其他工作，把一部分很有专长的人处理回家生产，理由是说他们是地主，可是他们有些人本来就不会劳动，我也是个地主，我就不会劳动生产，为什么硬要不会劳动生产的人劳动生产呢？”从以上所举，不难看出，水梓所要求党和政府改变人事制度的用意何在，他所孜孜以求要党和政府建立的人事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在肃反问题上，他不惜造谣惑众，夸大肃反缺点，企图煽动翻案，公然为反革命张目，并气势汹汹地要惩处肃反干部。他说：“在肃反当中，见闻所及，问题很多，这里建议：（1）执行肃反的机构，把没有结的案件，从速作结论和处理，不要再拖延了。（2）对已确定的案件，发现错的应立即纠正。对重大错误案件的逮捕、审讯人员予以应有惩处，进行法律处理，以重人权”。他假别人之口造谣说：“听说兰州市某机关在肃反中，逮捕了三十八个人，经中央检察机关检查后，发现其中有三十四人是错捕的，又无罪释放了，判决书也追回了，判刑的只有四个。这是重大的错误，这不能算是小事吧！应追究责任，予以处分”。经查明，此事纯属水梓的造谣。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水梓在肃反问题上大做文章所冀求的是什么。
在光明日报记者来兰“点火”的座谈会上，水梓大谈其“士”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他首先把“士”解释为超然于群众之上的人上人，这在他原不为怪，但他所指的是当前我国的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他说：“‘士’包括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为什么叫做‘士’，而不单称之为‘人’呢？因为他曾读过书，有文化”。他在把这种旧的士大夫阶级的“士”强加在所有民主人士和所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头上之后，进而就恶意地挑拨说：“‘士’不只有学问，而且还有道德，他的品质高尚，他‘落落难合’，他‘难进而易退’，他‘行不由径’，他不‘夤缘奔兢’，而经常抱‘群而不党’的态度。解放以后，士和共产党因此有着相当的距离”。从以上所举并回顾水梓解放前的反共历史，与各个反动统治者一拍即合的丑态，再看看他解放后与共产党、与人民的“落落难合”的情况，不难明白，水梓在蓄意挑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感情，在破坏这种感情，当然也是他自己的写照。
他5月27日和6月6日两次发言，以同样的恶毒影射的手法，切齿咒骂党员和积极分子，其骂法较蒋云台还“高明”得多。且看他说些什么：“邓小平说现在有人靠党的威信，党的威信是靠不住的，党的八项条件是不容易的，做到八项条件差不多是圣贤了，起先我对党员看得很神圣，几年耳闻目见，减低了我的信仰。”这几句话的真正意思，是把邓小平同志的话断章取义，告诉人们说：你们靠共产党么？靠不住的。党员八项条件么？是骗人的鬼话。你们觉得共产党员是光荣的么？其实是一群坏蛋。他血口喷人地说：“有的所谓积极分子，拆散人家的婚姻，侵吞救济款，捏造材料打击别人。有些积极分子本来不好，但领导上偏偏相信，人民就要把毛病看在党的身上”。他对共产党员已恨入骨髓，恶毒而无耻地说“关于思想作风问题可以和风细雨，但违法乱纪的人，应该以法律处置，对别人的罪过要追究既往，为什么对党员的罪不究既往？为什么对地主是咎既往？很多党员根本就没有道德……。就是好党员也只能畏其威，而不能爱其德。古云‘以力服人非心服也，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看了水梓的这些言论，说他是一个老练的凶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正当甘肃人民欣喜若狂，欢庆解放，欢庆从水深火热中获得新生的时候，水梓被送回到兰州。解放以来，在“水家花园”内部，处处仍旧保持着封建遗老的面貌，充满着腐朽、没落、顽固、阴沉的气氛。甚至蒋介石送给他的烂区也还原封保存，继续为水梓的肮脏历史作证。
解放八年来，人民对水梓是宽恕恩遇，仁至义尽，起初让他当省各界人民代表会的特约代表、省协商委员会的驻会委员、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和兰州市建设委员会委员，给予立功赎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但他对新的社会制度、人民政权却一直极端仇视。不论参加什么会议或出外参观归来，都很少提出自己的观感，更不用说赞扬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了。他曾经在政协小组会上说：“我现在有三怕：一怕协商会快完了，人民代表会又选不上自己，一旦地位有变动，生活怎么办？二怕说话，怕说错了话，抱的态度是多点头、少摇头；三是怕批评，怕得罪了人”。他经常举例说：从前有个姓张的候补官就是因为说错话丢了官，因此人们叫“张麻达”，还是少说话，少麻达。水梓很崇拜甘肃刘尔忻，认为刘尔忻不走衙门，对于政府是一种无声的反抗。他不同意把刘尔炘的铜象从五泉公园里迁走，觉得刘尔炘站在那里就象征着无声的反抗。他自己不愿意到统战部去，认为到统战部去的人都没有“骨气”。
水梓为什么怕说话呢？根本原因是对新社会的任何事物都不满意，说了又怕露出自己反共反人民的狐狸尾巴。在1954年的时候，有人曾问他对于人民政府有什么看法，他说：“我姓水，掘诸东方则东流，掘诸西方则西流，最好是乘风行舟。”最露骨的是他曾对鲁大昌说：“我们是在车轮子上站的人。”
省政协去年组织参观团到北京等地去参观，水梓虽然身为团长，背地里却对人说：“这是苦差事。我是红乡下的娃娃，不由人。”在北京期间，有一次水梓带醉赴宴归来，恰巧大儿子水天同来看他，他就对水天同说：“不为人王，便为地主也是光彩的。”以后在参观颐和园时，他又假借叙述当年慈禧看戏光绪立在旁边的情景，说：“当今皇上还没有座位，那有我的座位。”以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参观团到达西湖后，水梓看着西湖旁边解放以来陆续兴建的工人疗养院、部队休养所，又惹起他对反动统治的旧中国的怀念，不满地说：“现在的西湖有什么看头，我就不想来。原来是好山好水，现在这里是疗养院，那里是休养所，变成三不象了。”就是这个辱骂别人没有“骨气”的人，在参观团参观上海鲁迅纪念馆和鲁迅墓时，他却不愿去瞻仰最富有民族气节、骨头最硬的鲁迅先生。
水梓对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留恋，也在这次参观中暴露出来。当参观团参观南京雨花台时，其他人都为蒋介石屠杀革命烈士遗留的血迹伤心落泪，只有水梓无动于衷。但是，接着参观伪总统府时，其他人心头沉重，水梓却兴高采烈，眉飞色舞，一边指点；一边夸耀：“这是蒋委员长的办公室，这是文官处参事室，我就在这里办公。”得意忘形，如逢故人。当时，背后就有人指着骂他：“老不要脸！还是蒋委员长，就说是你干爸爸嘛。”
在1954年一百零八天学习以前，谈起伪省主席朱绍良、谷正伦等人时，水梓总称为“朱长官”、“谷主席”，或者亲切地说“益民”（朱匪绍良字）长、“济常”（谷匪正伦字）短。在去年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会上，他说：“我们国民党从前是光荣的，现在还是光荣的，从前是伟大的，现在还是伟大的。如果中山先生还活着，国民党也可以成为领导党。”有意混淆视听，进行反动宣传。有一次去军区参观运动会，水梓对聂振轩说：“这运动场还是我当教育厅长时修的，地也是我买的，原来很大，现在怎么小了？”有些政协委员和干部去逛“水家花园”，水梓在送客出门时也意味深长的说：“从前还可以招待招待你们，现在不行了。”
对待思想改造，水梓一贯敷衍搪塞，应付差事。1954年思想改造学习期间，水梓装病抗拒，曾在小组会上说：“我是听批评来的。”他在会上给裴建准提了些意见，会后在厕所里碰到裴建准时又说：“孟威！对不起你，我们心心相印吧。”在不久前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水梓第一次讲话中还提到了思想改造学习，很不满意地说：“一百零八天学习中我虽然讲话了，现在想起来，是很伤心的事。”
早在解放初期，人民群众不满水梓被提名为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委员，到处贴标语反对。水梓就曾说：“我看到门上有几个小学生在写反对的标语，这是得罪了小人。”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有人请他发表意见，他只是阴晦的说：“杀人者人恒杀之。”实际上就是对我们当时枪毙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头子表示极大不满，言外之意是你们杀了反革命，你们也不得好。以后他还曾经为寇永吉、宋恪等反革命分子请命。在政协学习的时候，动员他参加民革，他当时回答：“我向来不参加党。有党就有党祸，譬如历史上的西汉党祸、东林党祸。三青团、国民党动员我，我就是不参加。我恨透了党。”但事实上他早就是国民党员，还曾和伪三青团勾勾搭搭。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水梓时常在会上拿从前唱戏的故事作比喻：说是当初兰州有个名角教了两个徒弟，有一次，两个徒弟在会馆里唱对台戏，其中有一个徒弟别出心裁，打了个金脸谱，获得了满场喝彩。下台以后，另一个徒弟就打他，说他不遵师训，乱改脸谱。言下之意，就是影射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唱对台戏，唱不过了也会打起来。
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水梓有意诋毁，说“宪法是一种不祥之物”，并宣扬英美议会制度有多么好。在讨论刑法草案时，又说“大清律”和“天坛宪草”有多么好。
1954年回族“尔德节”，西关回民举行座谈会，水梓在谈到了民族团结问题时说：“我当教育厅长的时候就提出了民族团结，并且自己和马云事先生（马鸿逵的父亲）团结得很好，树立了榜样。”当场就有阿訇站起来质问：“你说的民族团结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是不是一致呢？”问得水梓闭口无言。他认为，就全国来说，过去是大汉族主义压迫少数民族，而甘肃历来是回族压迫汉族，并且在讨论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会上，提到了历史上的回汉仇杀，说是“至今思之，心有余悸”。他还认为：统战部只统了回族，没有统汉族，歪曲回汉民族应当互相尊重的意义，提出既然拆了汉族的城隍庙，为什么独保护回族的清真寺。
从土地改革开始，每一项社会改革运动以及大规模工业建设，水梓都要出来反对。
在土改运动中，农民要求斗争水梓，由统战部帮助协商，让水梓写了悔过书，给农民退出了二千二百元的果实，保护过关，以后水梓还说自己是“开明地主”、“土地是自己置下的”。他还同情临洮大地主杨世昌，认为不应该受到人民的制裁。对于“三反”运动他也不满，形容“三反”运动是“不见阎王爷，小鬼就把人逼死了。”
官僚、地主、政客三位一体的水梓，不知搜刮了人民多少的血汗钱，而在1950年募捐寒衣救济灾民的时候，只捐出了旧币几万元。1951年广大群众踊跃认购折实公债时，水梓却叫他老婆上街买大饼吃，假装穷酸，还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发行公债是一样的，甚至比国民党还厉害。”还对张维说：“要忍耐！”认为张维和王藻虞是因为发行公债逼死的。他并且在省认购公债委员会上提出建议：“以后认购公债要给市民少派，因为市民都没有钱了。”事后并且给人说：‘我买公债不得已卖掉了几院房子。’抗美援朝运动激起了全国人民和一切进步人士反对美帝侵略、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热情，参军、捐献一时形成高潮，水梓的房客王永玺的儿子和曾在水梓家当过雇工的张长生志愿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水梓不但不鼓励这种积极的行动，反拉他们的后腿，向他们宣传美国如何厉害，如何不能抗不能援，去了只有死没有活等。张长生因出发在即，要向他借床被子，但他断然拒绝。王永玺的儿子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牺牲后，水梓反而幸灾乐祸，说：“参军虽然光荣，没有儿子让谁来照顾呢？”接着就逼迫烈属王永玺搬家。
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国家统一调拨粮食，根据运输便利的原则，把甘肃陇东的一部分粮食运往关中，又从陕西给甘肃运来四千袋面粉。水梓无视统一调拨的优越性，傲然以“甘肃主人”自居，反对“甘粮济陕”，说：“甘肃历来绝食不够吃，不能外调”。后来在省协商会讨论粮食问题时又提出：“去年借给陕西的粮食，怎么还不还给我们？”广大人民群众一致拥护统购统销政策，而水梓则是“深恶痛绝”。他在政协学习小组会上说：“现在卖水的人都少了，因为是买不上‘锅盔’（大饼）吃。”“十八年还有个黄家面铺，现在连黄家面铺都不如。”去年甘肃一度出现旱象，水梓又说：“人说北山董家斗行（大地主经营）不好，如果现在还在的话，还可以接济一下。”他还主张庆安路一带的粮商应该保存，买卖杂粮。水梓对肉食供应不满，不让家里的人去排队买肉，反而在政协小组会上叫嚷：“古人说，五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我现在已经是非肉不饱的年岁了，不但买肉要站队，站了队还买不上肉吃。”他还恶意歪曲食油供应情况，说：“去年提倡种菜，今年的萝卜都卖不出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没油嚒！”
水梓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同样认为是搞糟了。和“水家花园”毗邻的五泉合作社要筑一道墙来保护果园，也遭到水梓反对，说怕把空气搞坏了。今年水梓还要把花园租给合作社经营，剥削合作社的劳动力，坐收地租，被合作社识破奸谋，严词拒绝。
居住在兰州的人们，谁都会看到解放八年来城市建设的辉煌成就。可是，谁能料到如今负着城市和工业建设运输重担，保证各种车辆流水般往来驰奔的西郊雷壇河新桥，就是水梓当初坚决反对的对象呢？那时候，水梓不顾车马行人的事故时常发生和城市建设的需要，反对拆除握桥、修建新桥，说这是“为了保护古物，为了兰州父老。”就连拆除市中心“万里金汤”的城楼和修建五泉山公园他也反对。当他听说未来的城市拓路规划中，将有一条道路通过“水家花园”时，他又到处埋怨诉苦。不仅如此，他还讽刺我们的城市建设成就是：“兰州建设大小，城外窑洞多了。”水梓反对改变甘肃落后面貌的情况，同样还表现在反对外地职工支援甘肃工业建设方面。韩练成同志在奉调赴京的前夕，曾经找水梓谈话，用各种事实启发他认识甘肃面貌的变化。矢口否认祖国建设成就的水梓毫无感触，最后只说了一句：“照这样再发展几年，就没有甘肃人了。”
1948年，水梓为着扩大他的政治影响，拉拢了伪和平日报社长易君左，为他鼓吹，恬不知耻地将他的照片印在一个刊物封面，题曰：“西北完人”。现在请大家看看，到底这个“西北完人”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水梓一直自鸣清高，装出一付“道貌岸然”的神态。但揭开他的丑恶历史来看，却是一个卑鄙龌龊、靠贪污盗窃起家的暴发户。远在1922年他担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时，就贪污学生的津贴，因而发生了学生反对水梓贪污的学潮，要水梓滚出学校。当伪甘肃督军陆洪涛1925年离开甘肃时，为了封群众的口和带走大批赃款，曾留下十五万两银子，指定兴办陇右公学，此款均由水梓与牛厚泽保管，据说牛厚泽被刺后，水梓就从中贪污一批。
1929年（即民国十八年）甘肃遭受大旱灾，饿死人民三百多万。水梓等作代表到南京呼吁赈灾，赈款由水梓经手往甘肃汇兑，水梓从中贪污商号倒贴汇水，还利用赈款大做生意，置受灾人民死活于不顾。事情发生后，当时旅京沪学生向伪政府揭发，水梓便送给学生一些钱来弥补已发现的破绽。同时伪政府也受理了此案，交付惩戒委员会惩戒，后因水梓到处活动，并在南京请客赔情，惩戒委员会似“暂缓处分”搁置起来，再无下文。水梓把贪污来的巨款，用强霸硬占的办法选买了大批的良田和房屋，并大兴土木，修建花园，把许多灾民叫来给他作无偿的劳动，还美其名曰也“救济”了一部分人。
水梓是一个八面玲珑的标准的官僚政客，会吹牛拍马，阿谀逢迎，钻营奔競。对统治过甘肃的朱匪绍良、谷匪正伦、郭匪寄峤、马匪步芳等反动头子，谁上台就歌颂谁，就为之谋策献计。对回民军阀献“以汉治汉”的计策，对汉民军阀献“以回治回”的计策，对外地军阀献“以汉治回，以回治汉”的计策，对本地军阀又献“以甘治甘”的计策。水梓为勾结权势，便以儿子水天明拜朱匪绍良为干爹，关系亲密到成为干亲家，经常在家中招待朱匪抽大烟、打麻将，乘机献策，说“共产党如洪水猛兽”，“治乱世，用重典”等。有一次水梓陪朱绍良看戏，坐在朱绍良身边为之摇扇，当时有人给水梓取个名字叫“摇扇子”，其行径之卑鄙令人侧目，而他犹感“身价十倍”。
马匪步芳就任伪西北长官公署长官时，水梓在三爱堂欢迎会上谄笑取宠，指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说：“全国都赤化，西北仍然是青天白日，因为西北有太阳，马长官就是我们西北的太阳，有了马长官，有了马（指马鸿达）、郭（郭寄峤）副长官，西北就有了救星，甘肃六百万同胞就可免‘共匪’的蹂躏……”。又说“共匪是有形之人，不是无形之鬼，既是有形之人，就可以消灭它”。马匪继援带领八十二师去进攻陕甘宁边区时，水梓在欢迎会上对马匪继援备加歌颂，说什么马继援“给久旱的甘肃带来了嘉雨”，是“仁义之师”，“师长姓马，此次东去‘剿匪’‘戡乱’，一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水梓还对人说：“马家败了，除了内患，歼灭了共匪，除了外患。”有人问他西北究竟由谁来负责？水梓意味深长的说：“我给中央去电，要求扩充云台实力，云台负责满可以。”足见水梓与蒋云台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解放前夕，水梓受马匪步芳使命在伪广播电台向广大群众广播说：“我们要保持悠久历史，共产党来了我们就保持不住了；我们要恢复固有道德，共产党一来就没有了；我们要争取自由生存，共产党来了就活不下去了。”他以这三点来煽动广大群众反对共产党。因此水梓在反动政权中一直是“红人”，人们叫他“不倒翁”，又叫他“水性杨花的妓女政客。”
水梓把贪污来的赃款，置买了良田、房产，暴发起家，使许多群众倾家荡产，无以维生。当年水梓坐上轿车子，带上狗腿子，每年下乡收租，租子交不上就要夺地，逼的佃户走头无路。佃户说：“我们每年交租子时，一斗就得多给一升，因为水家的斗大，吸干了我们的血汗。”水梓剥削房客的方法是：全院出租，不分租，逢年过节还要向房客预借租金。直到今天，水梓的地主本性仍原封未动，他曾指使给他办了一辈子家事的吴准安向房客李松年等逼要解放时已减去的房租；但当吴准安死了之后，又把吴的女人赶走了。王永玺、康永宁等几户住了二十年之久的房客，因交不上房钱，也先后被赶走。国画家陈懒云老先生也是水梓八年的房客，被从后院赶到前院，还要增加厉钱，但房屋后墙倒了他却不给修理，逼的陈懒云只好自己借钱修理。有一个曾在靛园寺小学教书的徐老师，一时没钱交房租，被水梓叫去气势汹汹出说：你没钱交房租，吃饭要钱不要钱。当时就把他逼走。
水梓在1918年被伪政府派到美国考察教育，回来后就自吹自擂，宣传所谓“美国文明”的奴化思想。1936年，在兰州的伪教育馆里展览过一次图片，一部分是1929年我国受灾人民的惨状图片，另一部分是宣传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等。这些美国的照片都是题名水梓赠，并加盖了图章的。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日机轰炸兰州，稍微有点爱国心的人，谁不痛恨切齿。但水梓在辕门（现在的中央广场）前动员群众防空会上，却替日本帝国主义宣传，说：“不应该射击日本的飞机，射击了人家还会再来的；路程虽遥远，可人家说来就来，不怕路程远”。当时引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怒。
水梓的反共宿谋由来已久。远在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后，水梓当时在兰州市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话说：“什么马克思、牛克思，什么革命，都是捣乱的家伙。”水梓在担任伪甘肃省政府教育厅长任内，于1934年去南昌见蒋介石，曾上手折一本，向蒋陈述反共教育意见，并保证甘肃学生中不出一个共产党员，深得蒋匪介石的嘉许。在给他母亲祝寿时，蒋匪曾题赠匾额，解放后水梓还一直当作至宝保存。水梓又是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积极支持者，鼓吹“新生活动运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道路”，在推行十三周年对，还写有贺词。又加以巴结反动头子朱绍良、谷正伦、郭寄峤等受到宠爱，便从1937年至1919年，连升高官，历任甘肃省伪银行常务董事、董事长、国民大会区域代表、伪甘宁青铨叙处长、考铨处长、兰州大学特约教授、甘肃省教育会理事长、伪行宪国大代表、伪考试院委员等。水梓在伪国大开会期间十分活跃，担任了主席团主席，作了几次演说，动员“戡乱”，叫嚣消灭共产党，正合蒋介石的心意。蒋介石就任伪大总统时，水梓为这个大反动头子的莅新而欢呼，称蒋是“文武神圣”，并预祝蒋介石“戡乱兴邦，寰宇永宠”。同时，水梓也是李匪宗仁的忠实支持者，在伪国大会议李宗仁竞选伪副总统时，他在南京大三元酒店请客为李拉票，事后李宗仁为酬劳他，把他提为伪考试院考选委员。水梓对他这一段丑恶历史经常夸夸其谈，卖弄什么“国大之花”、“国大之老”、“国大之水”（即水梓）。他自己欣赏的这些所谓“荣耀”事迹，正是所谓“西北完人”的一本反动史，全部血腥账。
水梓这个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忠实帮凶，解放前恶迹累累，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本着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给他以重新作人的机会。但是，他却一贯敌视党和人民政府，敌视社会主义改造，乘大放大鸣的机会，散布他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民革省委为帮助他交代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议，许多读者也来稿来信不断在报上揭发和批判他的各种反动言论。但是，水梓一直玩弄狡猾手段，搪塞大家提出的问题，企图蒙混过关。在本月19日省政协举行的大会上，水梓以“低头认罪、痛改前非”为题作假检讨，采用只戴空帽子、不交代具体问题的手法，虽口口声声说他的反党谬论是“资产阶级的本质暴露了”，而实质上是夸耀他三十年来在国民觉反动统治时期的丑恶历史。并说什么他是个“小土地出租者”，而不是地主，又一次含沙射影地对国家发行胜利折实公债、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进行了毒恶的诬蔑。说土改时期，镇压了临洮一个恶霸地主后，他“颇为感慨”。又说各项运动中“干部搞的过火”了，因而他认为“不好”。水梓在会上这种狡猾的手法和抗拒的态度，激起了与会者的极大愤怒，大家一再提出质问，要他详细解答。并指出在他面前摆着的两条道路；一条是幡然悔悟，彻底交代，向人民赎罪；另一条是死心踏地，自绝于人民，何去何从让他自己选择。
现把从7月1日到19日有关水梓问题来稿来信的读者名单排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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