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24 作者：巴金
巴金这次离开上海一个多月，反右派斗争的形势发展得很快。在北京开会将近一个月，我也受到了教育。在北京，听总理讲话，他说，反右派斗争震动了知识界，教育了每一个人，又说这是对知识分子的考验。这次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暴露出来知识界中思想的混乱。五百万知识分子中，两头小，中间大。完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不过占百分之几。但是这一小撮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居然大胆向党和人民发动攻势，引起了这两个多月的混乱，使得有些站在中间的知识分子也迷失了方向。
我们常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这次有一个右派分子却自供说“书生固然不能造反，可是他们能鼓动别人造反”。这一次的确是书生妄想造反。
自称为大知识分子的章罗联盟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有策略、有目标的进攻。他们篡夺了民盟的领导权，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据点，指挥骨干分子到处放火，制造混乱。他们想把政协文化俱乐部搞成裴多菲俱乐部，制浩匈牙利事件。到6月6日章伯钧召集大教授会议，准备出来收拾“残局”。这真是关起门做梦。章伯钧认为要扑灭他们放的火，非出动三百万军队不可。其实人民日报的三篇社论就解决了问题。现在他们的阴谋已经揭露了。人们也看透了他们的丑恶面目。他们已经开始交代，虽然还吞吞吐吐，躲躲藏藏，但终于会弄清楚的。而且根据这些右派分子在各地的言行，也可以为这个集团的野心和罪行，画出一个轮廓来了。
但是这次反右派的斗争并不是少数人的问题。有人认为右派分子已经投降，斗争用不着继续深入。有人认为人民日报社论迟些时候发表还可以暴露一批右派分子。有人认为自己不是右派分子就可以高枕无忧，置身事外。其实这次花很大气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反右派斗争并不是解决一小撮人的问题。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斗争，也是思想斗争。我们固然应当跟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但我们参加斗争还是在过社会主义的关，让我们大家受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右派分子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间有市场，发生作用，最近我们常常听见人说我被某某或某某的思想“俘虜了”。其实不是“俘虜”，是“共鸣”。这就说明知识分子的改造还有问题，我们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虽然身体进了社会主义，但思想并没有进去，不了解社会主义，不习惯新的环境。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地有着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跟右派斗争，同时也在扫除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种改造是长期的，艰苦的，但这是必需的。倘使我们不认真地继续改造自己，那么我们身上的右倾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即使这一次不暴露，将来也会暴露的，这一次不犯错误，将来也会犯错误的。康生同志把这次的斗争比作“过五关，斩大将”。我们现在过的是第五关，社会主义的关，斩的“蔡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他说这个将的寿命长。你今天杀了他的头，第二天它又会长出来。必须不断地斩。
这次参加反右派的斗争，我更体会党中央的政策十分宽大。对右派的批判与揭露同时也是在帮助他们。对他们不但有大会小会，而且还有个别谈心解除顾虑，对有罪的右派分子始终开着社会主义的大门，希望他们彻底悔过，重新做人。可见这个斗争其实是在治病救人。倘使右派分子拒绝彻底交代，坚持到底，那么他们是自绝于人民了。
这次在北京康生同志也对我们讲过话，他说:当前对右派的斗争是决定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谁胜谁负的决定性的一仗。谁都应当参加斗争，在斗争中一方面要克服各式各样的温情主义，争大是大非；另一方面还要防止粗暴态度，注意文艺的特点。(在文学界反右派座谈会上发言，题目是本报编辑加的)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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