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26 作者：《中国青年报》记者, 马信德
《中国青年报》记者、马信德右派分子刘宾雁所写的“上海在沉思中”(编者注：此文署名是刘宾雁、陈伯鸿，是由刘宾雁一人写的，但是陈伯鸿在某些方面也负有一定责任)。这篇只有一千四百多字的通讯，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歪曲现实的反党文章。正因为他是以“新闻通讯”的形式来贩卖自己反党的观点的，所以更加容易蒙蔽阅历不深的青年读者。华东师范大学就有一个共青团员，他兴致勃勃的把这篇通讯读了两遍，十分信任刘透露的“内幕新闻”——党的领导同志都是麻木不仁的教条主义者。他同意了刘的话：党领导不了文艺、党把文艺搞糟了。可见这支箭是何等恶毒!
刘宾雁在文章里首先提出了“一个相当奇怪的矛盾”：就是所谓一人一年买不到一张话剧票和演员空闲之间的矛盾，书籍脱销和旧作品不能重版之间的矛盾，然后从这些矛盾引伸出“今不如昔”的结论，说“反动统治时期上海是全国出人出书出戏最多的所在，解放后反而有点萧条”。这是多么明目张胆的夸耀蒋介石统治时期的文化功绩呀!解放前几年，上海话剧是十分萧条的，即使在话剧的全盛时代，也不过只有“兰心”“辣斐”等四五个场子演出；话剧队伍也很单薄。当然，当时是没有象刘宾雁所埋怨的买不到话剧票、演员闲得发慌等现象发生的，因为半饥半寒的劳动人民，无法成为座上的观众；演员也不可能闲得发慌——闲下来就要挨饿，没有演出的机会就只有忍痛放弃自己的事业。
今天话剧艺术有了空前的发展，阵容坚强的国家剧院建立起来了，即使在新建剧场不多的上海，经常演出话剧的也还是有十几个剧场和俱乐部。一九五三年演出三百六十五场，一九五六年就增长到五百四十九场，今年更加繁荣了。就在刘宾雁在上海的期间，同时上演的话剧有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布谷鸟又叫了”、“日出”、“无名英雄”、“复活”，上影剧团的“家”、“北京人”、“上海屋檐下”，儿童剧院的“玛申卡”等；戏剧学院也参加了实习演出。一九五六年的观众人次超过一九五二年二点三倍，增加了二十五万五千人次。这些新气象，为什么刘却熟视无睹呢?再说，话剧在我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剧种，并不是人们唯一喜爱的戏剧，有很大部分观众喜欢欣赏京剧、越剧和其他的地方戏曲。根据权威的话剧运动史研究专家证实，即使在刘所赞誉的国民党统治时代，上海从来没有全年观众六七百万人次的纪录。在七百多万人的大城市里要求每人每年看一次话剧，这种说法的本身就是愚蠢可笑的。
刘宾雁认为今天文化萧条的论据之二，就是出版事业的“矛盾”。这个论据也是站不住脚跟的。假如刘说的解放前的出版数量不是把美国色情书刊也包括在内的话，我们可以拿出接近上海解放前夕的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度的出版数字来看一看(解放前材料已无法查考)。这半年的全部数字是：出版一千九百三十六种书，印行二千六百万册。解放前上海是全国出版事业的中心，今天虽则全国出版事业的中心已转移到北京，各省市也都建立了大量的地方出版机构，但上海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度仍然出版了二千九百六十七种书，印行一亿五千余万册，两者相比印数增加了五倍，文艺书籍今年上半年也出版了六百九十五种，初版书三百六十六种，印数近千万册。上海最大的文艺书籍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今年要出版初版书二百四十种，现在已经发稿的达二百二十三种，已经出版的是一百四十三种，重版书预计出版三百六十种，今天已经出版二百零九种。可是回溯到一九五二年这个出版社初创时期，每年只有三四十种，这个发展又说明了什么呢?不把今天的书籍发行脱销的原因看作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和目前纸张印刷设备的限制所造成的，而归咎于出版社不印重版书，这样除了蓄意制造作者与出版社之间的矛盾之外，人们是很难得出其他的结论来的。
刘宾雁的文章通过上海越剧院和“收获”的价格问题，否定党的领导，认为今天的领导都是“外行”，因而妨碍了创作的繁荣。经过核对，这些也是被作者歪曲了的。上海越剧院所讨论的是他们自己的方针任务问题，剧院希望作为一个示范性的国家剧院，担负适当的演出任务，于是向上海市文化局提出这个意见。这种相互商讨原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到了刘的笔下，就写成了“上海越剧院曾想把艺术水平提高一步，文化局害怕其它越剧团不好领导而不准许”，把工作上的讨论变成了文化局压制艺术的成长。它除了使人们觉得党和政府粗暴无能以外还能有别的什么呢?
接着刘把还未创刊的“收获”冠以同人刊物的衔头。人们都知道，“收获”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上海分会商定后筹备的，并不是一本无领导的刊物，但刘却很有兴趣的伪造它是“第一个同人刊物”。他之所以大肆宣传，是因为他最厌恶有领导的机关刊物，最好什么都由同人办。于是就不惜胡乱为“收获”加上这个称呼以资“推广”。该刊主编之一章靳以同志到今天还否认呢。由此可见，刘宾雁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是如何不择手段的歪曲事实!
这篇文章极尽其造谣诬蔑以攻击党的能事。他假借一个作家之口，把市委委员描写成一批不看小说的庸人。事实上市委有几十个委员，包括各个方面的同志，这种不经调查的狂妄的断言，明眼人一看便知其假。刘在文章中也曾“表扬”党的负责同志。他说上海文艺界怀念陈毅同志，可是既然他在前面把市委委员说成庸人，后面说的“怀念陈毅同志”，只不过是他借题贬低市委威信的字眼而已。
刘的反党情绪贯穿在全篇文章里。甚至象作曲家黎锦辉的“毛毛雨”等流行歌曲不流行，都要党来负责。把上海舆论界对巴金一篇杂文的讨论也说成教条主义的恶果。其实艺术作品引起争论是很平常的，流行歌曲也是这样。党从来没有以行政命令方式禁止过流行歌曲，但由于时代潮流的变化，流行歌曲到一定时期不再流行了，这是群众自觉性提高的一种反应。解放后群众不喜欢“毛毛雨”等歌曲，那是出于群众的自我选择，自然没有必要叫党去“恢复名誉”。据说音乐家协会都不曾知道作曲者要求重下结论的事，黎锦辉也认为自己过去的作品确有糟粕之处，刘宾雁这样“仗义执言”，目的何在呢？事实上，新社会并没有歧视老作曲家黎锦辉的一些作品，最近还在规模宏大的群众音乐会上正式演奏，为什么非要把艺术上的讨论归咎于“有权有势的教条主义者”的干涉呢?这不是有意把矛头指向党吗?
更恶劣的是对电影问题的讨论，刘却以抱不平的姿态，替“文汇报”伸冤说，这个讨论被权威人士疑为造反。这句话的背景，是指去年秋天上海电影制片厂讨论中，有人流露很不健康的情绪，某负责同志为此作了报告。这也是件平常的事。现在，电影问题的讨论，真相已经大白，陈仁炳等幕后指使的阴谋已经揭露，更可见当时作这次报告是完全必要的了。刘却主张只允许批评不能有反批评、只允许有不健康情绪的人说话，不允许共产党员发言，这是什么观点呢?不仅如此，在挑拨党与非党的关系以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今天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二十多年前胆敢与周扬抗衡的鲁迅，乃是由于一个作家与党委宣传部长的关系不同”，这句话明白表示了刘宾雁的反动立场。他以为二十年前的鲁迅不是一个坚持进步立场、与党站在一条战线的战士，而是抗衡周扬的人，以非党人士对党员个人的批评作为否定党的领导的根据。言下之意他希望今天我们学习鲁迅的是挺身而出反对党，这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宣传!
刘宾雁以他阴险毒辣的手法完成了这篇反党宣言以后，巧妙地冠以“上海在沉思中”这样一个题目。“沉思”顾名思义就是静默的思考；进而言之，即没有畅所欲言，广开言路也。所以他在五月上半月的上海，发出这篇稿子竟还说“上海的放仅仅是开始”。事实可以作证：从四月上旬起上海市委已召开各系统的座谈会，然后又直接和几百个党内外人士座谈，市委负责同志亲自听取意见，同时在宣传会议的讲坛上，让人们畅所欲言。这样的大放大鸣，难道仅仅是开始吗?陈仁炳要杀一儆百的算旧账、王造时要把火点到基层去、徐铸成赶出党员的拆墙经验、陆诒骂解放后报纸是一片教条主义，都是这段时间先后“放”出来的毒草，难道还仅仅是开始、还在“沉思”中吗?刘心目中的“放”，究竟是什么用心呢?
作为共产党员的刘宾雁，不仅在右派进攻中袖手旁观，还鼓动党内“起义”，说“党内干部有的比党外人士顾虑还多”，他恶意地说负责同志“不知打的是什么主意”。照他的意思，就是党内也应大鸣大放起来。向谁鸣放呢?刘自己做出了榜样——向党开火么!他认为党内的沉默是和党内负责干部分不开的，那么，如果“党员和党内负责干部”一起鸣放起来，矛头又指向谁呢?
刘以一个记者身分公开指责党的领导是反复无常的，他透露了上海曾有二“放”二“收”的“内幕新闻”。所指去秋一“收”，据说是指上面提起过的电影问题的反批评。他把反批评说成“收”，和右派分子的叫嚣完全如出一辙。今年一“收”，据说是指陈其通等四同志“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的影响。可惜得很，我们查遍上海各报，自陈其通一月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以后，没有一报转载过他们的文章，也没有著文赞扬过。不知“放”从何而来，“收”从何而来。
事实胜于雄辩，谎言破产了。上海人民没有听从刘宾雁的话来沉思反对共产党。人们思索的，是今天竟敢有如此明目张胆的右派分子来向党进攻。这就证明必须大张旗鼓的痛斥右派，剥光说谎者的谎话。这就是上海人民对“上海在沉思中”作者刘宾雁的回答。
来源： 原载《中国青年报》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选自《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下册》，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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