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9-12-14 作者：胡正谒
胡正谒我出身于反动官僚地主家庭，靠着吸吮劳动人民的血汗长大成人。大学毕业后，到解放时止，我都在学校教书。在这段时间，一方面，我为反动立法涂脂抹粉，欺骗青年学生。我胡说什么当时的伪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障社会权益优先于保障个人权益的进步意义，根本抹煞了当时所谓的社会权益只是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这一最本质的阶级内容。另一方面，我为反动派培养了一批司法后备人员，也就是为他们训练了一批镇压人民的鹰犬，以充实、加强他们的国家机器。当时，我虽然在组织上没有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但在维护反动统治势力这一点上，却起了一般反动党团员所不能起的作用，所以，我在解放前的罪孽是很深重的。
解放后，党不咎既往，让我参加了人民教师的行列。由于自己的反动世界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又犯了不少罪行。特别是1957年我趁党整风之际，在座谈会上，向党实行了多方面的猖狂的进攻。其中最恶毒的是，我公开提出高等学校应以校委会为最高领导机构，各教学单位应以各该单位负责人为领导人的荒谬主张，妄图篡夺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权。
我被划为右派后不久，组织上把我调到图书馆来。当时对于自己的罪行，并没有什么认识，经过组织和革命群众不断教育，我才渐渐地认识到我会成为右派，乃是我牢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必然结果。我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由于自己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以为高等学校只是培养专业人才的地方，学校教育的任务只是传授知识，因而面对毛主席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导，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样，就使我对学校所采取的许多重要措施，例如要求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和劳动生产等规定，都有抵触，认为这是违反了办学的目的，妨碍了教学的质量，是“外行”领导的结果。
又由于自己的头脑里充满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以为只有由“内行”在采用蔡元培式的“民主”办校的方针下领导学校，才能集思广益，真正把学校办“好”，因而我就狂妄地叫嚣高等学校应该如此这般云云。如果我的主张得逞，这就(867)意味着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学校，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在学校中得以推行无阻。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将会首先在学校领域里实现复辟，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也就要随之改变颜色了。当我认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很沉痛的，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在图书馆工作的那段时间，虽然对自己的罪行有了如上的认识，但是我的反动世界观并没有得到认真地改造，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仍然盘踞在自己的头脑中。当时虽然也学习过毛主席著作，阅读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的重要社论，但这样做的目的，与其说我是从积极方面接受了反右斗争的教训，以为非如此不能加速自己的改造，母宁说我主要还是从消极方面接受了反右斗争的教训，以为我上述的发言，虽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我当时并不是存心要如此的，只是一时的“失言”，为免今后“失言”，这样做才“保险”些。我在这段期间，所以仍然会在“三面红旗”、“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重大问题上有过反动思想与言行，正是由于自己还是从消极方面接受了反右斗争的教训，没有使自己的世界观得到根本的改造，从而各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遇到一定的气候就会反映出来的必然结果。
关于我在上述问题上曾经有过的反动思想与言行，在图书馆对我的评审会上，以及在63年“查侵蚀，放包袱”的时候，我都作过书面的交代与批判。经过近来对毛主席的关于无产阶(868)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学习，渐渐感到我那时的批判是很不深刻的：我现在的认识是：我的这些反动思想与言行，正表明了，若干年来，我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关键时刻，我总是有意无意地站到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一边，来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我竟然会这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己的世界观和他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在观察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所站的立场，我所用的方法与观点，都是和他们息息相同的。
例如，当58年在全国出现轰轰烈烈的教育大革命高潮的时候，我在内心里是赞同“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搞好教学，增多劳动时间就会降低教学质量”、“江西共大、南丰桔子大学不正规，不像个大学的样子”等反动言论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一当刘少奇一伙攻击这次教育革命是“乱、偏、糟”并下令解散不少半工(农)半读学校的时候，我就非常首肯。
其实，古往今来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无一不是把学校教育作为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将他们本阶级的德育放在第一位的。他们宣称的“教学中心”、“智育第一”，事实上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他们如此宣扬，只不过是替他们赤裸裸的反动教育制度的外衣涂上一层保护色而已……即以刘少奇这一伙而论，他们大肆宣扬这一套，就是为了遮人耳目，颠倒德育与智育的关系，抽掉无产阶级政治，在“分数第一”、“业务挂帅”、“技术至上”的幌子下，以“成名成家”、“读书做官”为钓饵，力图把学生训练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将学校蜕变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桥头堡。我赞同他们这样的观点，并在教学实践中，忠实地执行了他们的主张，正足以说明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他们是脉络相通的。(869)
又如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当他们掀起一股“三自一包”妖风的时候，我私心认为，实行“三自一包”，就可以刺激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增加生产，使国民经济早日得到恢复和发展。我并且从自由市场购买过几次鸡、肉、蛋、黄豆一类的副食品，以36元高价出售过一件旧毛料上衣。现在认识到，他们鼓吹“三自一包”，就是要瓦解国营企业的全民所有制，破坏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全面恢复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命运都断送了，那里还谈得上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呢……
1962年春，承蒙党再一次对我的宽大处理，摘去了我的右派帽子，并在63年夏天，将我调到中文系搞教学工作，这时我在内心里是非常感谢党的，并愿在今后的工作中为党做出一点真正有益的事情来，但是，事与愿违，由于自己的世界观在摘帽前没有得到认真地改造，有如以上所云，在摘帽后又没有积极努力，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我又继续犯下了不少的罪行，这主要是：
第一，在62年下学期，我写了一篇《孔子研究》，在文章中，我虽然认为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为当时的奴隶主阶级服务的，从而是反动的，但我却以为他的教育思想，例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教学方法还有可取的地方，还值得我们学习。我的错误不止是在我根本抹煞了孔子的教学方法是为他的教学内容服务的……更主要是在当刘少奇一伙大肆宣扬孔孟之道，妄图要我们党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870)候，我成了追随他们的一员，要人们离开现实的阶级斗争，关门“学”、“诲”，以便“修养”成为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向帝、修、反屈膝投降。
第二，到中文系后，我担任了部分的逻辑课的教学。在讲课的时候，私心以为，这门课程的一些基本规律，既然远在亚历士多德时代就已经确定了，那就谈不上要以无产阶级政治来统帅它，只要把这些规律讲清楚了，使同学们能够运用它，就算达到了目的……因而这一看法就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指导。其次，我在讲授业务知识时，我又把它看成是一个宝塔式的概念推演系统，我只问这个系统是否合乎逻辑，而不问它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有用……我在这方面所犯罪行的实质是，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支配之下，要同学不要无产阶级政治，要同学与三大革命实践相脱离，要同学读死书、死读书，总之，我是在和党争夺青年一代，企图把他们变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第三，在对待自己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我要求他们“学有专长”，走“成名成家”的白专道路；散布过学社会科学“危险”的论调，希望老大学工，老二学医，老三学农。在一切要“三思而行”的幌子下，要他们学会“明哲保身”的处世方法，做一个谨小慎微实质上却是表里不一的伪君子。提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条纲上来认识，我在对待子女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也依然是在和党争夺青年。
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不久，我就被揪了出来。对于自己被揪这一事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是具有抵触情绪的。我错误地以为，我被揪出来的主要原因，是我曾被划为右派。但是，我想，我的右派帽子既已摘去，就不应仍以右派的身分来对待我。通过不断地学习，我逐渐认识到，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摘帽问题上，将一些还不具备条件的人摘去帽子。因而在这次运动中，革命群众把某些虽已摘去帽子但还具有疑问的人揪了出来重新审查，正是对革命负责的表现，是完全应该的……因之，在这次运动中，群众把我揪了出来，正是为了挽救我，使我在运动中再一次接受教育，以便自己真能脱胎换骨，重作新人。
我还错误地以为，我被揪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在63年以后的教学过程中执行了刘修的教育黑线。但是我想，我过去用以当教材的东西，或是旧教育部颁发、推荐的，或是经教研组通过并报上级同意了的。我在当时，既不知有这样一条黑线，自然就谈不上我用这些东西作教材就是在执行这一黑线。现在把这个罪责归之于我，就感到受了委屈。通过学习，我逐渐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我在当时是否知道有这样一条黑线，而在于我在进行讲授的时候，是采取一种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些教材。回顾过去，我在采用它们的时候，不但没有作过抵制与批判，而是乐于贩运其中封资修的东西……在这次运动中，把我揪了出来，正是为了帮助我狠触灵魂，认真改造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以便和这一黑线划清界线，这样我的这种抵触情绪也逐渐有了转变。
我在小时，主要是在我父亲名下，受封建教育，读过不少宣扬孔孟之道的书籍……这样，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就深深打下了“学而优则仕”剥削阶级的烙印。进了中学，学校当局不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用种种办法来鼓励它的学生能考上国立大学，和我来往的同学，绝大多数也是希望成名成家的剥削阶级子弟。在这样一个环境的潜移默化下，我的努力奋斗以求登上龙门的思想，就在自己头脑里牢固地扎了根……
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典型的资产阶级大学……在训练方法上，它采取“发展个性”的方法，当时的校长蒋梦麟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一班能够培养出一个人才来，就不亏本；如果培养出两个来，就赚了钱”，这充分体现了旧北大是主张“天才教育”的。在对待学术的态度上，它标榜“兼容并包”的政策，就是说，只要你讲的言之成理，就容许你的存在，而不管你的主张的实质为如何。我所学的法律一科，又大都披上“民主”、“自由”等外衣，比如说基本人权神圣不可侵犯呵，议会制度具有何种的优越性呵，以及契约绝对自由呵，说来都似乎“美妙动人”。这样，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教育思想都深深地溶入到我的血液中来。
大学毕业后，我走的是一条从助教升迁到教授的白专道路，我所接触的一些朋友，也大都是和我一样沿着这条道路走去的人物。这样，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更是牢不可拔的了。
解放了，我不但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相反的，在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庇护下，我的反动思想还得到了发展，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学术上，都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愈发生尖锐地冲突，这就使我终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经过三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哺育下，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已空前提高，只要资产阶级思想露出头来，就会遭到周围革命群众的痛击和批判，成为一个“黄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一个人如果不认真改造自己，还抱着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放，那么，他除了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绝望感叹以外，是不会有其他出路的。
“往者不可鉴，来者犹可追”。为了使自己的后半生真正能过得有意义些，真正能为社会主义的祖国做点有益的事情来，千重要万重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重要。今后，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认真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武器，不断消除自己头脑中的反动思想，以求自己的反动世界观能够得到根本地改造。
胡正谒1969年12月14日
[注：此份检查被编为(11)号]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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