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8-12-13 作者：新华社国内部内参组党支部
新华社国内部内参组党支部(这一节关于戴煌简历，故略)
1958年3月，新华社整风领导小组对戴煌作了如下几条政治结论：(前文已有，此处故略)
我们根据中共中央1978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及中共中央1957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了复查。我们认为，戴煌同志是属于错划问题，应予改正。理由是：
第一，1958年3月，新华社整风领导小组把戴煌同志主动检查交代出来的东西和讨论新闻业务所写的文章作为写政治结论的主要依据是不恰当的。
当时新华社整风领导小组对戴煌所作政治结论的材料主要引自戴煌主动交出来的准备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后来称为反党万言书)、戴煌1957年10月写的《自我检查》、戴煌1957年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瓜不熟不甜》的文章。此外，还有鸣放中的一些问题和反党小集团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又可归结为一个问题，即“反党万言书”问题。政治结论中的第六条说：戴煌依据上述观点(按：指前五条政治结论，其要点是：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民主；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对党的新闻政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曾于1956年冬写了一份“万言书”(未成稿)，妄图“开导”中央和毛主席。大鸣大放期间，他又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瓜不熟不甜》的反动文章，并在鸣放座谈会上公开以“神化和特权”的反动观点，向党展开了恶毒的进攻。
据了解，戴煌之所以要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是因为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忧心忡忡，想给毛主席、党中央写封信，反映他在一些城乡中见到的一些问题，希望中央采取措施，及早解决、以免在我国引起类似匈牙利事件。他从1956年11月份开始写信，信还未写完，1957年初，党内传达了中央关于全党即将整风的决定，他觉得这说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下面的情况是了解的，而且要通过整风解决问题，这封信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就此搁笔。整风开始后，戴煌响应党的号召，为了帮助党整风，在两次鸣放座谈会上，把他在城乡看到的一些问题讲了一下，实际上是重复了他准备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信上的一些问题。1957年6月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反击右派。当时人们认为戴煌在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向党进攻，开始对戴煌进行揭发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戴煌为了让组织上更好地分析他的思想状况，主动地将他未完成的“万言书”交出来。
戴煌写信的动机是什么?戴在信的开头说：“最近，东欧兄弟国家发生的一连串不幸事件，促使我不得不迅速完成自己的愿望(即写信)，否则我觉得自己于人民有愧和有罪。”在这封信的另一处，戴煌在列举了他的家乡沟墩的区委对于一系列由于农民对现实不满陷于悲观失望而造成的自杀事件采取官僚主义态度的事实之后，说：“种种事实提醒我，坏干部之普遍及其罪行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层机关的官僚主义习气，使得这种直接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乌烟瘴气未能得到及时清除，并让其无止境地扩展下去。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进行进一步调查研究，以便向中央写一份报告。”由此可见，他写信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把党的工作搞好，而不是对党发起攻击。因此，从中摘引一些话作为右派言论，是不合适的。1957年10月，戴煌根据组织上和群众的要求，写了一份“自我检查”，其中有些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政治结论中引用这个材料也是不对的。他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的《瓜不熟不甜》的文章，指出新闻工作中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谈不上是反动文章。总之，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党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对党的工作提出意见，或者是主动检查思想，因而说了心里话，是党内民主生活允许的，是完全符合党章规定的，据此定罪，作为划右派的依据是错误的。
第二，1958年的政治结论对戴煌同志的言行没有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分析，而是采用了断章取义的办法，把他在不同时间、地点、场合，以不同形式表达的意见，也不顾他所讲意见的整个精神，摘其尖锐的，加以拼凑，无限上纲，是不对的。
(1) 关于对待毛主席的问题。
戴煌确实讲了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些意见。如在“万言书”中有：
“在我们国家里，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民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他亦会说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当然，这也许是应当的，是真理。可是，对于存在于我国各城市、各乡村、各机关、各部门的甚至带有全国性的缺点和错误，就没有人勇而挺身地站出来检讨了。至少是我从没有听说过，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和党内文件上也没有看到过。即使有个什么检讨，那也是下面的哪个不对，似乎中央是绝对正确的，它对若干事件和错误不负有责任。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如果说，中央负责同志不是神，他们只是根据马列主义结合中国的实际，在不断修正(错误)中领导大家前进的，因而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那么做下级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此，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时，就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明吧。老老实实，既不要埋没自己的丰功伟绩，但也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使人民觉得，我们是诚实的，任何时候都对他们说真心话的人。”
在1957年10月份的“自我检查”中，戴煌也作了类似的“交代”。他讲这些话的中心意思，就是不同意把主席的话当作“金科玉律”，不同意“把主席神化”，他认为“对主席的颂扬太过”。他反对把毛主席宣传为“无所不知，无所不精，不会有缺点，不会有错误”的领袖。他认为这样宣传称颂和教导是“唯心的、反科学的”。
从戴煌整个讲话的精神来看，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主席和党的领导。他的本意是要从苏联的这面镜子中吸取教训。他对主席的一些意见是在肯定“我们的党是正确的；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的前提下讲的。他是拥护毛主席的，他只是要求科学地评价和宣传毛主席。他在1962年在《回顾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一文中写道：“说毛主席是万能的，对任何错误都没有责任，我坚决不相信；但要全部否定他的忠仁才智和丰功伟绩，我又坚决反对”。他摘引了恩格斯《论权威》中的一段话：“对革命领袖的信任、诚服、崇敬和爱戴，不仅为革命利益所必需，同时也是出于革命群众的真挚——因为他们为人类的美好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戴煌同志引证这段话，用以说明我们中国称颂毛主席“是革命利益所必需，也是出于革命群众的真挚”，这表达了他对毛主席崇敬的感情。他只是认为我们“做得太过分、太绝对化”。他还说：“我反对这种主观专断的说法：党就是领袖，领袖就是党。”他认为，“在党的高层中，即便久经考验的领袖，在某一时某一地，也有想错、做错的可能。因此，反对某领导人或不同意某一个领袖的某些做法，就扣以‘反党’、‘反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显然是荒谬的。”这说明戴煌所反对的仅仅是不能科学地评价和宣传毛主席，而不是否定毛主席的领导。这进一步说明了他对毛主席的真实态度。
(2) 所谓“成立第三党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戴煌原来的妻子晓旅揭发戴煌“要成立第三党”的问题。最近，我们曾就此问题向晓旅作了调查。她写的证明材料有如下的话：“1957年整风反右前，戴煌回了一趟老家，回北京后对他家乡有些人事不满。当时反击右派将要开始，一天早饭后，他匆匆回到宿舍礼智楼二楼发牢骚，说出想要组织第三党。……关于他说第三党的话，确实讲了，是牢骚性的，并不是与我商量想建或如何建这个党。”此外，并无其他人听到戴煌说过这类问题。戴煌在一份材料讲此问题时写道，看到家乡干部违法乱纪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非常气忿，在火头上讲了一句：“万不得已，我们的党就应该号召有良心的党团员起来组织革命委员会。”戴煌同志在问题得不到解决时，一怒之下讲了这句气话，并无实际行动，不能以此得出结论，说他要组织“第三党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和党抗衡，以此定罪。
(3) 关于戴煌“认为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都把自己神化了’，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的问题。
对此，戴煌在申诉中提出，“我从未像结论(第一条)所说的那样”，“事实上，在打算给中央的那封半途而废的信件草稿中，我只是写特权阶级的胚胎已经形成”。我们对此问题进行了复查，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万言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在这封信中，我着重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逐渐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统一的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我们认为戴煌的申诉基本上符合事实。戴煌并没有像结论中所写的那样，“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戴的“万言书”中只是说：特权阶级是存在的，主要是指作为“全国统一的特权阶级的胚胎正在形成和发展中”，但还没有构成全国统一的特权阶级。戴煌下这个结论的根据，主要是“万言书”中列举的一些干部特殊化、违法乱纪的现象。特权阶级的胚胎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在全体干部中占多大比重?据他在1957年10月的《自我检查》交代，有这种问题的“农村中的坏干部的数目大约占总数十分之一二，也就是大约有三十万到六十万之多，他们除杀人放火以外，几乎无恶不作”。具体地说，戴煌所说的“官僚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或“特权阶级的胚胎”，就是指大约占全体干部十分之一二的有严重特殊化和违法乱纪行为的一批坏干部。至于第一条结论中所举“逢迎、拍马、唯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各个角落”、“以致全国每个角落，哪里没有黑暗的深渊”的问题，和戴所说的“特权阶级”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各地区、各部门都有一些人(十分之一二)不同程度地有些类似表现，并非说全国全党都如此。显然戴煌所反对和仇视的是他所认为的一小部分有严重特殊化和违法乱纪的坏干部，而绝不是党、毛主席和各级领导。固然，他把一些干部生活特殊化、违法乱纪现象概括为“官僚统治阶级”、“特权阶级”、“今天国家矛盾的根源是神化和特权”，是有问题的，但这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应该批评教育，不应作为划右派分子的根据。
这个问题主要指戴煌对人代会、党代会代表产生方式上的一些意见。戴煌在“万言书”中曾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我国人代会代表、党代会代表的选举问题，我觉得选举这些人当代表是正当的，尽管有些人是不合适的。但是，在方法上，似乎有点不够十分妥当，也就是说还有点不够充分民主的样子。比如有些代表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也没有在那个地方工作过，却偏偏当上那个地区的代表，这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其次，代表候选人都是中央指定的，尽管绝大部分是人民和下级干部所拥护的，但是也有个别在群众中没有威信的人。例如我们的社长吴冷西，就是这样的人。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肯定我们的党代会、人代会的多数代表是人民拥护的，选这些人是正当的之后，认为选举方法上“不够十分妥当”，不应当由中央“指定”和“摊派”，他主张“真正民主地由下而上地产生代表”。结论把这些意见概括为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对的。就是结论第四条中摘引的他检讨材料中那些主张，多数也是宪法规定的。因此，根本构不成他“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自由”问题。
结论说戴煌“把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说成是‘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万言书”中指出，在基本建设中，有人为了骗取荣誉，竟不顾实际情况，弄虚作假，抢进度，以致造成事故百出，质量低劣的事实后，写道：“如果是真正为人民负责的，而不是表面为人民服务的人，就会踏踏实实地、兢兢业业地去完成百年大计，绝不发生今天的许多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来。”戴煌在这里讲的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不是社会主义事业，而是指那些为了骗取荣誉，搞弄虚作假，造成社会主义事业损失的现象。
政治结论说戴煌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信和发言中都肯定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正确的、伟大的。结论第三条摘引的一些话，都是他针对家乡的一些干部违法乱纪情况而言的。把它说成是“认为合作化后的农村是‘一片黑暗’”，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条结论还采取断章取义的办法，举出：戴煌对我国建设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的看法为例，说明戴煌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不值得自豪的”。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万言书”里写了如下一段话：“我们今天能够建设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长江，那是在全世界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并不是在首创精神方面已经超过我们的祖先。如果说在两千年前的那种极端贫困和落后的情况和条件下，我们的祖先尚能建造万里长城这种伟大不朽的工程，而我们今天还不能改造黄河的话，那才奇怪呢!当然，比起过去若干腐朽的帝王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用尽所有美好的字眼来夸耀我们也不过分的。但是，我们所称祖先，首先是我们历代的劳动人民。他们在那种千层万叠的重压下，那种极端贫困、痛苦和落后的条件下，还能够不断地以无比的创造性的劳动为我们的祖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争得了许多的荣誉，这应当值得作为后代的我们所永远崇敬的。正因为有了我们的过去，才有我们的今天。……因此，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是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戴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肯定的，如说，“比起过去若干腐朽的帝王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用尽所有美好的字眼来夸耀我们也不过分的。”这就是说在他们面前是值得自豪的。戴煌说不值得自豪，不是指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是指比起我们历代的祖先劳动人民在困难的条件下，以创造性的劳动为祖国在世界人民面前争得了许多荣誉。戴煌这样写的立足点是在于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不要老和过去比，而要和世界先进水平比。
戴煌在“万言书”中和《瓜不熟不甜》这篇文章中，对新闻工作确实提出了许多尖锐批评。认为我们的新闻报道不实事求是，“片面夸大、过分渲染，甚至是盲目的吹嘘”，“报喜不报忧”。戴煌在《瓜不熟不甜》这篇文章中，写了如下一段话：“我个人觉得，我们是人民的记者，革命的社会活动家，我们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才能无愧于这些光荣的称号；在不违背党和国家利益的原则下，我们应该秉持自己的主见，该说就说，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不能由于某种原因而顺风倒、随大流。俗话说得好：‘不为有利而为之，不为无利而不为。’为与不为，在于正当与否。……我们说话要有分寸，不要言之过早，言过其实；只有把长熟了的瓜捧在手上才能说这是甜的，而不能把生瓜硬说成是熟瓜，把酸杨梅硬说成是甜葡萄。否则，在人民的眼中看来，我们可能不是革命的宣传家，而只能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
这些话本来是正确的，而结论的第五条断章取义，把一些措词尖锐的话摘出来，作为反对党的新闻政策的依据，显然是违背原意的。
戴煌对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的看法，如认为“赫鲁晓夫怀着个人情绪攻击斯大林”、“苏共中央领导人在争权夺利”、“苏联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新殖民主义”等，不仅为以后的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就是在当时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所谓“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生动摇”之说，是根本不存在的。
关于结论说：“抬出了列宁，列宁也不一定对。”这在事实上有很大出入。实际情况是，当时有人在议论苏联情况时说，赫鲁晓夫过去高度赞扬斯大林，现在突然把斯大林贬得这么低，谁还能再相信他的话呢?他现在抬出了列宁，到时候又会说列宁也不一定对了。戴煌赞同这种说法。这是对赫鲁晓夫的反复无常的市侩伎俩的揭露和抵制，并非如结论所写是贬列宁。
综上所述，戴煌同志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冒着风险，光明磊落，把他在城乡中看到的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进行反映，讲了一些人想讲而不敢讲的真心话，对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意见，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的表现，应予发扬。戴煌同志由于思想方法片面、偏激，确实也说了一些错话，应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1957年反右时，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四同志，因所谓“有组织地进行反党反领导活动”，“企图篡夺解放军分社的领导权及篡改其政治方向”等，被定为“反党小集团”。实际情况是：
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从解放战争开始就都搞军事报道，后来又调到一起工作，相互认识早，关系好些，时常在一起闲聊、议论和交往也多一些，是正常的同志关系；他们在一起议论的如对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有反感，对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看不惯等，总的出发点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根本谈不上是反党小集团的活动。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适于公开的军事报道比战时报道相应减少。当时军事组(后来改建为解放军分社)的同志就和平时期军事报道怎么搞的问题，在会上会下有各种议论，戴、李、韩、路也表示了自己的想法，有的认为要加强我军光荣传统的报道，有的觉得要学些外文，便于研究外军资料，也有的想改行，认为军事组用不了那么多人。这本来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研究范围内的问题，却给扣上“企图篡改解放军分社的政治方向”的帽子，显然是错误的。
1956年在酝酿成立解放军分社的过程中，对军分社领导人选，组织上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也有过议论，戴、李、韩、路当时对个别人选也公开或私下讲了自己的意见，不管这些意见对与否，在酝酿过程中都是允许的，不能得出“篡夺领导权”的结论。
因此，把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四同志定为“反党小集团”，是错误的，应予改正。
根据中央1978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和中央1957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六划”、“六不划”的标准来衡量，把戴煌划为右派分子，实属错划，应予改正，并恢复名誉，恢复原级别，恢复党籍，分配工作。军籍问题可根据有关指示精神解决。
中共国内部内参组党支部
来源：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学林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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