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15 作者：中央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整风小组整理
中央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整风小组整理右派分子谢光（原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在历史上一贯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在立场问题上曾犯过多次错误。在1955年的第二次镇反运动和内部肃反运动开展以来，特别是在整风运动中曾发表过一系列的右派言论。现将谢光的主要错误事实整理如下：
1、否定第二次社会镇反运动的必要性：
从第二次镇反运动一开始谢光就抱着反对态度。他歪曲事实地说：“1955年6月召开的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对镇反运动的部署没有根据不同地区提出不同的要求”，他认为“东北、华北是老区不能同中南、西南一样要求，公安部不但不考虑这种情况，反而批评黑龙江、辽宁右倾。”意思就是说，当时不应该反黑龙江、辽宁的右倾情绪。他认为“1955年9、10月两次20个省、市公安厅、局长会议上，提出的提高质量的三点要求：①反革命犯要多，刑事犯要少；②现行犯要多，历史犯要少；③减少错案和可捕可不捕，第一、二两条要求是三观的”，这实际上就是说没有那么多反革命，也没有那么多现行犯，何必要搞镇反运动。但对于全国第七次公安会议，一直是抱着抵触情绪的，认为第七次公安会议“夸大了敌情”。在那次会议上根据各地调查摸底的结果所制订的镇反计划以及各项业务工作指标都是“从主观臆想出发的”。
2、夸大二次镇反的错误，认为中央及公安部对二次镇反的指导是“左”的：
二次镇反运动开始时，四川劲头很足，积极行动，谢光反对四川省集中搜捕5万人的正确措施，曾提出要领导上不支持这个措施。领导上否定了他的右倾观点，并请中央批准通报了四川的报告。谢光不仅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到处散布说：“通报四川的经验在全国的影响如何，值得检查”。以后又歪曲事实，说“据西山省委报告错捕、可捕可不捕的约有20%。也就是说，有一万人需要释放。放了以后在清案中检查，不算以前的还有10%几的冤案、错案和可捕可不捕的案件。”他这样说法就是将四川省的缺点错误前后加到一起夸大成30%。而实际上四川省委的报告说的是在已捕的人中有10%是可判三年以下徒刑的，真正构成缺点错误的只有10%，其中可捕可不捕的占7%，真正错捕的仅占3%。谢光还认为公安部“对第二次镇反运动的缺点，本来早有察觉，就是不相信。1956年初下去的视察组，有局、处长报告镇反缺点，就不那么相信。周部长考察了几个省写了报告，办公厅还是不相信。直到罗部长经通报各地，才把罗部长批的几个字照抄下来作为批语转出去了。”他还说由于公安部“主观想象的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结果下边往往硬凑这个比例数字，把历史犯也说成是现行犯，把刑事犯也说成反革命犯。我们总结中说现行犯占60%不是那么可靠的。有些说落后话的，对合作社不满的，对统购统销不满的群众，也当成新生反革命分子加以打击。”暴露了谢光闭着眼睛在看1955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时期激烈的阶级斗争，不正视当时反革命的猖狂破坏。暴露了谢光的十分严重的右派思想。
1、夸大内部肃反运动的缺点错误：
谢光一直怀疑内部肃反运动的必要性，他说：“提起肃反，就担心害怕，搞的结果，冤枉同志，损害团结，使党受到损失。”认为全国第一批内部肃反运动的错误，是严重的，他说：“第一批内部肃反运动的错误要比社会镇反的错误严得得多”，“不能说第一批肃反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如上所述谢光把社会镇反的错误已经夸大了，又说内部肃反比社会镇反的缺点错误更严重，可见在他的心目中内部肃反运动成了个什么样子。
2、破坏研究室的内部肃反运动：
1955年研究室开展内部肃反时，谢光一开始就采取否定态度，他认为“研究室肃反没搞头，大家学习学习文件，提高提高认识就算完了。”办公厅领导上对他曾进行严厉批评，但他有坚持这种右派观点，运动开展以后他不是积极参加领导，而是抱着消极右倾态度，并且指手划脚挑剔“毛病”。运动结束以后，他毫不正视肃反运动的成绩，而是一味片面地渲染运动中的某些缺点。还不仅如此，他甚至背着组织对肃反对象泄露组织上审查的意图，并在一次会议上当着肃反中被审查的同志说：“我曾经向办公厅反映过你们几个人都不错，有些问题过去作过结论的就不必再翻了，可是办公厅主任不相信你们，批评我右倾，结果还是斗了你们。”在私下也曾分别地对当时被审查的同志散布过类似这样的论调。完全丧失了党的立场。
谢光的思想品质是极端恶劣的，他对党对同志一贯采取两面派的手法，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拨弄是非，在他尚未调来公安部前，在华北公安局结束工作时，他就在干部中拨弄是非，说这个同志可当副局长，那个不能当副局长。曾在当时准备调动的干部中造成了混乱。
他喜欢听流言蜚语，并加以广播：来公安部以前，听了一些流言蜚语，就认为公安部领导干部多是部队转业的，好训斥人，公安部老干部多，提拔慢等。到公安部以后，又向一些同志广播，起了很坏的影响。
他刚来公安部不久，就向王副主任讲过：“刘主任脾气粗暴，席主任办事拖拉，唯有你解决问题”之类的话。 但当着刘主任又说席、王主任如何如何不好，表现两面三刀，企业挑拨团结。
挑拨被领导同领导之间的关系：
谢光在负责研究室工作期间，常常挑拨研究室的干部同厅领导之间的关系。如在一次大会上公开讲：我主张某某几个科长应当提拔为副处长，可是厅里不同意，认为他们资格嫩，配不上厅里其他老处长。还说过某某几个科员应当提供为副科长，只是协理员不同意，等等。以此来拉拢干部，煽动干部对厅的不满，助长了干部的名利观点。据过去曾经同他在平原工作的孟光华同志说，那时他也是经常向同志散布这样的言论的。
他挑拨肃反中被审查的同志对厅领导的不满。在同肃反中的重点对象谈话中，他表示：我认为你没有问题，不必审查，但是厅领导上认为你有问题。并在一次会上公开地讲：我说某某几人没有问题，不必审查，但领导训斥我是右倾，说：你认为这几个好的干部，现在都是些什么人？斗争的结果，还不是没有一个反革命。
杨永恒副主任初来部时，他偷偷地告诉杨永恒说：厅里几位主任对你有如此这般的看法，使杨一直对厅有意见，今年调动时还未清除。更严重的是：杨永恒有一次批签文件被厅里退回来时，谢讲，部里有一种习气，写“呈”某主任审阅就能通过，写“请”某主任审阅就通不过，这完全是捏造和恶意中伤，把厅的领导上无端地加以丑化。
对公安部的老干部同大区调来的新干部之间，也有破坏团结的言论。他曾经公开地讲：大区调来的不见得不行，老公安部的也不见得行。大区来的现在不是都提拔了吗？向干部表示自己看干部正确，而厅里不正确，似乎他是一直主持正义的。
目无组织，自我吹嘘：
黑龙江省某副厅长来研究室谈工作时，他说：部里批评黑龙江省右倾是错误的。黑龙江副厅长是向公安部汇报，但他却以研究室主任的个人名义来否定部党组对黑龙江的批评。妄自尊大，已达极点。
1955年俞雷同志去山东开会，临行前，他把罗部长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草稿）中的有关问题，讲给俞雷。并说：“把我的这个意图向下边透一透”。这里，不仅把部长的意图说成是自己的意图，并且不自量地要别人向下传达他的“意图”。
1955年到辽宁检查工作，曾向下边吹嘘：“镇反政策45条是我起草的”。并不自量地向辽宁省全厅干部做了报告，在报告时又吹嘘了自己一套。随周部长下去，又向下吹嘘：“公安部的东西，多是办公厅写的，办公厅的是研究室写的，研究室的是我写的”。企图以此抬高身价。
在第七次公安会议的简报、记录组的总结会议上，不按照厅的意图总结工作的经验教训，反而夸扬自己说：我给杨部长写了发言稿，关上门整两天，还不是一人上字没改，照着我写的念的吗？这种表功式地吹嘘自己写作质量高的事，不时有所谈论。
仅就以上这些事实，就可以说明谢光的思想品质是极为恶劣的。他是一贯地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阶级意识。他的这种行为不但破坏了党内团结，并且已经发展到无组织、无纪律的程度，严重地危害了党的利益。
谢光在党号召整风特别是开展反右派斗争以来，仍然坚持右派立场，表现了极严重的抵触情绪。
在大放大鸣阶段，谢光十分活跃，以为这是他进攻党的时候到了，因而发表了一系列的右派言论。但当同志们的意见基本上放完的时候，他又一再着重强调干部顾虑很多：怕意见提错了，怕领导给小鞋穿，怕大会点名，怕向上反映，怕“挖底”，等等。因此，他在几次办公厅处长以上干部会议和研究室整风领导小组会议上，都借领导上要“放手让干部提意见”的口实，强调在会议上“领导不要发言，不要急于批驳，不要过早地收”。
实际上，研究室干部在整风中的情绪一般是正常的，并没有多少顾虑。谢光把个别干部在整风初期的顾虑夸大起来，反映成为一种普遍的情绪，同时又把“怕挖底”的谢光本人的顾虑，说成是大家的顾虑，言中之意，就是暗示领导上下隔阂很深，企图事先就堵住反批评的口，让不正确的言论和右派的言论泛滥。
当大放大鸣由批判部、厅转到批判研究室领导的时候，谢光又说：“对部的意见提的差不多了，但对厅的意见还没提完”，对转到室里表示不热心。同时，又以自己不好出面同干部谈话酝酿为名，退居一旁，不积极进行领导；但另方面对意见较多的廖贤金同志，则又个别谈话直到夜深方休。后来，研究室的同志刚提了两次意见，谢光又表示说：“意见差不多了”，企图收兵。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的阶段：谢光表示不赞成开展反右派的斗争。在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后，仍仍然认为：“党内不应当划左、中、右派”。“在党内反右同在党外反右，是两码事，不要混淆不清，不要联系起来。”“尽管是错误的右倾的意见，也不要过多地批驳”，应当“吸取其合理的内核”，免得“伤害其积极的因素”。
当研究室领导小组确定要争的时候，他又提出了许多清规戒律，主张领导要少说话；不要挖底；要按问题搞，不要按人搞等等。他说：“研究室对内外肃反不是否定成绩的问题，而是对缺点错误程度的估计大小问题。”这就是说是认识问题，并不发生立场的问题。对于办公厅领导小组的估计：“办公厅有极少数的意见是非善意的，是有些从个人表现出发的”，他不同意。总之，企图用各种办法，阻挠反右派斗争的开展。
在被确定为批判重点的阶段：尽管研究室同志在批判他的右派言论时，采取和风细雨、治病救人的方法，耐心、诚恳地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抵触情绪更加发展，检查态度很不端正。他虽然口头上承认自己有严重的右倾思想，但在自己的检查发言中则用种种手段方法加以解释，推诿，甚至对同志们揭发出来的事实，抵赖、歪曲，实际上是否定了自己有右派的观点和言论。他说：对镇反的右倾观点是1956年随周部长到广东检查工作时，受了周部长的影响，在此以前，自己还没有右的东西。实际上，1955年我部通报四川经验时，他的右倾思想就暴露得很明显了。并且在他随周部长出发时，周部长即针对他存在的右倾观点进行了几次批评。他说他的不同意民主人士右派进攻的提法，是受了耿增泽同志的影响，实际上他对这个问题的发言是耿增泽同志之先。怎能说人家影响了他呢？同时，他对自己的问题，不抓住右派思想的批判，反而把一些生活作风问题分成几十件小事，零打碎敲地逐个作解释，做说明，这样，就回避了本质的问题，削弱了问题的严重性。
当同志们开始表示要彻底批判的时候，他则四处摸底。向杨之槐同志讲：“看样子我是右派了，当成重点了”，并企图摸出领导的意图，进行对付。后来，厅的积极分子会没让他参加，整风动态34期登了他的发言以后，他一方面，表示自己错误严重，不能见人了；但另方面，则又说“领导上似乎要反过来整他”等。
上述这一系列的错误态度，说明他始终是站在同党相反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终于不能不走上自绝于党的可耻的道路。
谢光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没有很好改造自己。历史上曾数次动摇，在立场问题上屡犯错误。1943年大扫荡中他曾被捕，当时思想上产生了动摇。1945年任营政委时因住民房吵架，战士将房东殴打受到县委批评，酗酒后携枪回家不干，其父劝他投向国民党区，他表现了动摇，被找回来。1945年曾将为我们俘获的堂弟反革命分子谢光弟（51年镇反时为我处决）保释，据他自己过去交代，认为这样作是为了搞“双保险”，即他的家庭在共产党、国民党两个方面，都有了“把手”有了“保险”。1946年他在战争中贪生怕死、拒绝组织上分配的艰苦工作，要求住党校，以逃避紧张的斗争环境。1946年在当地领导土改时表面上很左，搞打乱平分，实际上斗争中农，打击贫雇农，给地主包括他家在内都分了土地，并且不经县委批准，擅自斗争了总支书记。曾因此受过留党察看两年，后改为当众警告的处分。
由此可见，谢光的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坚持右派立场，抗拒检查，拒绝改造，走上可耻的叛党的自杀的道路，完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参加革命以来，在几次紧要斗争关头上，他都表现了动摇，他都表现了动摇，最后以自杀来对抗反右派斗争，他实质上是个混入革命队伍搞个人投机的阶级异己分子。他的这一卑劣的叛党行为，不但不能阻挠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展开，相反的，会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右派思想的严重性。如果我们不坚决地批判掉右倾思想，同时坚决克服三个主义，使整风运动深入，我们就不能够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巩固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1957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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