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19 作者：清华大学, 孟昭英
清华大学、孟昭英我由於出身地主阶级，又受了多年的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和受到资本主义思想的深而且久的浸蚀，思想一贯反动，这次在整风时期，疯狂地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丑化、诬蔑了党和全体党团员，在九三学社和无线电系的座谈会上，夸大歪曲事实，在全校起了煽动对党不满情绪的作用。这些罪恶不是一时可以说得完的，引起的恶果也不是我现在所能深刻地体会的。
最近九三学社和无线电系的同志们曾有四次很诚恳地帮助我，启发我，我悔恨自己以往是以极端恶劣的拒抗态度对待这些善意的引导，我辜负了他们和对我期望着的同学们。我端正自己的态度和从内心认识到错误还是不久以前几天的事，因之我的检查非常肤浅。今天只是向大家交代一些事实和暴露思想活动。希望大家无情地揭发我的言行，批判我的丑恶思想，我此后一定继续深入检查，向大家请罪。
与钱伟长的关系，只说了大家已经揭发的一些联系，而且还为自己和钱伟长粉刷
第一、我要首先交代我与这个章罗集团在科学界的掮客，至今还顽强拒抗、不肯向人民低头的钱伟长的关系。
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是非常严重的，因之不需要钱伟长的拖陷就早已掉入了泥坑；但是因为钱伟长的煽惑，使我更进一步地与党对立，这次整风向党疯狂地进攻也受到他的一些影响。以往已经交代过而且在新清华公布的不再提了。
远在去年参加科学规划的时候，我们就相互抱怨第二机械工业部最初不参加，中途把一些项目夺取了。说他们甚么都包揽。实际这就是反对党领导科学规划的表现。幸而我们俩个不但不在一个组，而且不是在一个学部，所以没有兴起大的风浪。
今年五月回校以后，知道根据几位校长的分工，是钱伟长联系无线电系。又因为听说在讨论教学问题的时候，钱伟长是受到“围剿”，他主张的是加强基础课，减少专业课和作毕业论文，但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压服。因为我对教学的看法有些地方与钱伟长的看法相近，同时根本上对党不信任，所以也为他抱不平。回国后还没有向校长汇报就被邀与常迵教授一同到钱伟长家汇报我的教学观点。钱伟长非常赞成我的看法，认为我比他还急进，同时还告诉我说向校长去汇报的时候不要讲无线电系是培养工程师，说是工程师这三个字在教学讨论中有了另外的意思。我虽然看不出工程师这名称为什么不能用，但是科学规划时大家了解清华主要是培养科学研究人员，因之也就无可无不可。那次我也讲了一些苏联在电子学方面的科学研究和高等学校教学方面的问题。
钱伟长在学生会自由论坛第一次讲过话以后向学生会推荐我和常迵也去讲。因为我在腐朽的思想上与他合拍，他就希望我也去点火。
钱伟长认为许多学校的党里负责人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他向我讲过以下几件事情：
1．他说有一次在学校开运动会，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来了，坐在他旁边。说校长未起来与钱端升握手打招呼。他说这是因为钱端升批评过他们学院的副院长。这才真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即使校长有宗派主义，何至於表现在这样的小节上。同时校长怎会就知道钱端升批评了他们的副院长。可是我当时就信他，还说“原来校长是这样心胸狭窄的人”。
2．清华附中校长孔祥瑛是钱伟长的爱人。钱伟长对我说“不是因为孔祥瑛是我的爱人，凭良心说她这校长当的不错呀，可是就是因为附中里连一位党员也没有，学校里办事都会把附中忘了，没有附中的份。现在来了一位党员副校长就好了”。我想由知道附中情形的师生们驳斥他这种说法吧。
3．我自己一个很大的错误是认为有职无权，认为党总支不和我商量而是在背后指使党团员。关於这一层我以下再批判。我向钱伟长讲过这话后，他就讲费孝通在民族学院也是如此。费把民族学院党员副院长的事记下来，跑到统战部长那里告了一状，要求辞职。后来统战部长到民族学院指着副院长的鼻子大骂了一顿，从那以后那副院长就老老实实听费孝通的话了。
我们知道费孝通是怎样的人。这样告状就不是一种团结——批评——团结的态度，何况所告不见得是正确的事实。要“党员老老实实听话”实际意味着不但是排挤党，而且是要党受他的指挥了。可是我听了认为很对，我以后也要这样作。
此外我与钱伟长讲过我们学校党委对於“放”没有决心。党委不布置工作，党团员不带头，处处被动。我现在明白这是一方面让这些毒草长出土来再拔它，另一面则是锻炼群众的独立思考能力。
无线电系总支书因为整风时期非常忙，给我和常迵写信说请假一个月，不参加系里的行政等会。我们认为是他对整风有情绪，态度不端正。我向钱伟长说过。他说“你向党委会告他去，就是要整他这种态度”。
关於工程物理系拨过来的150名学生的事，我从来没有和他个别谈过。关於学校的体制和科学研究体制等也从来没有和他谈过。这就是我与钱伟长的一切联系。一个犯了严重的错误的人有没有悔改的最初步和最起码的表现是看他是否把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特别是和错误更大的分子的行动全部交代出来。只有如此然后才能谈到检查思想，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不必说是行动，一个人的思想都不可能长期隐瞒，它必定以各种最顽强的形式暴露出来。能够欺骗蒙混群众於一时，绝不可能欺骗蒙混群众於一世。钱伟长现在仍然在顽抗，但是我相信他终究有被人民挤垮的一天。我再说一句，我与钱伟长的反党反人民的言行只有这一些。大家不必现在轻信我，等一些时候必定有一个水落石出的日子。到那时就可以判定我是全部交代了，还是现在仍然是在欺党欺人民。现在不交代，到那时就更不能也不应该得到人民的饶恕了。
我与他的联系少，是因为第一，从我回校以后时间很短，一共到他家去过三次，同车返校一次，在常迵家里一两次，和在学校路上遇见过几次谈过几句话；第二，我的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使我单枪匹马地向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了，不必等待他的更多的耸动。假如时日长久，可以想象这种不契而合的联盟会发展到甚么地步!
抽象的说对党对社会主义有抵触，实际上不但不检查整风中活动的动机，反而仍然借题进行反攻
整风期间我在不同的场合说过无数的反动的，煽动性的，恶毒攻击党和党团员的话。现在没有时间一一地去批判这些极端错误的言论。实际这些只不过是我不敢告人的长期闷在心里的真心话的一部分。现在我把这些毒素暴露出来，请大家来帮助我寻找思想根源，以免以后它再在暗地里蔓延，将来遇到机会再毒害别人，焚毁自己。
第一，我对於党有极端恶劣的错误的看法。
解放前，我诬骂共产党是杀人放火的党，这就是反动阶级才有的看法。不可原恕的是在解放以后看到了党的军队，党的干部和党领导的工作以后，不得不改变杀人放火的说法，而改变为在共产党下没有“真正的”自由和民主也就是反动的绝对民主和自由的看法。解放后我已经不敢明目张胆地讲这些话，但是我用隐避的方法推行我的看法。最初是影响我的儿子，告诉他不要随着人家摇旗呐喊，人云亦云。也就是骂他是木脑袋。在我的影响下，他长期不得进步。只有当他离开了我的影响以后，得到党的教育，才进步了，现在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我另一儿子也是争取入党的团员，一个女儿也是光荣的共产党员。因此我在我的家庭小范围里这些毒害思想没有蔓延的园地了。对於别人，这些话更不敢讲，但是这思想一直地潜存在我的脑海里。人人热烈地拥护党，我把这些人，有的看成是盲从，有的是假积极，落后的是和我一样，不敢说真心话。我认为党是一个统治集团。固然不能不承认它是领导人民建设了祖国，而且肯定有成绩，但是我认为如果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人民会更积极自觉。这就是我所谓思想暗流的一部分。
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论登出来后，人家告诉我，我看了以后，感觉很对头。以后反批评出来了，我未敢讲。后来有人出大字报说我同意这种看法，我还出大字报去反驳。同意党天下这话我是对任何人也未说过，但是心里是同意的。师召同志的信登载出来了，我心里想，在转风之后，竟然有这样有骨气的人敢说“实际上，谁不知道，不论什么事也不论事大小，党员说了就算，别人说了全不算数。”我心想这才是人人心里的真心话，又想这回师召等着挨整吧。果然不久出了不少驳师召的大字报。我想这不完全证明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吗?
请看，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是这样带着有色眼镜看一切事物的!
党必须通过党员联系群众才能执行党的政策。代表党的利益，也就是人民的长远利益，推行党的政策是“党员说了就算”吗?是“别人说了全不算数”吗?不久前我向学校提出修改即将动工的无线电大楼的意见，学校立刻就接受了，没有算数吗?
关於自由我以后还要讲。不过在这次反右派斗争里就可以看出在我们制度下是多么有言论自由。假如我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说了象我最近所发表的这些是以危害它的基本制度的话，那可以肯定我是要带上手铐脚镣投入监牢的；而我们现在到是用群众说理的方式，耐心帮助启发的方法来教育。我们才真正是有言论自由的。
因为我极端错误地把党看成一个统治集团，认为即使这统治的目的是为人民的好处，因为没有充分的民主，好事也办坏了。又认为愈是低级干部水平愈差，所以就毫无事实根据地说乡村里抗旱打井，许多塌陷报废，劳民伤财，引起人民不满，若有外力，就会引起暴动等话。这是多么反动透顶的话。农村工作是有缺点的，但是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资料证明在大灾荒之年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农户收入有了增加，收入减少只不过百分之十。人民怎么会有不满?不满的只是那些地主阶级和与地主阶级同立场的人。这就是我的丑恶的地主阶级出身所沾染的思想意识的表现。
我既然对党有如此诬蔑的看法，就处处与党员闹别忸。在系里如此，科学规划时和党员小组长如此，在电子学研究所也是如此。总是认为党员是统治我，监督我。以往常迵是接近党的，就与他相当疏远。从这次回校以后，我立刻发觉到他是说真心话的人。我就一切思想都向他讲，系里一切事情和他商量。原来他是已经被钱伟长深深地拖进泥潭的人。
以我的丑恶历史和一贯的反动立场，党还使我担任这么多的重要机密性的地位，正如常迵先生所说，世界上电子学界也少有。我是有何德何才配作这些事呢?实际上党过份地信任了我，这次整风里我的表现就是铁证。我总感觉校长以阶级异己分子看待我，从来不称我为同志。我不是阶级异己分子吗?我配得起被，不必说校长，甚至一个工会会员称我为同志吗?党这么样对待我，我却如此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如果不痛自悔改，果真是自绝於人民!
第二，是我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抵触情绪。
三反思想改造的时候，我激於群愤和天良，对於敌我稍微有了一点认识。以后不真诚地改造自己，只是学了几个新名词，仍是满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是骄傲自满，认为改造好了。抱怨党把旧知识分子实际是认为把自己的政治思想估计太低了。大家来看看我有一些甚么样的澈头澈尾的资产阶级思想吧。这些也是我不敢向人说的真心话。
首先是情绪上不对。我们进行的伟大的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不能不承认，但是没有应有的高兴和热情，总是与美帝国主义比我们还差多么远。但是对於我们建设事业中所发生的偏差、浪费和错误，则用一种不正确的看法去恨，而且夸大宣传。
相反地，对於资本主义道路上的罪恶只是口头上和字面上认识，但是没有应当有的痛恨。可是对於美帝国主义工业上和科学上的优越的地方则有不正确的欣赏的情绪。
实质上这种情绪是一个立场的问题，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记得作科学规划的时候，住在西郊宾馆。听说这个宾馆的服务人员就有200多人，认为效率非常低。希望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这当然是好的，但是我则想到如果是私营的，老板一定不会容忍有那样的浪费情形，甚至想如果有私营的旅馆一定会把这国营的挤垮了。
又如见到报纸上说因为我们对收藏、保管、运输粮食没有经验，有时就霉掉若干万斤。痛恨毁坏了粮食是好的，但是我则想到如果是一个私商老板经营一定不会有这么大的浪费，甚至於想私营是剥削，国营是浪费。我甚至於想国营事业虽然没人剥削人，但终竟是一种垄断，因之进步很慢。假借竞赛之名，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复辟的思想作崇。
诸如此类的思想很多。
我几乎从来没有想到过若是走上资本主义是使六亿人民走上被奴役的道路，我没有想到过解放前人民过的是甚么样的生活。上一次李永禄同志的发言使我很受感动。为甚么我没有一点人民的感情?
人大会上周总理和许多其他的报告里有无数的数字证明我们几年来的成就是如何伟大。它不仅与国民党时代没有方法比较，就是与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时期比较，也胜强他们。更不必说这同时没有人剥削人的关系。这不清楚地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但是资主义思想迷了我的心窍，使我有以上种种的反社会主义的看法。
这些资本主义思想如何反映到我对於教育的观点，我还未检查出来。没有疑问这种思想也一定是以顽强的隐避的方式表现出来。
把问题归结为“绝对自由”，“绝对民主”，主观片面，骄傲自满，极端个人主义和性情暴燥，想在这些帽子下掩盖他反党的动机
我之所以有以上这些错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看法的思想根源，根据我这几天的检查，初步认为是我有“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的错误看法。同时自己异常主观片面，骄傲自满，加上极端的个人主义，脾气暴燥，拒抗学习改造，就在三反思改以后逐步倒退，逐渐演变到今天这种堕落的思想意识情况。
这可以用我最近在民主德国看到的他们的知识分子改造的情形时，我的思想活动来证明这一点。我很欣羡德国对於大权威教授的尊敬。由於民主德国所处的特殊环境，不能够对这些旧知识分子用比较急进的方式进行改造，我对此就很感觉兴趣。
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的人都勇猛地迈进了社会主义，我们的知识分子还是改造的不够快。知识分子晚改造一天，我们的建设就要受到这一天的损失，而我还在开倒车。因为自己不长进，我的毒素就浸蚀了许多人。社会主义事业就被拖着向后退一点。但是人民经过这次运动眼睛会更亮一些，大家不会再受到迷惑，而是要推动建设的车轮向前进，只有自己被遗弃在他人踏平的道路的旁边，作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有这样的思想根源，有这样的极端错误的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看法，我的一系列的言行，特别是在整风期间表现出来的恶劣行径就容易明白了。
自己自外於党就是自外於人民。主观猜疑，认为党对知识分子是临时利用。认为是要取而代之。这是多么可耻的想法!为甚么不自己照照镜子，为甚么不想想党付给我的责任是多么重要。对於自绝於人民的人是应当，而且必须取而代之的。党能让我这样的阶级异己分子占据着科学上的要津吗?
至於有职无权的说法，上次会上有许多人提出，而且以前有人就曾经指出，我是一贯用家长作风办事，要个人专断独行。这样的人怎么会尊重党的领导呢?我实际是与党在争领导权，是想把党压下去。这次回校以后，我“积极”地修改基建设计和修改教学计划就是和党总支争领导权。有了这种思想即使执行的事是对的，实质也是错误的。我此后不但要接受党的领导，而是要争取党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才能在工作里得到改造。
关於从工程物理系拨过来的150位同学的处理也是完全未站在人民立场看问题。这次全校各系同学对於毕业设计都有意见，惟有无线电系是因为作毕业论文就意见不大。将来要是有几百人作毕业论文就没有法办，因此竭力向外推。我就没有考虑祖国是如何急迫需要无线电学方面的专家，怕将来麻烦落在系里，不负责任地向学校推。特别是在那个时候，起了推波助澜兴风作浪的作用。稍微有点合作精神也不会采取那样的方式。
我十分惭愧和悔恨自己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性。除了三反思改后我参加过九三学社的组织活动，以后我很少参加组织生活。整风后忽然活跃起来显然是想根据自己的意志去改造客观世界。我在几次座谈会上煽动同志们的不满情绪。不怪有些人控诉我，恨我。他们是受了我的骗，上了我的当。资产阶级思想是毒恶的细菌，要不消除罄净，定随时可以传染害人的。
由於党信任我重用我，我的话在群众里也发生了非常大和极其不好的影响。同学们最初是惊愕不满，后来醒悟过来了，对我愤恨并且立刻参加了斗争。有同学在我门口贴大字报，说“我们要的是人民的科学家”。这几天看了，我是多么惭愧。我那里是人民的科学家。要想当人民的科学家要首先是人民!我连这一点都未作到!不回到人民队伍的人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反动的思想是可以发展到反动的行动的，我能自绝於人民吗?
前天晚上管1，2班的几位同学还亲身送一封信给我，督促我好好地交代和检查。他们说是我的学生，我是他们的老师。我深深感觉到不配作为他们的老师!
星期日我几个孩子回来对我进行帮助。我们讨论分析的结果，认为我肯定是右派分子，他们问我说：“爸爸，你甘心作一个右派分子吗？”我是右派分子，但是我不甘心作一个右派分子!我愿意革面洗心，脱胎换骨，使我的思想里社会主义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并且逐步巩固起来。我愿意回到人民的队伍来，我恳求大家允许把我留在人民队伍里，再察看我几年吧!
1957年8月19日《新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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