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19 作者：杨克成
杨克成我越来越感觉到，罪恶是不可弥补的，对组织、对工商界、对党，只有低头认罪，对全省人民也只有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斗争中得到彻底改造，才能挽救过来，我感谢大家的善意帮助，将来开省人代会时，我要认罪悔过。
在政治生活中如果脱离了组织领导，等于死了一样。我很珍惜政治生命，我珍惜我的前途，现仍感到，和大家一道过社会主义是有信心的。
目前，反右派斗争是一个关，是滑不过去的。只有下决心认错。问题在于自己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也感到在思想上很复杂。这一问题很艰苦，如果在此次斗争中不能在思想上真正接受下来，就是自己骗自己。将来会再犯错误，透过思想真正接受，挖掉错误根子，才是正确的办法。
有些特别重要的事，希望领导小组加以调查。例如对赵家桢的谈话，我和博生同志建议过的。我感到认识一个问题，认识它的错误，错误的程度与看问题的角度和觉悟水平分不开，是逐步提高的。以目前水平来说，对一件事的记忆，检查它的错误，是越想越多，所以，对于错误材料的检查我是永远不关门的。我不肯笼统先下断语，再找细节，希望大家多提意见，我的要求是诚恳的。当我在统战部发言后，有了反批评，当时我毫无认识，竭力反驳，后对吐苦水三字感到错了，有错就认错，但只是从字面上加以修改，后又感到不是用词问题，就进而揭发思想根源，是逐步深入的，然后又把其他发言联系起来看，思想根源才在脑子里清出来，我是拉着社会主义，实质上与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是对抗的。此时，感到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在此以前，从全国反右派斗争展开后，揭露出危害性，才感到右派思想对国家危害性有那样大，这是毒瘤，如不拔掉，则妨碍了社会主义，自己想来，也是毒瘤中一个因素。必须清除，非自我斗争不可，非请大家帮我割掉不可。
在目前情况下只有实事求是，水平达到什么，我就用这个水平来说。
我检查，我在鸣放中态度之狂妄到了极点，已经是心目中没有党了，是以一种嬉笑的态度来对待军管会的问题。我又反省到在省委统战部对郭省长所提，说：“郭不是不知道预算内容，如真不知道，是官僚主义，但他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的，郭省长那样处理会场是太见外了”，对领导采取了这种傲慢态度，是自视太高。我对李铁亚的批评说，他对民建工作责任心太差，是可以批评的，但说到财经工作，我曾说：云南财经工作那样糟，李铁亚要负责，他从来没有问过我一句话，没有征询一下我的意见，我在云南混了一二十年，总略懂一些，这样又是把自己的身价抬高了，我竟这样否定了李铁亚同志的成绩。
省人委55年的预算，材料不在手边，信口就说。而且还直接批评了党报的社论，心目中并不是不知道党报是代表党的，但我还是直接批评了。当然，批评不是不行，但是夹杂了自己认为，预算到了年底，工商税未完成，社论中就来催收欠税，又要自查补报，这是片面性。我对这件事并无确切把握，就随便批评了。
购买政策上，我批评了人民日报社论，如真有把握，真有所见，人民日报社论也不怕批评。赎买本领的问题，在我已是思想上解决了的问题，看到李康年的东西，又拿了出来。
对我二哥的问题，引用到忘恩负义字句，是由于听到李一平话后，正符合我的意思，我有这个思想底子就接纳下来了，足见我思想上对党的领导，根子上是抗拒的。在这一段时间中，我竟发展到这样程度。为什么？想来非常痛心。因为从全行业合营之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公布后，特别是今年，党对于我，接纳了我不少意见，给了我很多照顾，答应了很多要求。但对我这样好，反而助长了我心目中看不见党，一天一天嚣张，得寸进尺给了一点颜色，反而越骄傲，气焰越不得了，实质上就是一个对党进攻的态度。前昨两天大家的帮助提醒了我，深感我的狂妄是不能容忍的。
深感解放前后，我的思想实质是丑恶的，面貌是丑恶的，我的家庭和我的商号作了不少恶，大家指出了这么多事实，我确实应当反省，家庭的罪恶，永昌祥的罪恶和我是分不开的，有些直接与我有关，我不能辞其咎，有直接责任。特别是白族问题，在下关、在喜洲，尤其我二哥，我也很知道党对他是仁至义尽的，以他的行为、罪恶，怎能保存到今天，我只是抓了一、二点，说成他是进步的、有功的。党对他如此关怀照顾，我还不服，很不应该。现在要谈的就是政治目的的问题，比如说吐苦水有煽动、挑拨性，后果就是算倒帐，我应如何老实地交代这一个问题。但我自己问自己常常把我问倒，如何答覆，为什为要说吐苦水？目的何在？企图何在？6月1日报上登的，我也有思想斗争，究竟对党整风有什么好处？如果我是下决心挑拨了、煽动了，应该是什么情况。但回想一下，确实没有。那时思想动机要提出来是看不见的。6月1日发表后开始向同志问，工商界有反映没有，特别问有无相反意见，我还是考虑着它的后果。另外还有一个思想支持我，这些话即使是落后了，会有一部份人要求这样讲的，我以为这是合理要求，就暂时落后一下吧！
6月2日对赵家桢所谈，是感到在工商界如民建会员带头说这样话会有不好结果，但仍然叫他不要在小组外谈，思想上仍然以为他思想上有疙瘩，可以反映，未警觉到即使在小组谈仍有煽动性。到反批评越来越多时，警惕才高起来。10号以后，已经有人来问退税，我才感到恐慌了。14号准备在省委统战部谈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已经感到含有阶级斗争了。所以我自己检查这一问题，煽动、挑拨在当时并未形成目的。
护照问题、逃避资金问题，我爱人今天提醒我起义前几天，严则馨回来一次，接他爹走，不肯走，这是一个新材料。是不是会由于受到严则馨鼓吹才取护照呢？但取护照又是在她回来以前。又如派严则中去香港卖大锡，他是在淑清同志去港的前后一起去的，家眷也去了。严懋成解放后去瓦城，顾象安却又没有一起去。在这些回忆中，感到家中有矛盾。今天检查得出的，就是我大哥不要我固执的这一心情下交给他相片的，我在这个问题上曾苦想了很久。
关于上坟提到鸿兴源杨丽东的事，我说杨在出事时，我曾做过一些反映，后来受到很多批评，我对周保中说，当时那样反映错不错？周的答覆并未说我有错无错，只答称有问题可以说。而我有没有错呢？有的，杨丽东在下关、喜洲都有金子，甚至在汽车间下面都挖出若干大头、半开，他没有告诉我，甚至他准备交税的钱再买金子，我都不知道，和尹嘉成谈时，还认为自己并没有错。这在思想上就是一种腐朽感情。在这一问题上我曾批评很多同乡人说他们感情不够，实质上是我的腐朽感情浓厚作怪。这是我严重的，经常犯错误的根子，即在处理家庭问题上也如此，在这些问题上丧失立场。
我说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基础是什么，我发出了怪论“要有利可得，在经济利益上有共同之点才谈得上联盟”，并以重庆永昌祥为例。今天看来，这是什么思想？把高度政治原则性的东西庸俗化到有利可得的基础，这提法不仅怪，也表现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
交代一下我是否曾对小组长说过收集谈苦水的情况。14号晚上未召集小组长会，我也未和小组长作什么交代。但云南日报登了一篇我颠倒是非的消息，白天详细看了内容，感到我原来所谈的材料不是直接来的，而是从宣教处会报得来的，应加以对证。因此曾到组上找了糕点公司那组反映这事的同志去对证材料。我说完话就走了，当时也可能组上有人问今天晚上谈什么，我说已有布置了，当时经过是如此。组织生活的布置，由6月1日到15日，两次都有提纲，回想是如此的。也说不定在哪里和别的小组长说过什么话没有。
还有，在各学习单位有联系的问题，如说我专门在那里收集什么反映，这是没有的，因为会内有会报。但与我的家属，如湘成，我爱人，一谈学习就会问到谈了些什么。讲习班就未问过什么人。其他学习单位，难免没有碰到一两个人问问。可能有。至于说有意布置，无须嘛!
(交代至此，与会者对他这种狡猾的极不老实的检查，激起愤怒，纷起斥责，叫他停止交代，并责令他端正态度，限期另行交代。)
来源：《批判杨克成反社会主义思想专辑（第二册）》中国民主建国会昆明市委员会宣教处、云南省工商业联合会组织宣传科1957年8月15日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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