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20 作者：云南大学, 李景煜
云南大学、李景煜鸣放以来，我带着极大的抵触情绪，如所有大大小小的一切右派分子一样，对党进行攻击，由言论到文章，由文章到行动，在小组学习期间，就没有帮助党整风的良好愿望，是从仇恨报复的立场出发，嘻笑怒骂，得意忘形，及至发展到“民主墙”时期，更把那些小组会上说过的反动言论写为文章，在“小小民主”上及单独刊登，这些文章当时在全校内起到极其恶劣的影响，这里只交代大民主的活动：
自从六月四日起以后的一个星期内，我一直没有午睡，每天除上课外，几乎都在杨有赓寝室里。六月七日午饭后，我在楼上正看稿件，黄鹤（按：即朱绍忠）推门进来，我当时还未认识他，他先向我介绍姓名后，我通了名，他又问我他的稿子是否用?我说：“即时准备出刊了。”他问：“‘反动集团真相’里的老李，是否就是你?我想一定是好的。”我说：“你猜着了。”他说：“我是物理系去年提前毕业的，后来裁员又叫我回来读书，家庭环境困难，真使我气愤？”我说：“你的文章我们看过了，当时还说是一位教师，因为所反映的是教师中的部分情况。”他说：“不满意的人多得很呢？胡永文事件激起了广大同学的愤怒；多少人要求取消政治课。”我说：“学生科私设公堂，审讯学生，违反国家宪法，真是违法乱纪，迫害学生，似乎学生还没有什么自由？多少人因肃反苦打成招，包袱沉重，几乎不敢说一句话，这回可放出来了？”他说：“我们已约好了十多人想来一下罢课，就以胡永文、陈玉伟事件为主，用‘最后通牒’形式向学校提出，限24小时答复，否则罢课，你看怎样?条件我这里已拟好了。”说着拿出一小张土色印参考资料的纸递给我，上面未列号数，计有㈠撤销迫害学生的学生科；㈡撤职查办学生科长；㈢学校应向胡永文道歉；㈣学校应向陈玉伟道歉；㈤立即惩办学生科失职人员；㈥要交通厅向同学道歉；㈦取消政治课；㈧改善学生生活；㈨以上问题限在24小时内答复，否则即行罢课。我说：“加一条销毁肃反档案，政治课是否可以改为‘选修’?其余我都无意见。”他说：“这还只是草稿，由我再加以整理一下，你们这里能约到多少人?”我说：“‘小小民主’的人都会参加，班里我看约一下。”他说：“窦尔墩是那个?”。我说：“是姚忠，他当然是积极分子？”他说：“好吧，有事再商量。”就走了。
当天下午，我为了一张要求撤职查办学生科长的大字报约人签名，以为试探。首先我认为杨（有赓）、姚（忠）、朱（慎言）、张熙是绝对赞成的，念给杨有赓听后，写了他的名字，又写上张熙名字，出门来碰上秦安荣，就叫他看后签名，并且告诉他：“如果不答复，就公开发动一个签名运动去法院告他？”秦说；“什么我都赞成？”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果学校拖延不答，群情更为愤激时，就抬一张桌子在“三好”墙报前准备纸、砚、贴一张大字；“要告学生科长的请来签名？”不分班级男女，定会有很多人参加。我以为赵开勋对肃反搞了一下是有意见的，他可能会签名；邱钟仑也曾在班上一再不满，被人看做落后分子，如姚忠所说的他是“两头蹋”，也可能参加。但两处都碰壁而回。老朱（慎言）算是签了名；邓厚安、刘俊才、江家立向来不干冒失事，性情稳重，不会参加；李质彬更不会；赵族平正在卧病；李远名则闹个人情绪连会也不开，也不会参加；张英志连稿子也不写；龙开铭又早就被整了的，就不再去找这些人签名。转出遇到张熙，通知他时，他说：“我又不是你们一个小组，我不干啰，不要写我名字。”我说：“是否连小小民主也不干?”他说：“不干啰？”我说：“好，给你涂了。”上楼后就将他名涂去，他不放心，还追上楼去看。为此，连姚忠名字他不敢代写了。当时邓振寰及某一同学在搞学习，我又问他俩，那个同学签了名，被邓劝阻又撕去。我当时一则说他们胆小，一则也不想再贴出去，但既已有几个答了名，也只好贴出去了。这个试探，使我感到没有群众，当初我以为可靠的“小小民主”积极分子之一的张熙，也竟然退却了，为此，我曾分析过为什么他要退出，我以为可能是党员找他谈过话，知道大事不妙而退出。以后，我曾两次对杨有赓说，一次对姚忠说过这是为什么。杨说：“各人参加鸣放目的不同，他的不满在于黄惠焜，目的达到自然退出。”但我仍不相信。
八号早上，木芹等揭发了我的四点，当时我是想到同医生的谈话的，但却不是这样简单明了，而且没有“撤换学生会干部”一条，同时，从全校看还正处于高潮，就在我班也无非略有缓和而已，又在我所发表的文章及发言上都没有这几条，只说过撤职查办学生科长，更正苦打成招的肃反档案，而没有撤销学生科及销毁肃反档案的根据，因之来一篇“小民伸冤”，大肆叫嚣，鼓动群众。下午正在抄写时，姚忠进来后不久，黄鹤进来，杨有赓也起床了，姚忠坐在当门，彼此自我介绍后，黄问：“稿件怎样了?”姚指地上说：“已抄了。”杨即去开会，黄先向我丢个眼色问：“床上是谁?”我说：“不要紧。”当时我以为邓（振寰）是一个不管闲事的团员。黄乃无顾忌的说明自己是个落后团员，时常挨批评，又将身世处境介绍了一遍。姚忠喜笑颜开，放下书本倾听。黄谈到他已约好十多人来一下罢课示威，把事情搞出去，但嫌人少。我说：“毛主席说过连小小民主也没有的地方，搞大民主也可以。”又说“现在是围攻我嘛？昨天班上章峰、唐嗣全干了一下，今天木芹等又干一下，还会有人再干几下的，这篇文章就是来反驳的。”姚说：“中二昨晚上也是反攻，但他们不像我们这样取得胜利，双方坚持不下。”黄说：“我们也在反攻，可见是全校性的；再要逼得紧，就罢课，把他们搞出去？”我说：“对？对？”姚忠说：“遗憾的是几个学校没有搞起来？”我说：“听说师院已搞起来了，还是学生会发纸，当然是受云大的影响了？”黄说：“师院、工学院我有些熟人，打算去活动一下。”姚说：“我已写信到医学院去叫他们来看热闹，现在还没来，大概考试功课忙，路又远，我也懒得去。”（按：姚忠与医学院的右派分子曾经进行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详见姚忠之交代。）黄说：“我今早到学生科，鬼也不在，科长大约把档案带起逃跑了。”姚说：“他不跑会被学生拉下来揍的？”黄说：“陈玉伟的控诉书是我起草代写的，还由我起草了一个对学校的十一条要求，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已有十多人签名了，你们同不同意?”（按：此草案是六月七日朱、李二人研究后修改而成，除朱原有九条之外，又增加了“销毁肃反档案”及“取消学校中党团组织”两条。）姚说：“当然同意嘛？”黄即由衣袋中取出一张写好的底稿，姚接过去看，当时二人相约，边看边走。当天我直写到下午，贴后即吃晚饭，之后就去看“宋景诗”。次日上午写壁报，老朱（慎言）来，我小声告诉他：“有人要搞大民主？”是对他怀疑而作的试探，他说：“谁个要搞?搞不得？”我就没有再说下去了。又试探杨有赓口气，他说：“我们的斗争已胜利了，谁要搞大民主就立即揭发。”这使我感到更加孤立，九号下午困倦到郊外玩。十日起班上完全缓和，接着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及全校内形势的转变，我对大民主已失去信心。而十一日之前，则一面失去信心，一面还望黄鹤能搞起来，因那时我个人还是被围攻的，我曾商请“小小民主”全部出马反攻，但杨说：“属于全体的事，大家共同负责对付，属于个人就不能以‘小小民主’名义出面了。”在此姚忠是愿支持我的。直到十一日后，大事不好，木芹等答复是潘医生说的，我一则去找医生，一则向杨岐山、木芹说明，又一再找医生到党委会，无非怕把医生写好的材料放在档案上，以便退出身子。我们班上学习一次又一次的结束。我想从此再无后事了。黄鹤在八日一会后，就没有碰到几次，反批评后，一次在公告栏下遇到，我由外而入，有两三个同学同时说笑而回，他和我打招呼，眼中含情，似有话要说，但人多又不便叫我之状。又一次是反右派开始后，他在“三好”墙角的球场上，我自寝室出来，也有人同走，他和我打招呼，也有欲言又止，不胜惋惜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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