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20 作者：[待确定]
龙云在7月20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上，以“追查我的历史罪行”为题发表了第二次检讨。在这次检讨中，他对自己反动历史的批判，较上次深刻；并且承认了自己的反苏、反共、反社会的罪行。但是，他并没有把他在这一次借帮助党整风所作的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进行具体交代。对于他和罗章联盟的关系，也还是闪烁其词。除了他前后在“人大”的发言（检讨）我们已经在“民革汇刊”（1957年第3号）披露外，现在我们将他这次的检讨，摘录如下：
1、首先必须说明，我在云南做了封建统治者18年，在这样漫长的岁月中，残害剥削云南各族人民的事实，是罄竹难书、三言两语说不完的。我在前一次检讨中说自己曾经有过所谓“忠君爱国”“富国强兵”的思想，其实归根究底，仍不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家天下”，为了升官发财，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权益，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遁词而已。所以，我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当然不顾人民的死活，造成一连串血债累累的滔天罪行。这是应该向全国人民，特别是云南人民领罪的。
其次，我在上一次检讨中曾经说：“虽然我当初在发言的动机上，自以为是“爱国”的，实际的客观效果都是反苏、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这一认识，经过大家帮助，才觉悟到这种说法，是没有从阶级本质认识自己。因为所谓“爱国的动机”就是反动的民族主义，何况自己的思想感情就没有靠在人民这一边，就真正成为躲躲闪闪的幌子。另外，关于我在上次检讨中所提到的“血压过高，容易冲动”，这是我近年来的病态，也是事实，但是这两句话用在检讨里，容易引起人们误会说，是以此来原谅自己和做挡箭牌，不肯进行检讨的。这并不是我的原意，说这两句话却有毛病。
2、有人说，我是一贯反党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举一个具体的事实，我在北伐宁汉分裂时期起，到抗日战争以前为止，有十余年当中，我是忠实的奉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和指令，反对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以后，各省成立清共委员会，而云南省清共委员会，就在我领导下，和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以张邦翰为首的一批特务帮凶的协助下，拘捕和杀害了王德三、张经辰、李兴等不少优秀的共产党员，使党在云南省的组织完全遭到破坏。又在1935年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时候，经过云南地区，我和蒋介石的中央军薛岳所部配合下，追击工农红军，企图狙击和歼灭红军于金沙江上游地区。我所统率的军队，在战斗中屠杀了不少的红军战士，俘虏了不少落伍的男女工作人员。但对这些被俘人员，全部释放，听其自由行动，并没有伤害一个人。尽管如此，但我的罪恶仍是不可恕的。到了抗日时期，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友军了，从此就成了朋友，但这种“朋友”不是从思想感情出发，所以不巩固，到了与自己利害有矛盾时，又会故态复萌的。
在解放前，我在香港进行策反及云南起义工作，曾经想用它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借此回滇主政，而且曾以此和党作过讨价还价。这种企图，在当时自己认为是合理的，但今天从革命立场来看，完全是自私自利的打算。
3、北伐以后，蒋介石夺取了国家政权，实行法西斯独裁政治，我当时还是很拥护他的，我认为中国是一盘散沙，全国尚未统一，在一个时期内实行中央集权也是必要的。到了抗日时期，他表面抗日，实际卖国，暴戾横行，排斥异己，我便反对他和仇恨他。胜利后，他以阴谋诡计调云南军队到越南受降，趁后方空虚之际，主使杜聿明围攻昆明，调我离滇赴渝，我才一直反蒋。在前次检讨中，我认为反蒋并不革命，完全是为了自私自利，但客观上有其进步作用。可是现在细细的想一下，这是我的进步包袱，其实我的反蒋，不过是以小封建领主对大封建领主的斗争；是剥削阶级中的内部矛盾而已。这种“争吵”有什么进步可言？我以此居功是非常卑下的。
4、关于我和汪精卫的关系，是这样的：1938年我接到伪国民政府交官处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他先到了昆明，下榻李鸿谟家。他对我说要到香港去和日首相近卫派遣的人，谈判中日问题，谈话间吞吞吐吐，支吾其词。在昆明为了办出国签证，住了一天两夜。我曾挽留他在昆明多住两天，他说去了又回来昆明休养。谁知他到了越南的河内，就发出了叛国的艳电。不几天就被刺未遂，我曾以私交关系派李鸿谟去慰问他，他交给李一封信转给我，信的内容是照广田三原则主张和平，要我响应他。我当即将此信送给蒋介石，蒋叫唐生智还给我，叫我在昆明把这封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我一面复电给汪谴责他，一面把原信公布。这就是汪精卫出走经过云南的大概情形。
5、我和罗章的关系。我和章伯钧是来北京才认识的，彼此也没有来往，但罗隆基是早就认识的。在抗日期中，他在昆明当教授，搞民主活动，我不惟赏识他是个人材，而且帮助他，那时他反蒋和要求民主的主张和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很谈得拢。后来蒋介石说他反蒋，密电要我把他拘捕后解往江西，那时江西已经沦陷，我不听命，庇护了他。等到解放以后，在北京，开会常常见面，平时来往很少，至于他们有什么政治活动，我就更不知道了。
6、有人说我是亲美、崇美的，这也是事实。我一贯醉心美国的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自由”。抗日期间，大量的美帝陆、海、空军部队，长期驻在昆明，看到它的物质供应充足，技术装备优良；又看到由印度加尔各答到昆明，有几千公里之遥，经过崇山峻岭，不到半年，他们就修筑了油管数条，工程艰巨，完成如此迅速，使我印象很深。我坐井观天，认为了不起，这些就是形成我崇美的错误思想。我在解放以前，就把自己的2个儿子和1个女儿送到美国去读书，等解放后，他们都先后在大学毕了业，那时因为美国政府知道他们是我的子女，不让他们回国。后来他们一再说要回来，但受到刁难，不能如愿。另一方面难免不受到美蒋的宣传，对于祖国的情况不明，有些误解和顾虑，以致拖到今天。现在国家对归国学生有了新的办法和帮助，我想他们回国就有了极大的可能。
来源：《反右派斗争专辑之一右派分子龙云的反动言行》北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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