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22 作者：[待确定]
①“不要太紧张，紧张了，一定会粗暴起来的。”
②“我是有点怕的，等人大开完后，马上下去搞调查，避免这些纠纷。”
③“对毛主席，周总理批评怎么不可以，不过储安平的批评方式不好。”
④“现在大家搞惯了。一搞运动，就是立场问题。”
⑤“这次运动比三反要利害，三反大家只在礼堂里见面：现在要在人民日报上见面，实在有点吃不消，最好三、五人闲谈，大家互相帮助，研究好了，再出来公开谈话（发表）较好。”
一、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阴谋。
1、费、潘一向对取消清华社会学系表示不满，院系调整时，他们曾企图分三个摊子来保存它即：（1）民族情况（2）统计（3）人口调查。但此企图没有实现。
2、55年后，费与吴景超等企图联合全国社会学家，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今年6月初，有一次费与关世雄在吴景超家，费谈到他的工作，吴景超说：“你身兼二十多职太忙了”。费说：我的工作主要是两方面：民族学院、民委，是民族问题方面的工作；民盟和专家局是知识分子方面的工作。”吴接着提醒费说：“你不要忘记社会学系教授们那一摊子”。（因关主场，吴讲此话时很不自然）。费接着说：“职务再忙，我也要抓，我马上提出方案，把这些老教授组织起来。”
二、在“科学体制”和“科学规划”方面的活动情况：
1、5月13日民盟中央成立所谓“科学规划五人小组”。5月28日小组开会，由曾昭抡提出“规划”初稿。
2、6月2日，汇总意见，由曾昭抡、千家驹、费孝通三人补充修改，6月25日曾昭抡、千家驹、钱伟长、费孝通定稿。并由费一人亲笔修改后，拿到章伯钧家去，6月7日，用五人名义送发各地。
三、反党的言论：
1、有一次（西南归来后）与关世雄个别交谈时说：“西南的党和北京不一样，北京是三叉口转圈。”又说：“云南“鸣”“放”比北京落后十年。“西南知识分子对政治不感兴趣。让共产党搞政治，我们搞学术”。
2、6月初关世雄和费一起到吴景超家，费对吴说：“我们两人轮换（指费当民盟文教部长，吴当副部长）我半年在北京，半年下去，回来后，你再下去半年，再回来。这样，共产党搞不了，我们要搞多党政治。”又说：“文教部今后在全国各大城市盟组织调十几个优秀人物到中央顶着干，这些人也是半年在本大城市，半年到中央来。今后民盟文教部可不一样了，从前是敲锣打鼓。现在开张了”。
四、反对民族学院的党组织和党员负责人
1、费说：“民族学院是党校。一切要透过党”。
2、费对民院不满，常对吴晗发牢骚，并说：苏克勤既无社会地位，又无学术地位，来在我之后，排次序在我之前。以致我有职无权”。
3、费向清华副校长陈士骅说：“在民院工作，没有党员院长支持，什么也行不通。手中没有喽啰，没有兵，光有大将不行，只有去做学问。带研究生。”又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应当出去做研究工作”，“我说的话，对了不行，不对也不行”。“刘春在这里，他说的话有党员支持他。我说的话没有人支持。”
4、费说民院过去不要潘光旦出去做调查研究工作，他很不满意，并讲：“民院组织上说潘身体不好，不见得，不过是不相信他而已。”
5、费平时曾与民盟关世雄谈到他不满意民族学院的党委。看不起苏克勤，认为苏不应摆在他的前面，说苏没有学问。
6、费对关世雄说，他的兴趣不在民族学院，他想搞民族学。
五、对检查的态度：
今年6月初，费在吴景超家中闲谈，谈到历次运动时，吴景超说：“三反时批判潘光旦太过火”。费也说是过火，并说：“当时我为潘光旦说了几句话。又让我检查，我就检查一下，结果说我检查得很好，后来作典型经验加以推广”，说到这里大笑不止，接着说：“我的检讨全是假的。共产党搞这些运动是失败的。”
六、急欲在下面点火：费在给民盟干部吴春选的指示信中说：“情况，我看还是早春天气，问题是不少的，生气也在上升。”
“请你抓紧把工作会议时布置的关于学制的几个问题推动一下，我看经常把北京或其他座谈会资料发出去，要求讨论和提出意见是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方法，不要等我回去才搞。”
七、对互相监督的看法：
“我认为民主党派监督是有组织的，一般有它特殊的任务，有组织的，集体的。”
“如何流一，集中加强群众路线，民主党派在这里起的作用很大，应当带头来发挥民主权利。”
“过去我们组织作用起得不多，代表没人支持，开会只是个人意见，这就不起组织作用，很不体面。如果能真正代表大家，则也受到人的重视。”
“使互相监督做得更好有二点：（1）加强盟内民主教育。（2）的确能做到帮助领导发挥群众意见。”
“人代会是个很好的监督机构，过去事先没有很好研究。以致盟的代表不能代盟员讲话，只能谈个人意见。今后应发扬盟内民主，发挥群众路线。”
“监督的范围，有人说，至于政策不能动，要能互相实行监督。要包括政策内容，下面在高校中存在很多问题。协商过程是否包括在互相监督里面……现在情况下要鼓励人家说话，而不是批评。”
八、主张扩大“争鸣”的地盘。
“地方刊物可以公开发行，发卖，几个省可联合办学术刊物，着重写争鸣的文章。
九、要求鼓动知识分子起来：
“知识分子有积极的一面，要求提高，领导落后于要求。领导上搞运动，没有顾到这一些。高教领导工作很紧，大学校长很吃力，盟如何工作呢？如不从要求出发，不能解决困难，是不解决问题的。知识分子有非政治倾向，不孤立，特别是科学进军后他们有路可走。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研究，知识分子肯拿出意见来的。毛主席报告后。还没有条件，时机未到早春。知识分子是否起来，现在主客观都有阻碍，现在要培养他们的积极性，加肥料、加温暖，使他们生长起来！”
十、对党的领导的看法：
“要真正贯彻党的政策，必须要走两条路：（1）行政系统要确立，（2）走群众路线，我认为要实现党的领导，党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不一定要在每个岗位上放个党员进去，这是领导的低级形式。”
十一、想脱离党自办学校：
费在太湖疗养院（5月27、8两日中对吴晗说：“你现在不要做官了，你，钱伟长和我这几个人，可以办一个很好的大学。”
关于所谓“科学规划”小组活动经过，以及有关“意见书”的一些错误，我已作了书面的揭发和交待。
7月15日人民日报所载“北京科学家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报告中有两点我想作补充说明：
（一）千家驹同志在发言中说：“这个小组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起草者是民盟的一个工作人员吴春选”。实际情况是这样，在第一次小组碰头会上曾昭抡提出（现在看来是别有用心的提出）：“这次写提纲希望专职干部来作这样可以提高业务水平，当时大家同意。小组会结束时我就问曾昭抡如何写提纲？他就把大家交换意见中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四个部分，而且指明各人所谈的要点，然后，我们（工作组的工作人员有我，尹志纯和杨汝玉）。根据他们发言的主要内容和搜集的资料写了一个“提纲草稿”之后经过小组会和曾昭抡、费孝通等人五次修改才成定稿。
（二）关于“一视同仁”问题，费孝通原起草的话句是“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我们认为今后应当注意纠正，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不应有任何特权……”后来，曾昭抡在电话中告诉我说：“这几句话语气最好改得平稳些，因为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提出的东西愈平稳就愈有力量。”“我问他究竟如何改法？”他说：“你们专职干部研究吧！”（今天看来他这又是别有用心，把专职干部做为他推脱责任的工具），我接着问“我们商量改后再告诉你吧！”他说：“用不着了，”后来由尹志纯同志提出可否改为“一视同仁”我把这情况用电话告诉费孝通，费教通说“同意”。
此外我还补充揭发和交待一件事。
在今年3月全国工作会议期间，曾昭抡、费孝通在章罗支持下，召开了一个布置讨论“科学体制和科学”的座谈会，那个座谈会的名单的一部分人员是费孝通开列的，他开列的有周淮迅、杨淮骏、孙斯鸣、杜迈之、李康等人。此外天津推派了吴廷璆、杨思慎，辽宁推派了钱堃，北京是金若年、王初，四川是赵一明，湖北是戴金生，广东是钟平。
后来费孝通从苏州写信要我催办这件事（原函已交整风办公室），曾昭抡希望能赶快收到各地的材料，我曾写信催过他们，当时因寄发一个通知给各有高等学校的地方组织（盟中文宣（57）字第（465）号，已交整风办公室），我还对青岛的卢云鹏，甘肃的朱宣人等写信说明工作会议召开那次座谈会时，因为讨论工作会议总结冲突，所以只邀少数地方组织，以免引起他们接到通知后发生误会。
工作会议中所召开的那次座谈会，费孝通因病未参加，是曾昭抡主持的，钱伟长是曾、费提出要通知他参加。我看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那次发动对“科学体制”提意见，他们是早有居心，而且他们三个人是同谋。
莫俊卿抄录于民盟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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