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27 作者：费孝通
费孝通罗隆基在这两年里在政协全国委员会（1956年3月和1957年3月）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6年6月）的庄严的会议上，做了三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发言，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拉拢落后知识分子，宣传抗拒改造的反动方针，鼓动大放大鸣，煽动反党情绪，而且发出向党进攻的号令。这三篇发言印在白纸黑字上，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铁证。因为这三篇发言起草时，他都要我参加意见，所以我见证。今天我要就这三篇发言内容、起草的经过揭发他的阴谋实质。
1．从这三篇发言内容来检查，首先应当指出，主题是一贯的，由于当时形势不同，露骨的程度有所不同，又由于阴谋有步骤，所用的手法也有所差别。但是他的目的和企图是完全—致的。
第一篇发言（1956年3月政协）他挑选了知识分子中最弱的一环进攻，要打开一个缺口，那就是“从往从事政、法、财、经等社会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他是从这个他所谓“很小的角度”进攻的。他装出同情他们的苦闷的姿态，以他们“知己”的模样，挑拨他们和党的关系。他把这些人苦闷的根源归之于党，而且断章取义，歪曲总理的话说，这是由于“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还有某些不合理现象”。又煽惑他们不要自己“估计不足”和“信心不够”。这是说，他们原是有本领的有前途的，他们的困难是党对他们使用和待遇不当。他同过头来，采用批判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的伪装，向党要协。他说这些人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有“黄昏思想”，假如党不去迁就他们，他们会叛离祖国，已有“不如归去”的想法。归到哪里去？除了投向敌人，还有什么？他要党向他们“三顾茅庐”，因为他们有本领而现在“闲得发慌”。他鼓动这些人不要等待，应当“学毛遂自荐，脱穎而出”。作“凭着自己的本事脱颖而出的英雄”。什么英雄呢？凭着旧社会里学来的封建、资产阶级本领，除了当右派反党的“英雄”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当然，他那时还不能明目张胆地这样说，不能不曲折一些，也不能不就思想改造上虚幌一枪。但是联系了下两篇发言来看，他的本意也就完全暴露了。
2．只过了三个月，（1956年6月）他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就不再从“一个很小的角度”来说了。他硬是明白提出了“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来进行直接的挑拨了。他又采用熟练的偷天换日的惯技，歪曲总理的话来说知识分子同党员之间“还存在着某些隔膜”。而且更毒辣地冒用总理的话说：党员“必须主动地努力消除这种隔膜”。这样把隔膜的责任又归之于党，和第一篇的主题是一贯的。还怕强调得不够，加上了“这是高明的指示”的按语。他恶意地诬蔑“有些知识分子（即是指进步分子）和少数党员对政策体会得不够，执行得不好。”所以发生了有些知识分子“有职无权”。更把知识分子对党的不满情绪归之于“三反、五反、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偏差”。这些他认为是“高级知识分手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的根源”。
就在这次发言中，他明白地歪曲了“百家争鸣”为资产阶级的所谓“言论自由”。而且这种“自由”应由知识分子片面地独享。他说得很清楚要党员“让别人说话，听别人说话，容忍别人说话”，要知识分子“背说话，多说话，大胆说话”。那还不是大胆放火，向党进攻的指示么？
也就在这次发言中，他提出知识分子“政治顾虑和业务顾虑”，百家争鸣就是要解除这两种顾虑。我必须在此指出，这就是我在“早春前后”中所指的两个盖子的来源。我在西南执行了他早在去年春天发出的方针，那是我的罪行，但是这个方针是我去西南之前，他已经公开发表了的。他妄想推卸责任是不容许的。怎样解除“政治顾虑”呢？那就是对犯政治错误的人不批评不打击，这不就是取消人民民主专政么？那不是就让右派分子篡夺领导权应？
也就在这篇发言中，他重复了第一篇里的鼓动落后知识分子的话，来拉拢他们。他说：“旧知识分子亦不必低估自己以往的工作和成绩，妄自菲薄”。“只要知识分子们把所有的思想货物，全盘托出，通过自由讨论，自由辩论，自由批评，自由竞争比赛，就得出了高低，好坏，取舍的结果了”。旧知识分子的旧思想货物和什么货比呢？无疑的是他所谓‘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八股文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了。他狂妄地断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会“被淘汰被清除”的。他利用“百家争鸣”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阴谋从他的口里完全供了出来。还有什么可以狡赖的呢？同时也说明了他几次发言是完全一贯的。
最后他发出了号召全体盟员为他所歪曲的“百家争鸣”的方针，也就是向党围攻的方针，“加倍努力，起带头作用”。他一再狡辩没有为他的阴谋发号施令过。试问公开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庄严讲坛上发出这样的号召，还能说不是发号施令么？
3．第三篇发言（1957年3月）虽则和前面两篇基本上说并没有什么新的论点，但是经过了一年的阴谋活动，他估计形势已有了改变，因此他讲的话是更露骨了。他首先否定党在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上的成绩。不但夸大缺点，而且无中生有地揑造事实。现在已经查明留学生拉板车和摆烟摊是揑造的，我在上次批判他的时候还说是夸大个别事例，这一点必须更正，而且我应当对此自己检讨，他专门从道听途说中去搜集一切可以向党进攻的资料，施放毒箭，这就是他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的一个实例。
他这一次想扩大影响的范围不仅是过去的“很小的角度”也不仅是高级知识分子，而想包括所有的知识分子，把中、下层知识分子都提了出来作为他想拉拢的对象了。他竟以“六千三百万小学儿童的老师”代言自居，为他们“呼吁”。这是和章罗阴谋民主党派发展几百万成员的计划是息息相通的。
这次他把“消除党与非党的隔膜”称之为关键问题，而且更明白的说“今天的问题是党员干部怎样来改进领导方法”，又重复了他所谓总理的“高明的指示”，再加上按语“我认为这种见解是绝对正确的”。这一次他毫不隐蔽的来进行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了。
他肆意的向党攻击，说“评级不公平，重政治不重学术，党团员等级高，党外人等级低”，选拔不公平“选青年不选老年，党团员机会多，党外人机会少”。说知识分子‘花不敢放，家不敢鸣”主要是某些党员干部和党外少数进步人士对这两个号召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体会。诬蔑革命老干部是外行不能领导文教工作。
另一方面他又尽力向落后知识分子灌迷汤，把名利观点，个人打算，独善其身，明哲保身的封建遗产作为知识分子的特点，第一篇里还用批判腔调来提出的“三顾茅庐”，这时就撕开烟幕，作为“中国革命实践”要求和“马列主义相结合”的对象了。更狂妄的以“士可杀不可辱”来反对思想改造，来威胁党。
他这样露骨的反党，恐怕别人看出破绽，异想天开地发出了极端的谬论：“接受党的领导，不完全同于接受党员个人的领导，党员个人的威望不等于党的威望。批评个别党员，不管批评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他这种谬论是有意制造的。他明白党的威信是不可动摇的，所以把党和党员分开，鼓动向党员进攻。明明是反党，反革命，而他却无耻地作保证这些不是反党反革命。
最后，他把反党反革命的活动和“互相监督”等同了起来之后，就发出号召“坦率地对党提出批评”，“认真地贯彻互相监督”。放火的指示就这样传达了出去。
这篇发动知识分子向党进攻的“檄文”，还有谁能说不是反党、反革命的猖狂阴谋的大暴露？
4．但是罗隆基却还想抵赖，而且说“最近”才“有些言论和行为犯了反党反社会主父的罪过。”这三篇发言不但主题是一贯的，而且所用的引语都是重复的。所谓“最近”至少已经有一年多了。如果我们查查记录，这些话说了已不只一年了。我只揭发一个记录就可证明，这些话说了已有二年多了。1955年12月29日下午3时至6时，民盟总部关于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第一次汇报会上他说了下面的话：
（1）“关于‘六不’中的信任问题，一是政治上的信任，一是学术上的信任。”这不就是政治顾虑、业务顾虑的等同语，不就是两个盖子的等同语？这是这个反党言论我能查到的最早记录，而是出于罗隆基之口的。
（2）至于其他“四不”他说“有的是弃置不用，有的是用非所长，如人大李景汉原学社会学，现在改学机械，前后共调五六次之多（这是和事实不符的，至少他夸大了一倍以上），据我所知道的还不只他一个人，如上海某知识分子懂英、法、德、西班牙等四国文字，他在上海修理钟表。”这是他第一篇里所谓“一个很小的角度”的根据。
（3）待遇问题“一般都不够用，没有一个不叫穷的。”这也是极端的夸大和揑造，用来拨动知识分子的落后要求。
（4）最后他提出4点建议，原文是：1．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问题应作合理解决。2．今后应有切实调查研究的机关做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盟应在党的领导下负起这个责任；3．大胆鼓励知识分子暴露问题，反映自己的意见；4．对个别党的领导干部有隔阂。这里的原因有的是干部机械执行制度，有的是个别党的负责同志不尊重老教授，“自高自大”。这个纲领已道出了他心里的阴谋。第一，盟要抓知识分子，替他们说话，向党政提出要求，扩大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第二，由盟建立在党政系统之外的知识分子工作机构。他最初是要求在政协成立小组，小组结束时又要求成立经常性的机构，没有达到目的，最后提出“平反委员会”，这是这一条的具体活动；第三，大鸣大放，不但在他的发言中一再强调，而且利用串联，利用政协知识分子小组，和后来的政协人代视察座谈会，搜集反党的资料，进行宣传。最后利用党的整风向党进攻。第四，挑拨党与非党关系，把知识分子问题的责任推在党，这是他三篇发言的主题。
这里提出的证件都是有文字可据的。只根据这些证件可以说明他在这两年多来是一贯地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在进行他的阴谋。他的阴谋被揭露之后，这些文件的线索完全可以看得清楚了。他要把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说成是偶然的，最近才犯的罪，在这些事实前是站不住的了，抵赖是毫无用处的。
5．罗隆基是不是知道这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呢？从他要把我和吴景超、潘光旦找去商量这些发言的具体活动上可以证明他是自觉的。
我们曾经几次向他说，多找些人一起讨论，至少也要多找些人在发言前看一看。我们还特别提到应该给秘书长看看。但是他每次都拒绝了。如果他果真是要代表知识分子的正当利益发言，那是冠冕堂皇的事，也是应当做的事。为了集思广益，为了组织的关系，作为副主席是应当广泛地征求盟内负责干部出意见的。但是他拒绝了这种意见特别是说明不愿给进步分子看。那就说明他知道进步分子是会反对他的发言的。如果有人反对，他是不是可以不这样发言呢？又不成。那就是说他是拿定了主意要发表明知进步分子要反对的言论。为什么呢？他的发言的目的何在呢？这不是说明了他是要借庄严的讲坛和落后的知识分子说话么？又为什么呢？他不是有意的要挑拨这些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么？不是要鼓动他们的反党情绪么？这就说明了他这些发言是有用心的，有计划的，有阴谋的。
他还可以说因为和进步分子感情不好，所以不愿给他们看。那么他为什么不把他愿意商量的人，而事实上是商量过的人请来一起讨论呢？浦熙修就揭发他，他曾把发言稿给她看过，而且还有其他人也看过。既然这样为什么和我们三个人商量时，不要其他人参加呢？而且还表示不愿给其他人看呢？这不能用私人感情关系来说了。现在他搞小集团的手法已经被揭露了。原来他自从受了警告以后，不敢向过去一向搞法了。他采取了分散联系，茶余饭后闲谈方式来进行他的阴谋活动。他既然在起草发言时也采用这种方式，而且还不惜当面撒谎不愿给别人看，说明了他是自觉地认为这是他阴谋活动的一部分。还可以有其他的解释么？
再分析他为什么要找我们去商量。表面上是为了要集思广益，要供给资料。事实上，如我在上面已经证明的，他的纲领、计划、步骤远在1955年已经心中有数的了。他三篇发言，主题是一贯的，连引语都重复的。这还用得着商量么？讲资料，他经常在嘴上讲的，而且经常在任何场合里只要有反党的资料没有不拾走的。不但如此，他掌握着民盟、政协的资料，单是政协的书面报告，如他在发言中所说的有三百九十多个项目。他还愁没有资料么？这些都是表面的托辞。他真的目的至少有两个：一个是要影响我们，使我们为他的阴谋服务。一个是他预防万一阴谋暴露了他可以找人分罪和替死。
第一个目的他是已经达到了。他讥笑思想改造，鄙视马列主义，挑拨我们和党的关系，同情肃反被斗分子，歪曲“百家争鸣”“互相监督”，鼓动大鸣大放，这些由于我们自身思想、立场和他接近，是多方面受到他的影响的。我并不怨他，主要是自己没有改造，才会受他的影响。同时，却也应当指出的，这是他的“领导方法”。他不能采用公开的作具体指示的方式来利用别人为他阴谋服务，因此，除了利用合法场合，好比上述的发言，盟内各种会上的谈话外，茶余饭后的闲谈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通过不见记录，甚至不忆记录的闲谈，把他的纲领、路线、策略，曲折隐蔽的打入思想、立场和他相近的人的脑中。具体的例子，我前一个月还说两个盖子和诸葛亮的说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但是这个月把文件细细一查，这个版权是应当奉回他的。前后分明，无法冒领。这个例子说明，他这种“领导方法”是很十分毒辣的。他使别人跟了他走还不清楚。
第二个目的他虽则颇有远谋，但是却达不到了。为什么我要指出这个更毒辣的目的呢？因为这可以证明他是明白自己的发言是反党反革命的。有什么证据呢？他要我们去商量的方式，三次都不同。第一篇发言，他伪装得不坏，即使有人识穿责任还不大。所以他是写好了稿纸，念给我们听，然后问我们有没有意见。他要求于我们的也不过是抹一点粉。用他的话说：“有没有毛病？”第二篇是比较露骨了些，因为把主题暴露了。他这一次是先写提纲，要我们提意见，然后他再自己写。在写这两篇之前，他还都是说总理要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发言，手里着令箭。第三篇他知道分量重了，他邀我们去先问这次会议要不要发言。这问题提得也很离奇，因为他从来没有一次这样的会议不发言的。而这一次为什么要问我们这个问题呢？接着又问我们：发什么言，森林工业问题？还是知识分子问题？其实如果他不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发言，找我们去干什么呢？我那时就说：作为盟的副主席当然应当代表知识分子发言。我这样一说，中了他的计，他在这次检讨里就出现了他本来不愿发言都是我们强迫他这样发言的话了。这种话本来骗不过任何人的，一个副主席的发言会是出于别人的主意，不太象话。这不过暴露了他当时找我们去的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罢了。接着他让我们先提意见，他变得很虚心。但是写出来的，却还是一年来早就成竹在胸的话，三篇是一个主题。试问为什么要这样装腔作势呢？如果不是要找替死鬼，他又何必如此呢？我并不是要揭发他这种恶毒的手法来推卸我自己的罪行，我既然当时对他的发言提过意见，我的罪行是推不了的，也不应当推的。我自己要老实检讨。但是他这种手法，嫁祸于人的手法，必须揭穿，因为不但在这件事上是如此，而且是一贯地这样对待别人的。更重要的是要用此来证明，他写这个发言时，心里是完全自觉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不然他为什么要设下此脱身之计呢？他现在想用偶然的失言来欺骗别人是绝对做不到的。
他必须老实地认识到他想利用知识分子作政治资本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县长期经过谋虑的自觉的活动。他也只有充分认识自己的罪行，才能彻底改造，再作新人。
来源于《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的军师——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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