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0 作者：[待确定]
我今年4——5月到江苏吴江开弦弓进行农村调查的一个目的是想写一本英文的“新中国农民生活”。
这个打算的发生是从西南回来后接到英国老脱来奇书店，1956年10月16日来信，暑名是弗兰克林。
信上说我在他书店出版的中国农民生活一书，已经近20年了，现在已不值得再版，所以建议我重写一本新中国农民生活，他们愿意出版。(原信已交组织)
我动了心，原因有这些：前年美国的菲特佛基尔写过文章攻击我，并且捏造谣言说共产党不要我去继续农村调查。我那时就想总要用事实答复他。(往来文件都交组织)去年新西兰一位我的老同学来华访问，他曾去这个村子里去访问，我想我最好也有个机会再去调查一遍，接到英国书店这封信，我就有了这个念头。
3月在一次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毛主席讲话时，我坐在胡绳同志旁边，我写了一张纸条，把这件事告诉他，请他问问中宣部，能不能帮助我做这件事。他把条子带走。开宣传工作会议时，他说可以由经济研究所帮助我，并派几个助理一起去。直接和狄超白同志接洽，这样就决定了。
我曾请柳升祺同志代我写了一封信给书店。我在信中表示同意旧书不再版，可以考虑写新书，给他们出版优先权，并要他们把旧书版税算清，交给我国驻英代办宦乡同志，我本来打算把这信寄宦乡同志转去，后来一搁，这信没有写，所以给书店的信也没有寄出。我又想到等书写成了，再考虑那里出版，在英国出妥当不妥当，所以搁了起来。(柳的信稿也已交组织，和柳上次发言有出入，这本书和这个书店和所提“中国士绅”一书无涉。“中国士绅”一书是没有得我同意在美国出版的。是两回事。关于“中国士绅”一书经过和在报纸上公开答复的事，统战部都有存案。)
本来打算还要继续在调查，这个意见已向狄超白同志表示过，然后再决定怎样写总报告，和为对外宣传的作品。在出版前是必然要经领导上审查的。现在这些材料如何处理和调查是否继续将由经济研究所决定。检查我在这件事上的思想，我已经自觉的有这几点应当批判：
(1)答复书店的信虽则没有发出，但是我在出版问题上并没有反复考虑，向领导上请示，我把我的意图托胡蝇同志转告中宣部，请求帮助，这是不好的。应当首先考虑要不要写这类书，写了如何出版。至于版税处理问题也应当请示，而我自作主张，认为给书店拿去，不如寄回来，多一点外汇也好。
(2)更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来写对外宣传作品，将为引起的后果一定是极坏的。现在既然认识到自己立场没有站对，而是反人民的，可以推想如果按那个计划做了，危害性是可以肯定的。
(3)在思想上，我还是想在国外发表作品，心里还想到英美帝国主义国家的读者，在感情上没有划清界限，那是极危险的。我不但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还具有买办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但在这件事上暴露出来，我自己反省，曾经向朋友们表示过，要在国际上取得一个学术地位，而心目中还是以英美为主。这和我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联系起来，更为清楚。我不但没有重视社会科学的阶级性，在资本主义国家要有学术地位就必须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我不断绝这个错误的念头，也就必然成为叛国的人。我对于赶上国际水平的看法，现在检查起来是极错误的。社会科学的国际水平不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不学习马列主义是谈不起赶上国际水平的。如果不是从马列主义的道路上学习提高，而想赶上国际水平那必然会走上相反的道路，就是政治上犯严重错误。
来源：《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的军师-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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