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0 作者：北京地质学院, 曹庆庸
北京地质学院、曹庆庸党为了更快地建成社会主义，所以提出史无前例的整风运动，热忱地欢迎党外人士提意见。可是在大鸣大放中，我却恶意地向党进行了诬蔑和谩骂，作了一些反党反人民的事情，违反了宪法，向人民犯了罪。具体事实如下：
对右派言论的共鸣：我把他们捏造和夸大的事实都信以为真，说他们是好人说坏话，只是有一点偏激而已，也有其合理的部分。当火山报对于福利费、评薪、晋级……等歪曲事实的报导，我不加分析地全部接受了，但还有些幸灾乐祸的思想。
对全国的右派言论：——党天下、教授治校……等我认为有一定道理，可以讨论。对钱伟长的「理工合校」，也特别感到兴趣，新奇。
对学校的右派言论如二次革命论，知之及教条主义产生的必然性，……等，我虽然没有到处宣扬，也没有反驳，但认为他们很大放，可以放一放，让大家来讨论。
当火山报挑起温昌芸事件，我把右派分子张兰荪的发言及火山报歪曲事实的报导都当成真实的，主观地认为王虹是有意陷害青年，党委又包庇王虹，也引起了我对党委的不满。这时我不但是思想上的共鸣，而且还是行动上的支持者，跟着一道，摇旗呐喊地向党委进攻。写了一篇诬蔑和谩骂党委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一)王虹有意陷害温昌芸；
(二)党委包庇王虹的错误，反而送党校学习；
(三)怀疑党委整风是否有决心；
(四)诬蔑臧胜远无才无德，不能留苏。
这篇大字报是恶毒的，全篇都充满着对党的诬蔑和谩骂，并且富有煽动性，应该说是犯罪的行为。这些谬论也是对党的性质的歪曲，是站不住脚的，同时也不值得一驳的。当我回想起党所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及革命先烈的光荣事迹的时候，我越是感到良心的谴责，内心很痛苦，真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当维护党的利益的「γ大字报」出来以后，心里很不满意，所以我组织了「编委会」，其目的就是想与γ大字报对立，强调是陷害。由于这个目的，当然总是想避开党员，如开成立会的时候，不通知党员参加，选择开会地点则是在一个偏激情绪很重没有党员的一个教研室里。为了排斥那些与自己意见不相同的人，所以订出了「自由参加」的组织原则。还拒绝党委来参加会议。
在成立会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陷害和不陷害)，我为了把陷害说成是铁的事实，煽动群众，所以我在某一党员坚持不是陷害的时候，在会上我念了右派分子张兰荪的一篇歪曲事实的发言。
编委会成立之前，根本没有跟组织商量过，这是思想上不要党领导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认为班三角组织不解决问题，以致在编委会成立以后，作了一些应该由班三角组织作的事情，篡夺了班的领导权。
编委会成立后的第二天去访问肖英同志，由于我主观地认为是陷害，所以把与『陷害』无关的，而应该向同学传达的东西没有向同学传达，还对党委不满，觉得不该把什么责任都推在党委身上。
这几天中，我在设计室挑拨了党群关系，使党员被孤立起来，例如我叫同学去看γ大字报，激起了他们对党员的不满。
在有关温昌芸的自由论坛上，我对×××的发言不满意，认为不合我的意思，所以在同学背后故意丑化他，打击了积极分子，使同学对他有意见。
反右派开始，我认为人民日报的社论会影响鸣放，我认为对马万钧的批判是断章取义。
为什么会犯这些严重错误呢？思想根源：
我出身剥削家庭，解放前受的资产阶级教育，加上周围环境对我的影响，父母给我的是封建教育，使我当时生活的目的是「升官发财，一切为个人打算」，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对我也是有很大影响的。解放后，家里生活初期有些下降，以后反而提高了很多，这时我参加了工作，经历了各个运动，(土地改革及思想改造等)我的这些思想虽然有不同程度的改造，但并未作到澈底改造，相反地由于在这些运动表现比较积极，加上工作又比较顺利，又担任了一定的领导工作，如团支收、工会的秘书委员……等，我没有认识到这些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培养，反而认为自己能力强，强调个人的作用，使个人主义思想滋长了，工作中又不依靠组织，常自搞一套，使形成脱离党的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
来地质学院后，我抱着「搞好业务，不问政治」的思想入学的，不愿担任社会工作，认为妨碍学习。对班上党团班三角组织瞧不起，认为作用不大，觉得自己过去也作过一些领导工作，没有什么了不起。后期这个思想经批评后稍有改变，故被选为班长(一直到四年级)，在工作中由于与自己的矛盾较少，而促使了我的个人主义思想更加发展了，而逐渐形成『狂妄自大，目无组织』的现象，表现在：
对班三角组织瞧不起，对组织决议执行的原则是合乎个人利益就作，对汇报思想有反感，不愿参加团的组织生活，认为没有什么意思，工作中又不依靠组织，常自搞一套，有事也不尊重党团干部的意见。
在思想上脱离党的领导的情绪已逐渐形成，生产实习(五六年十一月)回来以后，片面地理解向科学进军，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胜利，现在应该是业务第一。因而把政治和业务对立起来，觉得政治学习妨碍业务的学习，对业务方面的报告我都乐意地参加，政治方面的报告则认为不必要，而有不满情绪。尤其是团的组织生活及其他政治活动，觉得占时间太多，与自己的利益有冲突，心里很为不满。关于党的领导，我已没有这个概念了。
对党的性质的认识，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当然会产生一些错误看法，如：
(一)对党员的缺点有时常抱幸灾乐祸的态度；
(二)党中央是正确的，但基层组织就不一定。
(三)不同意党的基层组织的意见，不等于反对党的政策。
这一把关于温昌芸事件之火是我引到了班上。
波匈事件的发生，使我初次认识到人民内部还有矛盾存在，从前我主观认为党及政府是没有任何缺点的。现在好象很新奇地发现党和政府还有缺点存在，因而对党委的信任减低了很多。
自由民主及个性发展的宣传，很合我的心意。为了个人便利于钻业务，所以一切集体活动都不愿参加，什么都强调自由掌握，逐渐形成对组织的「对抗及不满」情绪。
学校的第一次大字报，我是积极的参加者，单纯地认为解决问题快。对团委会发出的『告全体团员书』很不满，认为平时官僚主义，事到临头才用无组织无纪律来压。
整风开始时，对第一次大字报作了重新估价，使我把提意见方式认为太慢。
由于思想上只重业务，所以对学校留的研究生及选派的留苏生重视政治条件，觉得与自己的利益有矛盾，因此不满意。
以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整风前在思想上已不要党领导，滋长了反党情绪。整风以后，初期，在右派分子的歪曲事实及煽动下，觉得党委已是很多缺点，在我思想的威信已逐渐减低，没有什么值得信任的了，其中尤其对个人利益的部分就感到不满。立场也由立场模糊而转到反党的立场。后期，当温昌芸事件被火山报煽动后，当时我都全部信以为真，王虹有意陷害温昌芸，党委不但本身缺点很多，反而还包庇王虹，这时我对党委的不满情绪已经到极点，而是站在敌对立场，摇旗呐喊地跟着右派分子一道向党进攻，作了共青团的叛徒。
为什么要组织编委会呢?因为当时我认为γ大字报包庇王虹故意说不是陷害，而引起我的不满。为了反对它，所以组织了编委会，大肆宣扬陷害的谬论。
这些事情虽然只发生在短短的几天里，但错误是严重的，是不可容忍的。解放几年来党这样关心我，培养我，又送我到地质学院来深造，生活上给予调干助学金，可是我对待党的态度却是「恩将仇报，反咬一口」作了人民的罪人，当我逐渐地认识到这些错误的时候，良心的责备是痛苦的。
今后怎么办呢？错误已经发生了，对人民作了不利的事情，当然现在首先是挖出思想根源，正确对待错误。
惨痛的教训使我猛醒过来，今后必须是加强政治学习，用马列主义思想来武装自己，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依靠组织心甘情愿地接受党的领导，永远跟着党走，经常向组织汇报思想，向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行作坚决斗争。
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清除资产阶级的反党情绪及个人主义思想，使自己的思想感情逐渐与工农兵相同。
以上的几句话看来好象有些「理论不够具体」可是这一次我却付出了多么大的惨痛代价，应该说是包含着具体内容的，这次教训，我始终不会忘记。
原载《社会主义教育参考资料第二编：右派言论汇编》，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党委会宣传部编，195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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