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0 作者：叶盛长
叶盛长我是一个人民的罪人，在这次党整风时，我不仅在思想上犯了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罪，在实际行动中也犯了罪行，而且我犯了法。我以戴罪之身，向同志们交代，检查我这些罪恶的来源。我能在这里进行检查交代，首先感谢党和同志们对我再三的耐心帮助。
我是一个出身于封建资产阶级家庭的人，在我们兄弟姐妹当中，我是最小的一个，也是最没出息最坏的一个。自幼过着娇生惯养的日子，等到长大一些，又在母亲的宠爱之下，自由任性的生活着，受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教育，我父亲对我这老生的儿子管教不严，就这样自然而然的造成我在生活上的腐化堕落。我在科班学戏，倚仗是小老板，任意欺压同学，我享受着与别人不同的待遇，人家都吃大锅饭，坐锅台，我吃小灶，单吃四盘两碗。随便打骂同学，养成无人敢惹的恶霸流氓作风。连教员先生们也是敢怒而不敢言。我学戏是为了将来成了名好享受，我认为一个人只要能够快快乐乐舒舒服服过一辈子就成啦，就算没白活。所以在思想上只是想，要唱戏就得成好角，挑大梁，多挣钱，有了钱，就能想什么有什么。自幼就牢牢记住一句话：“好小子，你好好学能耐本事，想什么有什么。要想出人头地，就得有权有势。”所以我的脑子里始终充满着名利观念。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投机两面派，向上爬，这就是我的本质。出科以后，家庭用不着我来负担，靠着家里的势力，在腐朽的旧社会里，我吃喝嫖赌胡作非为，玩弄女性，以耻为荣，胡乱搞，把嗓子也搞坏了，觉得唱戏没有多大出息了，不能达到我成好角的思想欲望，要是改改行，作作官总比唱戏强得多了。所以我就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我根本没有什么爱国的思想，我穿上日本服装，学日语，还想借着汉奸朱华的势力作个日本官。也还仗我们家族势力，欺压别人，记得盛兰与吴保安的伙计吵起来，把人家电料行砸毁了，人家要跟他打架，我认为叶家在北京无人敢惹，我身上经常带着一把攮子，我就把吴保安的伙计给扎了，我把人给扎了，我大哥还率领很多大个学生赶到，要打电话带人，还要人家陪礼。打了人家扎了人家，还要人家陪礼，这纯粹是流氓恶霸。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我又换上一身美式的服装，和一些流氓特务一块吃喝玩乐。我所结交的朋友都是狐朋狗友。我接近的一个空军陆治中，此人以空军贩毒，住在我家里头，经常给我一些好处，我拿他当一个忠实的朋友。在那时我结交这些特务，我是借着他们找机会改行作官，官没作成，也想摆摆架子唬唬人，就带手枪，满处招摇。在旧社会里我是没有找到作官的路子，要是找着了，我这个戏也就早不唱了。这种思想一直的苦害了我，所以我的艺术也就一点成就没有。
我的为人，从旧社会学了一套圆滑的办法，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八面玲珑，只要对我有利，那怕这个人不是做好事的或多么卑鄙无耻，我也能奴颜婢膝的跟人家谦恭和霭。我唱戏不是凭着我的艺术，是仗我家的声势，我两个哥哥和亲戚谭家，人家是不好意思不用我，正如翁偶虹同志说的，那些资本家不是因为我有艺术敬我，而是用我号召女座，多么可耻，可是我并不以为然，反觉得很得意。我在第一次到上海，被一个妓女看中，送我衣料。我就那样无耻，是一种拆白党行为。我就这样一直鬼混到解放。
刚解放，我对共产党一点不了解，区里的同志正好要我出来作点街道工作，因为我们住在那里年头很久了。我想机会来了，可以出出风头，在街上唬唬事，在同行面前表示我进步，借此达到我个人的目的。于是我首先穿上一套灰布工作服，看起来好象我很进步，好像我是老区来的。我想加油干，将来还可弄一官半职，凭着自己的鬼聪明，觉得总能成。所以如推销公债我到处奔走，并交出自己的手枪，并检举别人，以得到区里领导同志的信任，这完全是为了自己打算的。我还特别的招摇，印了名片，上写着九区的纠察、公会生行股长、金声社、育化社的演员，我就这样的无耻招摇。后来由马彦祥局长找我谈，我才把名片给毁掉了。我一面伪装进步，另一方面却隐藏陆治中放在我家中的子弹，那时候我想共产党也许长不了，要是国民党还能回来的话，陆治中也坐了大官回来，我再把子弹交给他，第一表示我够朋友，第二将来他对我更有利了，我就卑鄙无耻到如此程度。不管国民党对人民有多大的损害，只要对我有利，就希望他回来。后来，才把子弹交出。刚解放时，我帮着公会办事也是为个人的利益着想，我想借公会力量，取得个人权势，从中捞一把。我办合作戏剥削同行，梅院长给公会演义务戏，为的是穷苦同业的福利，我却勾结赵金年卖飞票，从中取利。把义演的钱，存在我所熟悉的银号里，银行资本家另外谢了我钱，这是多么丑恶的行为。参加革命，我不是为了革命事业真正觉悟，那时我三哥的金声社报散啦，他参加李少春“起社”，我也想参加，可是人家不要我，在盛兰班社里我也不能养家。所以我参加革命是抱着搭长班的思想，第一能够有固定的收入，生活有了保证，同时也想先进来看看，成则干，不成则散。当时还有个想法：这回不错，参加了国家剧院，我是国家剧院的演员，比民营剧团的演员强，生活有了保障。就是这样，也不过是暂时的。旧的恶习，并没有改，我依然是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有机会就想往上爬，我的一套恶习在旧社会吃得开，这时生活安定了，坏事情也就跟着来了。
我参加革命后，随大家参加了西北访问团到西北去，大家都是吃苦耐劳，爬山走草地、推车。我呢?却要求享受，坐汽车我得找好地方坐，住的找好地方住，推车我不卖力气，背铺盖卷走，走不动坐在那儿哭，给大家添了负担。在兰州，大家都住在没有灯的房子里，我不住，向领导上提意见，要求住到有灯的地方，因为好角住的是有电灯的屋子，我认为自己也是好角，并不是为电灯。我还特别爱小便宜，见利就走。谁请我，我就说谁好，可是他请了我，我当面说他好，背地里我还骂他。我就这样两面派，从来没有帮助批评过谁，当面都是好的，背地都是不好的。在二团我总想把李洪春挤出去，好留我一个人，因为那时候我和李先生干的活都差不多，我就挑拨李先生说：“年轻人不尊重您，您在这儿简直不行”。对团长又说李先生是老一套，保守。反正我是千方百计想把李先生给挤出去。后来，李世章来了，我认为更是我的对头。反正愿意我前边没有人，就剩我一个人才好。云溪、春华出国时，组织上培养我唱“三打”“江汉渔歌”“兵符记”，我不念组织培养，演了几个戏，我就大长脾气，我想这一次我唱了头路角的戏，一定要挣头路角的钱。评级评薪时没有达到我的理想，因为评级评薪是以德才资来评的，象我这样缺德少才的人，当然不能评高了，这完全是正确的，可是我认为组织上故意瞧不起我。我就闹情绪想不干，领导上再三说服我，可是用什么理由说服我也听不进去，我只是在钱上打算盘。那时我对组织不满，一直不好好工作，总想：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
不论哪一次出外演出，我总是挑刺，挑戏码，脱离群众，爱出风头爱表现。我没有资格出国，组织上照顾我，我却没想是和平使节的任务，而是想借着出国来出风头，心想两个哥哥都能出国，我也出国了，还想多弄两套西服。人家在国外都是积极的工作，我不是。张春华同忠的“三岔口”下来能赶“秋江”，我的“闹天宫”的二郎神下来就不愿赶“秋江”，我不是很好的工作。我不是真心真意搞革命，上算就干，不上算不干。出风头向前，劳动后退。同志们买烟，我也买，钱不够，和大使馆陈参赞搞近乎，要人家买烟，人家送给我烟，当然也不能要我的钱。我丢了一件衬衫，拿别人的冒充是自己的，我就这样不要脸。去澳门演出时，我没有什么戏演，戏单上，报上也没我的名字，我就闹情绪，小病装大病，躺到炕上不起来，滥要东西吃。人家招待我们给烟卷抽，我把自己烟藏起来，人家送来一筒我藏半筒。同志们在澳门买纪念品，赶上我装病没有去，就大闹脾气，非要出去买不可。回国后，组织上培养我，给我排了“浔阳楼”“十五贯”，我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和所有的导演故意捣乱。我看不起白家麟导演，其实人家比我高得多，我却拼命的和他捣乱，看不起他。排“反徐州”时，我看不起导演林柏年，也故意的捣乱，看他一手，在同志们面前打击林柏年的威信，说他什么都不是，外行。好象在二团就我好，目空一切，事实上我什么都不行。可是那时我不知我是哪一位，看人挣钱多，我就有气。我看见别人当了团长、队长、组长，我就不服气。我想做不了官，也应多挣钱，不图名也应图利。组织对我重点培养，我想还是我成，组织为什么不培养别人呢?想必我有条件。我认为自己应多挣钱了，看人拍电影、录音得了钱，我也眼红，总是在钱上打算盘。后来又想首先应该有个政治地位才能达到我的目的，野心，看见还是当个党员吃得开，党员有地位，想当党员，负点责任，慢慢往上抓爬。可是象我这样的人，党内怎么能要我呢?我失望了。我自己又自由散漫，不愿过组织生活，不愿受组织的约束，就更对党不满，说是不信任我，看不起我，不自由。党员是维护集体利益的，不象我是只顾个人利益的，就这样我对党离了心，又因为我的封建资产阶级家族的影响，几年来也没很好学习，没有改造思想，走上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右派分子看中了我。我感觉机会可来了，所以邢文鑫说入了农工党可以能解决一切问题，我想入了农工党成立了支部，我可以当个负责干部，与共产党支部分庭抗礼，就可以步步高升。这样就把敌人认作知己的朋友，与右派分子臭气相投一拍即合。我感觉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我就拼命的拉人，又动员盛兰，迎合盛兰的思想说话，说入了农工党可以解决他所有的问题，将来就有了地位。借党整风之机。丧心病狂，与李伯球等计划召开放火会，我献媚主动提参加会的名单，又献计说成立剧团下农村，因为邢文鑫说过农村很苦，干部隐瞒实情，我明知农村不苦，但为了献媚才献计说组织剧团下去，可以了解情况。我为了在右派分子面前讨好，带病到处点火。我同他们到萧老先生家，想叫萧老先生出来参加放火会，并想叫萧老先生利用学生跳楼的事向党进攻。又到于连泉先生家中，说过去禁戏，使他没戏可演，以致生活都成了问题，叫他诉苦，我又挑拨李洪春要他把五○年和“三反”时是“冤枉”，到放火会上去谈。我在李元春家说：“国营剧团并不好，我是国营剧团的，我还想脱离呢！”我又与元俊、盛兰阴谋计划多请人抓力量向党进攻，并介绍郝德元给右派分子，说是美国回来的。我崇美，认为美国回来的学生就不得了。我在放火的讲台上为了讨好右派欢心，我大肆诬蔑党和党员，我说郝成要求时迁有政治目的性，根本郝成同志没说过这种话，完全是我胡说。我不是帮助党，而是向党进攻。我还说党员打人骂人，这也完全是造谣诬蔑。赵荣美根本没有打过我，因为我跟他犯态度他只推了我一下，我故意耸人听闻，说党员打人。我就京剧院不是黑幕是铁幕，只有敌人才这样说，我和敌人没有什么两样。大家都知道中国京剧院并没有黑幕、铁幕，我完全是恶意的诽谤。我说党员享受，说于光、祝友训没事坐在办公棹随便审审人，完事看戏，回家睡觉，他们还得了失眠病。我是故意搜索对党员不满的意见，加以扩大，拿到放火会上去污蔑。又说人事科是党员爱人科，以诬蔑京剧院宗派严重。我说京剧院把我们看成落后分子，其实我不仅是落后分子，又是反动分子。我还说京剧院把老艺人一棍子打死，培养社会主义新演员。我是胡说造谣。京剧院对老艺人的尊重和照顾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京剧院对演员的培养，完全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方针政策，拿我自己作为例子，就可证明我是造谣。我在旧社会，不过是在哥哥班子里瞎混，根本没有什么能耐，现在得到组织培养，我演了“十五贯”“浔阳楼”许多戏，这在过去根本做不到。就算我在旧社会演过大轴，请问哪些观众来看我，不过是撒撒红票、请请人。我还说党员都没有人性，党员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是以集体利益为利益的，是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再看看我是什么人性？我卑鄙无耻，调戏自己内侄媳妇，人家打牌，我低三下四倒茶点烟拿头钱，随便调戏妇女、打人，是党员没人性，还是我没人性？我在农工放火会发言完全是造谣诬蔑。我还勾结右派分子李万春向京剧院要人要服装，我甚至想脱离中国京剧院去和右派分子李万春合作。我完全是站在反动立场成为右派分子的忠实走狗。我在旧社会连四个孩子都养不活，第四个孩子就想送人。现在我有十三个孩子，生活都不成问题了，我的大孩子已在煤矿文工团工作，二孩子上了中学，三孩子在戏校已能唱好多戏，以下的孩子也都上了学，难道这不是党、新社会给我的吗?我都恩将仇报，勾结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想推翻京剧院领导，恢复旧班社，我好从中取利，欺压人，为所欲为。不顾一切的做了右派分子的急先锋，为右派分子效忠，打开了京剧院的大门，向党进攻，我是忘恩负义。报上已然揭发了右派分子，我还不死心，还打电话给农工党要主意。由于党的英明，同志们的眼睛雪亮，我的真象才被揭露。在开始时，我表现得很不老实，以为自己是运动的老手，交代避重就轻，想混过去。还跟茹元俊说不要怕运动，就是这样，还说盛兰是胆小鬼。听了田局长的启发，我错领会了，想把问题一个人包下来，破罐子破摔了，维护叶家的家声。我弟兄所有行为，大家都知道，就我不提出来，很早就已臭的不可闻了。我在科班时，我知道我的哥哥们把学生们吃的粮食盗出卖了修自己的房子，铺磁砖地；我知道叶盛章和叶龙章如何研究克扣上东北演出时同人们的饭钱，俩人私下里分。我们叶家不管是大伯子与弟妹，不管是外甥外甥媳妇、徒弟、徒弟媳妇，也不管是嫂子弟弟，通通在一起说低级庸俗的话，甚至骂组织骂党员、社会主义。所以我说不是我提出来，叶家才臭，而是根本就臭。以后我又顾虑怕坐牢、怕失业、怕十三个孩子没有人养活，所以交代不老实。经过组织上，同志们再三的耐心的教育、揭发、帮助，我才认清自己的丑恶的丧尽良心的反党的严重罪行。我文化水平低，不会批判，但我知道旧社会坏思想毒害了我，使我陷入臭泥坑。党和同志挽救了我，把我拉出臭泥坑。我知道了救我的是党，害我的是反革命右派分子。这次我深深受到了一次教育，使我知道，只有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能富强，人民才能过着幸福的日子，永远不受剥削，不再贫穷，我们的京剧艺术才能发扬光大。如果让右派分子得势，就将要走向黑暗的人吃人的旧社会去。我所犯的罪是严重的，只有共产党才苦口婆心的对我进行改造和教育，如在旧社会就随便把我提出去处死了。
只有把旧思想连根挖出去，才能改造做好人。田局长说：要做一个人民的演员，他发灵魂首先必须纯洁，否则就不相称。我如还象以前的丑恶，人民会抛弃我把我扔进马桶。我决心狠狠地把丑恶的灵魂消灭掉，换上好的灵魂。决心将功赎罪，报答党对我的恩情。要求党考验我，审查我，我有决心在党的领导教育下，同志们的帮助下，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做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人，为人民服务。
最后，我要求党给严重处分，我是人民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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