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1 作者：费孝通
费孝通1．1956年8月4日离京，参加人代民族委员会云南委员会云南少数民族调查工作，国务院专家局要我顺便到西南检查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盟中央也要我视察盟务，都事先通知当地有关部门。我先到成都住了半个月。同去成都的有调查组杨向奎(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郭方(专家局干部)。
先交代工作经过：到成都后，先后找了盟四川省委潘大逵和田一平，又到川大找彭迪先，说明要通过盟员了解高等学校知识分子问题，在盟省委召开工作干部会议交代了工作要求和方法，又向党省委宣传部报告了工作计划。8月6日由盟干部到各校盟支部商量座谈会名单，8月7——8日我参加了四个高等学校的座谈会，并要求他们分别串联，集中汇报。
4个座谈会参加的人是：
8月7日下午医学院：黄克继、曹钟梁、蒋左挥、康赓、蒋子昂。
8月7日晚财经学院：张永言、王仲哲、雷启荃、王玉槐、谭本源、柯瑞棋、赵桓生、陈豹隐、汪桂馨。
8月8日上午四川大学：蒙思明、张默生、李荫桢、赵华明、郭士堃、冯汉骥、陈子长、陈志宪、黄枢。
8月8日下午工学院：康振黄、陈秉良、吴持恭、宁开平、李国润、刘克本、曾宏、李仲元、刘振华。
各校材料汇集后，由干部起草综合报告，在盟省委干部会上研究(有潘、田参加)，再把草稿交回各校盟组织讨论，然后在15日向党统战部、宣传部、高教局汇报，事后，我在16日盟省、市委干部扩大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又写了一个书面报告寄专家局和盟中央(发言和报告的均印在民盟中央的内部文件：文教工作参考资料汇编)。
在会外，由潘大逵约章士高一起吃过一顿饭，由燕京同学张世文、蒋子昂(他的爱人)李安宅在梁 家里吃过一顿饭(梁是过去燕京的教员，和梁漱溟一起搞乡村建设运动的)，在民族学院吃过一吨饭是几位院长约的，又和吴泽霖(他的爱人马士芳)、李安宅等谈了话，通过杨向奎了解了镠钺、张贻荪(会藏文的)的情况。
2．交代工作动机和我的思想情况
总理的知识分子报告、政协第五次会议(1——2月)盟第二次代表大会(2月)苏联20次代表大会(2月底)陆定一部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5月26日)，全国人代大会(6月)——是1956年上半年一系列的大事，在我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波动。总的说来，我过去压制在心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情绪进一步冒出来，而且更直接的支配了我的活动。
知识分子报告后，我错误地认为知识分子面貌已基本改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思想改造上立场问题已经解决；知识分子有能力没有发挥潜力的原因是在条件不够，主要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贯彻责任是在基层的党的干部。要向科学进军，须在业务上帮助知识分子，而关键在发挥老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苏共20次代表大会批判了个人崇拜，我又错误地认为苏联过去缺乏民主，把斯大林看作了个人独裁，而且认为社会主义民主问题要在中国解决。
陆定一部长报告后，我错误地认为‘两百’政策是开放自由言论，不但在学术界开放唯心主义，而且有关政治问题也可以没有界限的发表言论。罗隆基在人代发言中提出‘交响曲’的说法，我曾加以反对。他的说法是错误的，而我却从另一个错误来反对他的。我主张有啥说啥，不要有限制，不要有顾虑，那就是开放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更重要的错误是出于我对“两万”方针——两个万岁，也就是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体会。这个方针是在盟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提出的，从那时起我心里一直有这个问题，怎样通过盟对党进行监督。我特别关心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因为我在心里长期没有消的资产阶级思想中一直包藏着资产阶级民主这个东西。我在‘重访英伦’一书里(1947年)曾提出了‘苏联有经济民主，英美有政治民主’这种荒谬的论调。解放后，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后曾写了文章说对于民主的问题有了一些认识(1949年，见‘我这一年’)，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并没有深刻批判，更在感情上并没有改变过来。那时起我就把这个问题封了起来，不再去提他了。心里对资产阶级民主是留恋的。因此，在历次参加政协和人代会时心里总感觉到有些不对头。我曾经说过许多怪话。把代表们的发言分成八股。去年还和坐在旁边的代表说‘怀仁堂应当有个咖啡馆，代表们听腻了可以自由去闲谈，这样才能提高发言的质量’。我常常在开会时看书，写稿子。我对于选举的方式也有意见。这些情绪在我心中已积得很久。到去年我认为‘百家争鸣’了，可以把这些话说出来了，所以在新观察发表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后记’。这篇后记很清楚的暴露了我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对英国式的议会是有留恋和好感的。我所设想的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批评政府，批评党的场合，实际是一个自由发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场合。在本质上是完全和社会主义民主相反的。
从这个立场上我去考虑互相监督，必然是要把民主党派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一个在野的反对党。但是当时我是这样想法的：社会主义民主在现在的制度下是可以发展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发展出来，因此，我们必须来搞，把资产阶级民主中的好东西吸收进来。而且，我自己觉得应当在这方面出力量。我记得在昆明统战部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曾经说过，‘我觉得有兴趣的是民族和民主两件事。我参加民主党派工作就是为了要实现民主’。我这两年在民盟做事的动机是这个。现在想来是极可怕的，我是在为资产阶级民主努力，那就是积极地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立场错了，我这一切都是犯罪行为。
我是自觉地要找‘互相监督’的具体办法，成都的活动动机是这个。我在8月16日的发言中说：‘要找长期共存的理论根据，在书本上我还没有找出来，但不妨从实践里摸索一下。’当然，从我当时所想的说，我还认为这是在搞社会主义民主。我曾说：‘知识分子过去是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是有矛盾的，有阶级的对抗性，不能谈监督，现在由对抗的阶级逐步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而互相监督是一个发展，是内部问题。’‘长期共存是从知识分子起了变化的情况出发的，不然是说不过去的。’这是我从知识分子错误估计出发的，而且以此为幌子，自欺欺人，把资产阶级民主偷了进来。
我所谓互相监督就是把知识分子的要求通过民主党派向党和政府提出来。什么要求呢？我虽则说应当是‘正当利益’，但是我所做的却是那些知识分子不便和党说的心里的话，那就是落后的和反动的要求。我说：‘党与非党之间，还有一些距离。还有些知识分子心里有话不便和党说，盟在这方面作为党的助手是很有用的。’又说‘我们收集了许多情况，及时向党、政反映，并对领导上的一些措施，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这些问题如果得到适当解决，就可以进一步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如果只看表面的话，错误也不清楚，作为民主党派是应当把所搜集的情况经常向党反映的，错误是在代表些什么意见，做出些什么建议，向党要求些什么？这些具体的事实暴露了立场，也决定了这些工作的本质。
3．我采用的还是上面已经讲过的串联方法。而且我又自己到各校的座谈会上讲了话，鼓励大家有什么意见都谈，不要有顾虑。很自然，意见多的话也多，而且互相感染，很多对学校领导，对高教部、卫生部、对党的不满情绪得到了发泄。比如医学院对配备助教问题意见很多，我就支持他们，认为上级对他们不公平，要他们多向上级提意见。又比如几个学校都有人说领导上对各种教学改革都向下布置，搞得疲于奔命。我不但不深入了解那些改革，而就接口说这就叫‘奉公守法，闻风而起’(这句话是我出发前从民盟文教委员会秘书吴春选那里听来的，他说是高等教育部视察西南之后回来说的。)而且说，我们北京就不这样，不能做的就不做，四川日报所揭发我的话是事实。我也表示要帮助他们反映，而且要做到有反映有交代。
工学院康振黄原来对他的地位不满，我是初次见他，他话说得很多，而且是教务长，我在报告中采取了很多他的意见，而且我表示支持他。‘一间房，几本书’是他的话，我写在‘早春天气’中，他到北京来开会，正逢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讨论我西南汇报的座谈会，请他列席，他发言说，西南没有这种会，北京空气不同，主张通过业务进行思想改造。我很赞成他，我到了苏州，因为想起有人反对‘早春天气’里‘一间房、几本书，说是不管天下大事，脱离政治，所以写了一封信给他，要他写篇文章发挥他这个提法。他已暴露是右派分子，我鼓动了他的右派思想，还和他联系，都是事实。我有责任。
四川大学座谈会上意见最多的是张默生。我不认识他。他对搞规划、搞教学计划、听报告、填教学日历、口试、人事科都有意见，而且很尖锐。他吸收到了报告里去。
很显然的，我搜集来的主要是反对学校和上级领导的意见为多，我主张经过综合后，再拿回各校去讨论。我当时认为这样就比较妥当，经过讨论事实也不会有太大出入，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做法起的效果又是极坏的。因为把当时各人的牢骚综合了，拿回去，并没有人出来反对，没有进行批判，结果又在群众里宣传了一番，许多中间分子受到了感染。
我从这种做法中得出来的综合报告，反映了我自己的立场，对成都各校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成绩提得极少，而且说‘主要是在改善教师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方面’，这些方面的措施又是‘没有很好坚持下去’。结果是‘知识分子工作还没有完全脱离搞运动的作风，风吹过了也就没有了’。就是这样否定了成绩。
以专家局副局长的身分向国务院领导上写这样的报告是极端错误的。而这种片面地反映落后和反动意见，作为‘互相监督’的内容也说明了我所要求于民主党派的实质是做反对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暴露党和政府缺点，打击党和政府的威信，为夺取政权作准备。
4．我这些思想和活动显然是没有接受党的领导。但是我在8月16日干部会上发言中却这样说：‘这工作是符合党的政策的，情况也是党委需要了解的。从组织关系看，整个工作过程，不断与党委交换意见，不断起联系作用，就是各学校党委也了解这事，因此，整个工作是接受党的领导，不是分庭抗礼，自搞一套。’
检查起来，这些话完全是错误的。首先这项工作并不起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反的是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强调条件，并没一字提到思想改造问题。这是和党的政策背道而驰的。
其次，我虽则确是把工作计划通知了宣传部，工作过程中也要求各校支部和党委联系，最后也是向党汇报。过去我一直认为这样就是没有脱离党的领导了。现在认识到这才是欺骗党的罪恶行为。党委委托和同意我做的是根据知识分子政策办事。我既然违反了政策，自己搞一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而还要报告做什么呢？事实很清楚，不这样我就不可能搞这些活动了。我需要党点头，要党保护我这些非法活动，这不是欺骗是什么？当然，我应当说，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个，但事实是如此。从我对‘互相监督’的认识起，我一直对党是平起并坐相对待的。既然是分庭抗礼的关系，当然不可能是接受领导的了。这个错误是根本的，也是极端严重的。
6．这次工作是我主动要求四川盟省委布置的。在商量时是通过四川省委全部干部的，和潘大逵谈话时都有田一平(党员)在座，而且我是觉得潘出力不够。这话我在昆明见到史良副主席时还汇报过。
潘带我去找韦士高一起吃饭，韦是川大的一个老教授，思想落后，过去是青年党，吃饭时没有谈有关政治的话。但是后来据潘自己揭发，罗到成都时。也就潘带韦见过罗，而且罗有意要提拔这个人的。
罗后来到四川去视察，是年底的事，事先我并不知道。在昆明开盟三省工作会议，才听四川的代表讲到这件事，那是在今年1月。
在燕京老同学请我吃饭时见到张世文，他也是川大教授，原来是学社会学的，华西的教授，社会学取消后，他一直没有安心。和我谈了一次话。我表示要帮他的忙。
来源：《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的军师-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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