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3 作者：四川, 陈谦
四川、陈谦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由来已久，在肃反后便大大发展起来，而在波匈事件后，更为激烈。现分几方面写在下面：
(1)我说：肃反搞糟了，伤害了我的自尊心。
(2)我说：肃反中，把我关了半年之久，是侵犯人身自由。
(3)我说：宪法上规定保护人身言论自由，一到运动来，就不生效了。
(4)我说：肃反时提大约百分之五是坏人是错误的。中央这样提，下面不按具体情况，就主观主义的认为：文联百人，应有五人。所以我才被审起。又说：500万知识分子，难道有25万反革命吗？可见主观主义害人之深！
(5)我说：把人弄去画室关起，还说是保护，简直不通。
(6)我说：经过肃反，我的什么积极性都完了。
(7)我说：原先我还相信领导上不是完全想振我，经过肃反，这种相信只保留一点儿了。邱(指右派分子邱原——编者注)说：我早就对党绝望了。
(8)最初，我曾对流沙河谈起，我怀疑胡风是不是反革命？后来听晓枫说，北京有民主人士在请求保释胡风，胡风根本不是反革命。我相信了，还说：有那样傻的反革命吗，写30万言去进攻？流沙河说：胡只是一些历史上的问题。如今他们(指党)骑马难下了。(注：流在会上说他从未怀疑胡风是否反革命，那是撒谎！)
(1)匈牙利事件发生时，我说：民主自由真重要。我们中国也有那样的因素，要不然，肃反后，为什么周总理要来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呢？
(2)我说：匈牙利事件的起因是伤害了民族自尊心。我国硬搬苏联经验，还不是伤害民族自尊心。
(3)我说：这下，该给党敲起了警钟了吧？
(4)我说：铁托是最英明的领袖，南斯拉夫最自由。
(5)我说：匈牙利事件开始时，根本就是革命的。卡达尔却宣布那事件是叛乱性质。出了问题，就往资本主义国家身上推，简直不通。其实，那事件是官僚主义造成的。
(6)我说：卡达尔也使出拉科西的手段来了。
(7)“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发表后，我说：我怀疑有没有修正主义。又说：南斯拉夫搞得好，那么民主自由，还说人家歪曲了马列主义哩。
(8)我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根本就是制度造成的。邱说：要是无一套适合个人崇拜的政治制度，斯大林怎能统治20年？流沙河说：斯大林早期在格鲁吉亚，就制造过政治陷害。这一点，列宁死时，曾指出过。后来，斯大林将对手——如托洛斯基一个一个打倒，才独揽了大权。流又说：斯大林设秘密警察，放在党中央之上，所以能任所欲为。
(9)我说：斯大林上台，是靠了政治陷害手段的。
(10)我说：以前说铁托是反革命的人，包括记者漫画家在内，都没有良心。此话流、邱皆说过。
(11)我同意铁托的看法，苏出兵是必要的，但是个错误。邱说：苏联出兵，是大国沙文主义！
(12)我说：拉科西下台，格罗保留，都要事先经苏联同意，那么，匈牙利还有什么自由和独立呢？苏联干涉别国内政，正是大国沙文主义。
(1)我说：民主集中，应该先民主后集中才对；如今搞反了，事事先集中后民主。如象评级，上面决定了才拿下来通过。又如选举，上面先决定了选几人，群众举手通过。这些事根本说不上民主。
(2)我说：以前的选举那样巫教，还要搞个表面竞赛，如今连这个都取消了。
(3)我说：去年好多城市庆祝进入社会主义，简直是形式主义。其实，好多理发店、纸烟店，空有合营招牌，其实质还是私营。
(4)我说：中国的个人崇拜也存在。什么歌呀诗呀，都把毛主席比做救星太阳爹娘；这些诗歌的流行，不加禁止，难道不是宣扬个人崇拜吗？难道和制度没有关系吗？又说：因误传了毛主席关于对陈其通等的批评，下面就出乱子。这正是个人崇拜的危害性。
(5)我多次说：我什么也不要，只要自由。
(6)我说：鸡蛋猪肉供应不上，总是粮食统购搞出了偏差，农民没有饲料喂猪养鸡。晓枫还向我说过，统购是上面硬派数字，逼死了农民。
(7)我、邱说：党自己就缺乏自我批评精神。肃反搞糟了，不敢公开承认，只好将错就错。
(8)我说：每个单位，都要安插党员去领导。因此，有些时候成了外行领导内行，怎能不妨碍工作？
(9)我说：少管政治，多写稿吃饭是正经。
(10)我拒绝思想改造，说：几年来的思想改造，改来改去，改出了两种人，一种是象我这样的落后分子，另一种是往上爬的人。
(1)我说：文联存在着宗派主义的小圈子，那是从合省后开始的。李累从川东来，便有席向、傅仇、文辛；友欣从川南来，便有杨树青、陈之光、周天哲(当时周尚未和友欣闹僵)。
(2)我说：李累袒护人。如傅仇席向，历史上明明有问题，肃反时也不搞；陈新萧然更是这样。而我，历史上没有政治问题，却偏要怀疑，偏要振。这不是宗派主义是什么？此话我和邱漾多次谈过。
(3)我说：李累最主观，最粗暴。后听了流沙河造谣，又说：李累阴险。流说，李累尚权术，善于拉拢一批人，打击一批人。我说：李累对我们管教，是家长式的统治。
(4)我说：友欣表面谦逊，实际最主观。又说：从友欣身上，我看出了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的特征。
(5)我骂过杨树青“什么东西”，骂过席向“奸狡可怕，惯会造谣”，骂过萧然“阴险”，骂过陈新“倚老卖老”，骂过傅仇“又不靠往上爬吃饭，何苦要吹捧”。一句话，都是小人。
(6)我向流沙河说：对李累等，我是“敬而远之”；对席向等，是“恨而远之”。
(7)我说：领导上脱离群众，只听那几个人在耳边上吹。
(8)我说每次批评我，都是振我。
(9)我说：常主任不大管事，遇事都听李累摆布。邱说：常主任象贾母，害了人还不自知。
(10)我说：文联遇事是李累说了算。
(11)我说：文联非久留之地，得赶快离开。邱说：文联是小人得势，领导偏信。我们说：得赶快设法搞专业化，只有那样，才能得到自由。
(12)我说：人怕伤心，树怕剥皮。回回运动都振我，振得那样惨，还叫发挥积极性，我只有消极性！
(1)我错误的认为，党的领导，包括文艺方针、共产主义世界观等，都是教条主义，说：这便是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
(2)我说：由于教条主义，几年来的电影、长篇、歌曲、话剧，都没有出现好作品，还不如五四时代。
(3)我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公式化概念化，民主国家产生得最多；又说：教条主义的发源地是苏联。
(4)我非常同意波兰一些作家的说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一种蜕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大的教条。
(5)我说：应该反对本质论，反对主流论，反对重大冲突论。一写作品就考虑这些，就会导向概念化公式化。
(6)我说：文艺根本就没有阶级性。比如契诃夫的小说，全世界各阶层的人民都喜欢。
(7)我主张文艺为人类服务，不一定服务于一定的阶级。
(8)我主张：要写出好作品，只要一个条件，就是“良心加技巧”。
(9)我说：理论不能指导创作，越学得多越教条，不如不学。我宣称，我是文艺理论的怀疑论者。对这一点，流沙河曾和我辩论过。他说：没有理论，怎能打垮教条主义呢？
(10)我说：文学应反映现实。生活中存在着阴暗的东西，应该揭露，否则就不叫现实主义。
(11)我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叫在一定程度上要对生活有所粉饰，所以是一种蜕化。
(12)我说：党的宣传部门，不懂文艺，却要来领导，其结果只有大大助长公式化概念化。
以上就是我的反动言行。大字报上所揭发的，大都真实，就没有写进去了。这些反动言论，凡是未加写明的，都是我和邱原一起谈的。大都是我谈过他也谈过，其中一些，和流、晓、遥(指右派分子遥攀——编者注)谈过，以流最多。
在编辑部，我、储(指右派分子储一天——编者注)、遥三人，一唱一合，企图取消党的领导，企图改变编辑方针。不过得说明一点，我的言行，没有受任何人支使，也没有支使任何人。
(1)友欣要来时，我说：以后工作不好做了。储说：友欣来了我就走。遥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一唱一合，说心里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我说：友欣最教条，他来了，审稿便不自由了。我又公开说友欣独裁，骂杨树青什么东西。以后还说：我不干了！以后还说：要是谁再用行政手段来对付我，我就要骂！我这样闹，无非想使友欣少妨碍我的“自由”。
(2)在《草地》编辑部的组织形式上，谁提出要取消执行编辑，储又提出取消组长。我非常赞同，说：两级制最好，可以简化审稿手续，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等。又提倡编辑独立负责。其实，想增大自己的权力。
(3)我又强调所谓的集体领导。说：主编不应该有最后决定权。说：主编与编辑的意见发生分歧时，应把稿子交下来讨论，作出最后决定。其目的，无非想削弱友欣的权力。
(4)谁提出编辑轮流当执行编辑时(储一天和文辛都提出过)，我开始曾同意，后来觉得那样作仍不会自由，便不同意了。
(5)在编辑方针上，我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不懂，在座诸位也恐怕不懂，因此不必提倡。又说：应该只提倡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遥、储都同意。以后我又常谈我的错误的文艺观点(已如前述)，说：如今的作品，浪漫主义气息太少了。我还说：文艺不一定要写工农兵，不一定要写正面人物，不一定要为工农兵服务等。其目的，无非想改变刊物的政治方向。
(6)应该特别谈一谈我们常宣扬的干预生活。我提倡大胆干预生活，大胆揭露黑暗面。储、遥也这样提倡过。我说晓枫写得好，正因为他的作品符合我的这种思想。“向党反映”一稿，我、遥、储都说真实。我、遥主张改用，储主张作者自己改。我多次说晓枫的作品是真正现实主义的。我不仅替他删改，还主动推荐出集。出集的事虽经文辛同意，但我唯恐出不出来，又私自写介绍信说晓枫是“较优秀的业余作者”。陈骏的一个歪曲生活的剧本，在我眼里，也变成真实的了，只在技巧上提了些意见。“向党反映”两续篇铅印后，遥通知了晓，我曾劝晓抽去，以免挨批判。
(7)刊物的理论部分，正是体现了战斗力。我虽不敢公开说要取消理论，但却说：理论不能指导创作，我是理论的怀疑论者等。遥也支持过这些意见。我还说：这些批评(指对草木篇的批评)大都是教条主义。这样说，无非想取消理论。
(8)张幅初来，不了解情况，我向他说了许多不好的话，如说友欣教条，杨树青可怕，萧然阴险等，意图使他不满，又曾向周、赁说肃反搞错了我，意图取得同情。这些言行，起了挑拨领导和同志、同志和领导、同志与同志之间的关系的作用。
我在编辑部的所作所为，其目的是想取消或削弱党的领导。应该说，周天哲和流沙河在星星的所作所为，在我思想上起了一定的影响。比如我提议不必遵守上下班制度，就是从他们那儿硬搬来的。
(1)开始批判〈草木篇〉和“吻”地，流、邱、晓、遥和我，私下都说〈草木篇〉根本不是毒草，说是教条主义进攻了。我说：“吻”根本不色情，写得非常真实。还说：批评“吻”的人，都是假道学夫子。这些话，在编辑部也公开说过。
(2)有天晚上，流沙河来我家。当时邱原也在。流说了一些“内幕消息”如李累在宣传部告密，进行政治陷害等。(现在才明白那是周造的谣)我的思想本就反动，这一煽，便更厉害了。当时，流还说应给以反击，应造成舆论。后来我们还骂过李累(如前所述)。
(3)我写一篇“白杨的回答”。内容是替流沙河辩护，攻击友欣的。我把这篇东西，署了化名，交给流沙河。流说他立刻转给报社，就说是读者来稿。
(4)当时，听晓枫说，他已到处去组织反批评去了。
(5)开过那次行政会后，我和邱都称赞周、流骂得好。后来，流说：明天开会时不要发言，看他们怎么办。又说：沉默就是抗拒。
(6)不久后，流、周先后被批评了。我很害怕，曾叫流不要揭发我。
(7)我和邱私下谈起这事，都说：决不参加那会，免得受气。我说：即使饿饭，也不去参加。因此我写了退职书，决定自绝于革命。后来，流沙河来劝我，说了利害，我怕了，才去参加的。
(8)被批评后，我和邱原说：再不要管那些事了，还是多埋头写作品吃饭是正经。这以后，我和外人就不往来了。只有邱原，因搞集体创作，还常来。流沙河有时也来发牢骚。
(9)我和邱原说：得赶快争取搞专业化，脱离文联。
(1)大放大鸣时，我仍是怀疑的，因此不愿出头露面，只在内部发言。我说：改造几年的结果，改造出了我这样所谓“七君子”，另一边出现了席向那样的人。又说：我已对文联领导绝望了。这些话，都带有一种进攻的性质。
(2)我也曾想去大会发言为〈草木篇〉辩护，后来打消了这念头。我说：我只参加放，不参加鸣。
(3)对邱漾(即丘原)的发言，我说：骂得好。但我劝他在校小样时，把“曾国藩”字样删去。他也觉得不是事实，便删了。
(4)我也同意储的发言，但他说没有宗派主义集团，我却不同意。
(5)流沙河退团的事，最先是有次晚上在人民公园喝茶，他谈了许多对团组织不满的话，说团不但不保护他，反把他当作木鱼，时时敲打。当时我和邱原都劝他退团。邱说：你退了团，以免整风时挨振。我说：你退了团，才会自由。他表示同意。
(6)一次，我、邱、流和另一个朋友(以前的同学)去南郊公园喝茶。一去，因晓枫一家子也在那里，流便和晓枫谈去了。我们在这边打了许久朴克，流沙河才过来，拿了文汇报给我们看，上面有他的“访问记”。邱原说：你应该把李累的名字加上去，叫他也尝尝挨批评的痛苦。我同意。流表示惋惜。
(7)这以后，我就下去了。和邱原去江油时，曾说：暂时自由了。赶快创作，争取早专业化。
我还要继续交代。
8月3日
(1)在一次学习会上，我宣扬我是理论的怀疑论者，流沙河与我争辩。白航说：“我同意茜子(编注：即陈谦)的看法。”
(2)遥攀的小说，单就其结构看，总是希奇古怪的；而内容，则大都是反动的。有次，我劝他要考虑作品出路，并说结构上他走了邪门。他说：“发不出我就存起来，总有一天会证明我的写作道路是正确的。”
(3)我认为，并多次强调，作品最重要的是主题的深度——即必定须有人生哲学的意味。举例说：“打麻雀本身，无论怎样写，都不能包含人生哲学。故这题材不能写深刻。”这话在编辑部公开说过，私下和邱原也说过。他赞同。
(4)我认为，生活中的小事，如果能表现主题的深度，都是好题材。我认为，契珂夫的小说，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作为我反对“重大冲突论”的论据之一。
(5)我、流、邱认为，中国电影除“白毛女”外，其余的都很差，特别是艺术性低。我们说：“这都和教条主义有关。”
(6)我、邱曾说：“我们为中国的文学事业感到难过。这样搞下去，永远不会再出现鲁迅和曹雪芹了。”
(7)我常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比“红楼梦”更好的作品。为什么曹雪芹无马列主义观点，却比有马列主义的作家写得好得多呢？
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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